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音乐狂人郭文景
2014-08-19 来源: 北京日报(北京)
作者：裴诺
郭文景近照
郭文景，一位音乐狂人。
狂人，形象丰富、内涵复杂、蕴藉深厚。这里，融入了鲁迅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企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融入了韩熙载在超然自适、淡定从容外表下，以纵情声色、疏狂自放的自污来掩饰内心的挣扎和痛苦，歌剧《狂人日记》和《夜宴》呼出了郭文景“搞艺术的人要有艺术家的良心和责任心”的创作底线。
“月洁、山高、熊吟、狼嚎，我们在那种原始山林，仿佛回到了李白流放的途中。浮华世界只是一刹那在眼前流过，那种心境，才能写得出歌剧《李白》的音乐吧。”为了能与唐朝的李白在音乐世界里相遇，郭文景曾把自己流放到幽深而寂寥的原始森林。
在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骆驼祥子》第七场转第八场的幕间合唱《北京城》中，郭文景选用了京韵大鼓的素材，费尽心思地融入了骆玉笙京韵大鼓《丑末寅初》中的几个小节。刚写完的时候，这首合唱令他热泪盈眶，他想对这个已经生活了30多年的城市，拍着胸脯说一句：“北京，我对得起你！”
这就是郭文景，一个为音乐痴、为音乐傻、为音乐疯、为音乐醒的音乐狂人。
郭文景1956年生于重庆，那座空气中弥漫着豪气冲天的川江号子、李白吟颂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城市。“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重庆，李白笔下的古渝州，山之豪、水之柔、月之清，会给人多少美好的遐想。然而，风云突变的1968年，12岁的郭文景却迎来了梦幻般的人生转折。当时正处于“文革”中的重庆，各个派系间的武斗十分严重，整个山城枪炮齐鸣。为了抵御枪炮对一个12岁男孩的诱惑，爸爸妈妈为郭文景准备了一件对他来说十分陌生的礼物—小提琴。
他祖上没有一个人从事过跟音乐沾边的工作，爷爷是饿死的，父母亲都在医院工作。但父母期待这把价值八元钱的小提琴能够把郭文景拴在家里，不让他上街。
“我拥有了第一把小提琴，但根本谈不上学，甚至连弦是怎么定的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还有练习曲，更没有老师。教我给小提琴定弦的是我保姆的侄子—一个开长途汽车的司机；教我识五线谱的是我楼下的邻居—父亲医院的一个妇产科大夫、一个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她会五线谱，当她看我拿着一把小提琴时，竟从她家的箱子底儿里翻出了一些五线谱的乐谱。有马思聪的、有韩里的，如数家珍啊！呵，我这才知道，人民群众中各种神人都有！”郭文景觉得自己走上音乐的道路完全是上天的安排，“因为有一天，当我手头有了一把乐器时，周围的人像童话故事一样，变魔术般显露出他们懂音乐的那一面。”
1970年，全国普及样板戏时，重庆文化局建立了一个样板戏学习班，郭文景正式走上了职业的音乐道路，开始演出《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在他看来那是一段很愉快的时光。那期间，郭文景偶然一次听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那五光十色的一切曾令我十分着迷。但渐渐地，那些不论是朦胧、华丽、纤细，还是痉挛、粗野、呻吟的东西，都不太能打动我了。唯有肖斯塔科维奇如岩石一样坚硬冷峻的音响、简练激昂的节奏，还在震动我的心灵。”西方的交响音乐使郭文景发现了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新天地。“那是一片多么神奇的原野，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新鲜空气真真使人着迷！”于是，这着迷的孩子，竟把自己苦心搜集的小提琴练习曲悉数出让，换得斯波索宾的《和声学教程》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管弦乐原理》。如果换不来，他就去抄录别人的作曲教科书—他开始自学作曲了。
那时的他没觉得自学作曲有多难：“既然拉小提琴可以自学，为什么作曲不行？”但当时，郭文景一点也不喜欢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忘情于山水的音乐，觉得它们像宣纸一样薄、一样轻，像竹子一样细和脆；也很不满意中国音乐界在古代神话中兜圈子，认为音乐应该关注现实和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于是我立志要做作曲家，写那种男人的顶天立地的音乐，我要写崇高的、磅礴的、宏大的交响乐！”郭文景说。
1977年，他看到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央音乐学院招生简章。“作曲系要招十个人，当时想，全国招十个人我还考不上吗？就执意去报了名。偏巧那次参考的人很多，录取和报名的比例达到了1∶100。由于十年没有招生，那次报考人员的水平很高，学校扩大招生，从10人扩大到20人，后来又从20人扩大到了30人，如果没有扩招我可能还真考不进去。毕竟我是自学的，比不上那些有基础的。”
但郭文景认为，学艺术，才华是最重要的。“艺术需要灵感，需要天分，勤奋帮不了你。”对天才、才子这样的称谓，他向来毫不含糊，照单全收。
2014年6月25日晚，被广译成30余种语言文字、历经数次艺术改编、在中外读者和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的老舍名作《骆驼祥子》，华丽地完成了歌剧转身。
