郭文景：我是一个天才
时间：2005年12月29日
【来源：新京报】
《千里走单骑》作曲、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之一回忆自己的成名路
中国传统文人音乐在郭文景看来，是那么脆弱，他超越传统，在音乐的世界里傲气飞扬。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人物
郭文景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歌剧《狂人日记》、《夜宴》、《凤仪亭》，交响乐《蜀道难》、《B小调英雄交响曲》、《远游》，交响诗《川崖悬葬》，交响序曲《御风万里》，协奏曲《愁空山》，室内乐《戏》、《甲骨文》和《社火》等。其创作的《蜀道难》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同时，他还为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李少红的《红粉》、滕文骥的《棋王》以及《南行记》、《死水微澜》等40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写过音乐。
《纽约时报》称郭文景是“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许多重要的国际艺术节都曾安排他的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或上演他的歌剧。
传统文人音乐像纸一样薄
1978年考入北京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有30多个，很多都是世家子弟。现在20多年过去了，最优秀的作曲家都是家里和音乐无关，而且学习条件非常不好的。但是这群人却是狂热地喜爱音乐，克服一切困难来学习音乐，命中注定是要学习音乐的……
18岁的时候，我就改变志向要当作曲家了，这是因为长久听样板戏长大的一个人突然间听到了西方音乐，当我偶然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时，真是有一种被电击中的感觉，那种音乐的交响性与张力，远远超过了我以前听过的所有样板戏或者所谓的中国的交响乐。
一直到后来，当我终于可以敞开了听西方现代音乐时，那五光十色的一切曾令我十分着迷。但渐渐地，那些不论是朦胧、华丽、纤细，还是痉挛、粗野、呻吟的东西，都不太能打动我了。惟有肖斯塔科维奇如岩石一样坚硬冷峻的音响，简练激昂的节奏，还在震动我的心灵。
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忘情于山水的音乐，它们像宣纸一样薄，像宣纸一样轻，像竹子一样细和脆。我也很不满意中国音乐界在古代神话中兜圈子，我认为音乐应该关注现实和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于是我立志要做作曲家，写那种男人的顶天立地的音乐，我要写崇高的、磅礴的、宏大的交响乐！
我狂热地开始学习作曲，没有作曲教科书，就用自己辛勤搜集抄写来的小提琴曲谱去与人去换，如果换不来，我就去抄别人的作曲教科书，而且还无理闯入别人家里求学。
不可思议的拜访
今天要去拜访一个人不预约是很无礼的，但是我当年是招呼都不打就闯到别人家里去。我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已经拜访过一些老师。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都是非常热情的好人，但是最不能忘怀的是两个人。
一位是上海的朱践耳先生。1974年的时候，我随重庆市歌舞团到北京参加文艺汇报演出。演出完毕之后，其他人都回重庆了，只有我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敲朱践耳先生的家门。
真是不可思议，他与我素不相识，我却在他家连吃带住了好几天，他还想尽办法帮我买从上海回重庆的船票。他只给了我上了一堂和声课，虽然只有15分钟，但是教的人很优秀，学的人也很优秀———我也是个天才嘛！
朱践耳先生的这堂课给我灌输了正确的观念，令我终身受益。学生在大学要学1年半的和声学，学习和弦的构造、每个音是怎么由一个和弦运动到下一个和弦……但是朱践耳给我上的第一堂和弦课是教导我和弦所能够产生的艺术效果。
他把他创作的《接过雷锋的枪》的引子弹给我听，引子只有短短几个小节，他告诉我，这个引子配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和弦，能够产生三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因此既有色彩的变化又有朝气蓬勃的效果。这堂15分钟的课给一个作曲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让我从一开始就树立了正确的理念———和声不是数学学问，而是实现艺术的手段。
另一位是四川音乐学院的高为杰教授，我把自己的作曲习作邮寄给他看，他像对待正式学生那样进行了详细批阅，还不厌其烦地把批改过的稿子给我邮寄回来。
我感动极了，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他的弟子。
我必须坦白承认：我当音乐学院教授10多年，也有许多来访者，但我无论如何做不到像朱践耳先生那样；我也收到过很多作曲爱好者邮寄来的习作，但是我从来没有回复过，一封都没有回过……也许是因为我也沾染了这个浮躁社会的习气吧，我经常感到很惭愧……但是至少我对那些师长还心存感念……虽然我做不到像他们那样，至少我绝对是一个廉洁的老师。
虽然这两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八十年代，但是在八十年代我上大学时，老师和学生依然保持着这样的精神，我十分赞成回顾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
危险的“新潮音乐”
今天，“反叛”是很时髦的事情，一点威胁也没有。但我们那个时候，反叛不仅一点也不时髦，而且还会有危险和麻烦。音乐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一种说法，“郭文景写的先锋音乐和崔健的摇滚乐是资产阶级在音乐界的两大的怪胎。”
考上音乐学院之后，西方现代音乐再一次给我震撼。音乐学院在我们入学之时，是秉承苏联传统构建的教学体系，只能学习18、19世纪的西方古典音乐，譬如柴可夫斯基、巴哈……最多到瓦格纳，连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都不学，更不要说布列兹等人的先锋音乐了。
1980年，吴祖强请剑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格尔来中央音乐学院上了几星期的课，介绍西方现代派音乐。我们作曲系的学生都听得如醉如痴，记得当年还有一本《外国音乐参考资料》，做了一些对西方现代音乐的翻译介绍和引进工作。我们狂热地通过各种途径学习西方现代音乐，并把它们模仿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
我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每一步路都决意要摆脱欧洲音乐的影响，寻找自己的方式。我们的创作思想和官方发生了碰撞，被视为“离经叛道”，因此被命名为“新潮音乐”，老师奉劝我们说这样下去没有好下场。但是当时是激情年代，谁也挡不住我们的激情。
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反对，但是，让人难受的是那些最关心你的、最有学问的、最正直的老师也反对你，他们不仅从审美上反对，还有一种类似父子情意的关怀，他们语重心长地给我说他们自己当年的经历……
除了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音乐，罗中立在八十年代初引起全国震动的油画《父亲》也对我影响特别大。从我十几岁开始学音乐到看到《父亲》之前，中国的现实音乐从来没有像《父亲》那样让我明白艺术还有这样的功能、责任和力量———它能够提醒人们不要有意无意地忘记或者忽略一些事情。
我在八十年代的作品特征都是比较尖锐、粗犷、浓重，尤其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比较多。比如说《川崖悬葬》、《川江叙事》等，这基本上是和那个时代的电影、美术思潮相一致的，就是要反叛过去那种歌功颂德的所谓音乐。
“四大才子”开音乐会
当年想要办音乐会，只能依靠组织安排，否则你的曲谱只能在抽屉躺着。但是，我们可以到民间去寻求资助。这是八十年代最值得怀念的事情，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
1984年，谭盾第一个向社会寻求赞助开了个人作品音乐会。之后大家纷纷效仿。
谭盾拉的赞助好像是滕文骥的《大明星》剧组，瞿小松拉的是洛阳拖拉机厂，我找的是重庆一家音像出版社，因为该社刚刚因出版电视剧《济公》主题歌而赚了一大笔钱。
我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公诸于世。我的朋友领着我去见那家音像出版社的老板，老板很爽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老板的思想是：虽然“鞋儿破、帽儿破……”那盒磁带赚了很多钱，他很高兴，但他并不以此为荣。
我找到他说，我想开一场个人音乐会，他说没问题。
我说想找最好的乐团、指挥家、场地……“没问题！”我提给他的预算开支和他赚的钱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以赞助交响乐为荣。
当时我们办音乐会，文化各界也是非常支持。叶小纲是我多年的老同学，我们同居5年半，我对他十分了解，他这个人特别喜欢排场。
我还记得，他开音乐会之前特别得意地跟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音乐会请了谁来吗？”“谁啊？”“许国璋！”
“你厉害！厉害！”八十年代许国璋的英语教材在中国是一统天下。
时代不一样了，今天你就算得了国际大奖也不见得能够找到人来赞助你的音乐会，但是当时只有谭盾一个人得了个国际小奖，我们其他人并没有得奖，但大家都开成了音乐会，因为那个时代对于艺术还有热情，对于疯狂实验性的东西还保持敬意。
口述：郭文景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记者手记
“我也是一个天才嘛！”郭文景身体前倾，紧靠着面前的桌沿儿，手藏在桌下，两眼向下瞪视45度角，说话没有任何手势，吐字缓慢，偶尔亲切地笑，“我是书生模样，土匪性格”。
郭文景
有四川人的精明。大学毕业之后，当谭盾等人纷纷去国外留学时，他担心国外物质生活没有保障会影响到作曲，服从分配回到重庆，到祖国各地游荡，为当时的一些电影电视作曲，比如《棋王》、《南行记》……
但是不喜欢“火锅”，他要了一杯咖啡，加糖。后来又续了一杯白开水，仍然加糖搅拌。
1987年，郭文景的音乐会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老师苏夏说他真是遇上了好时候，但是先锋音乐仍然遭遇一片反对之声。郭文景说：“我就是要按照我的愿望写我想写的音乐，不管多少人骂我，不管离传统多远，你们爱骂不骂。”
今年10月12日晚北京音乐厅的国交音乐会，本来是国交赴荷兰参加“2005阿姆斯特丹中国艺术节”演出的热身，郭文景作曲的《英雄》交响曲是邀请方指定曲目之一。但演出当天，郭文景却扣下作品“总谱”，拒绝国交在当晚的音乐会和10月17日在荷兰音乐会中演出《英雄》。
“1987年，中国的交响乐团水平远远不如今天，《蜀道难》等作品的难度也远远超过《英雄》，但是当年演奏的效果我基本满意。现在这部容易得多的《英雄》却被他们演奏得一塌糊涂，以至于我要把它取消，别去阿姆斯特丹给我丢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