“《骆驼祥子》是我的第五部歌剧，但也是我第一部中国约稿、中国首演的歌剧。这一天，我整整期盼了20年啊！”《骆驼祥子》成功首演后，在采访中谈起创作这部歌剧的初衷时，郭文景眼中依然写满了幸福。“当国家大剧院邀请我写歌剧《骆驼祥子》时，我和大剧院工作人员已经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探讨选题，最终确定选择这一部老舍的代表作。以前创作过四部歌剧，但都是外国人向我约稿，这是第一部国内剧院约稿的歌剧。”
北京的题材、老舍的作品，这些都是郭文景喜欢的。“《骆驼祥子》里面人物很多，而且都很鲜活、有个性，这样的题材和内容适合写歌剧。”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直有大量国外约稿的中国作曲家，当一次次疲惫不堪地飞到地球另一端去排练演出自己的作品时，在昏暗的机舱里，他分明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在故土找不到活儿干而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而这次，他不用再背井离乡写歌剧。
但对郭文景来说，创作老北京题材的西洋歌剧，也是个挑战。因为虽然在北京住了30年—30年足以让人了解一座城市，可郭文景从没写过北京题材的歌剧。“《骆驼祥子》描写的是北京下层的劳动人民。有人说，这下可以大肆使用民俗材料了，但不，我反而要写一个典型的西方古典歌剧。我一个戏曲和曲艺的演员都不用，只用西方美声唱法，民俗的东西尽量降到最低。特别土的选题，如果写得和普契尼似的，才有意思。大制作歌剧讲究抒情性、悲剧性，不能搞民俗，一搞就小了。”郭文景坦承，“在创作中，我很傻，自己一直跟自己较劲，一定要自己满意才肯一段一段往下走，不管多累、经济账有多么不划算，我也要达到自己的要求才肯罢休。”
郭文景是从2012年初夏开始创作《骆驼祥子》的，本打算一年内完成，但最终却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拿出作品。“国家大剧院曾经努力劝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也提过各种能够加快创作步伐的建议，但我都没有接受，还是坚持要一点儿一点儿、一丝不苟、高质量地完成。而我的这些近乎不合理的要求，最终都得到了国家大剧院的同意和支持。”
这是郭文景迄今为止耗时最长的歌剧，也是他作曲生涯中规模最大的歌剧，整个歌剧演出需要三个多小时，只音乐就有两个半小时。这是一个长途跋涉的创作过程，两条腿只管机械地往前迈，即使饿了、累了、生病了，也不能停工。唯一一次停工就是创作期间生病躺在手术台上面了，除此之外，每一天他都得不停地写。从大清早写到中午，从傍晚写到凌晨两点，是经常的事儿。
郭文景对创作的这股傻劲儿贯穿在他音乐生涯的始终。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十年间，严肃音乐很不景气，大家都在干流行音乐，很多人削尖脑袋往流行音乐圈子里钻，但郭文景却是人家敞开大门让他进，他死活不去。1993年，他的好朋友李六乙当上了央视春晚的总导演，按说这是杀进春晚的好机会，但他却一门心思地写歌剧《狂人日记》。“我的好朋友、词作者朱一工一直劝说我加入写流行音乐的行列，我也曾想努力去做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可我就是拗不过自己的兴趣所在，还是想专心致志写纯艺术的、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音乐。”
“鲁迅是我很喜欢的作家，其实早在1983年我毕业时，就想写《狂人日记》，但我的老师苏夏说我能力还不够，我就又积累了十年。”最终，郭文景的第一部歌剧《狂人日记》在历经一年时间的创作后，于1994年在阿姆斯特丹首演大获成功，此后成为欧洲许多剧院和音乐会的重要节目。
阅读是郭文景生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书籍给了他很多养分，使他的作品具有厚重、宏大、悲壮和有历史感的特点，也使他开创了将中国戏曲演员引入歌剧的先河。
一直没有机会在国内演出的《凤仪亭》是一部很特别的歌剧，郭文景把剧中两位主角貂蝉和吕布一个定位为川剧演员，一个定位为京剧演员。该剧2012年在林肯中心艺术节演出、2013年在多伦多艺术节演出时均得到了五颗星的评价，《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媒体大篇幅报道，郭文景更是登上了《纽约时报》文化版的头条。该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自郭文景对中国传统艺术元素自身发展可能性和现代性的探索。
郭文景和很多戏曲演员有过合作经历，无论是京剧还是别的曲种、无论是从事演奏还是演唱的艺术家，都带给郭文景一个强烈的感受：“中国戏曲艺人的艺术被我们低估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郭文景认为，大约100年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危机，那时候中国人要挽救自己的社会和国家，人们希望中国达到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挽救国家民族的理论都是西方来的，革命的理论以及社会的模式都是西化的，仿佛西方就代表了先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舶来品首先在道义上、道德上就占了上风。这种局面，带来的结果就是对自身文化的低估。郭文景说：“我曾经读到一篇论文《关于贝多芬在中国传播的考察》，里面说最先用文字把贝多芬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李叔同和鲁迅，他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听过贝多芬的音乐，只是读到了一些文字介绍，就用毋庸置疑的口吻向国人介绍这是一个音乐的圣人。”
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70年代初，郭文景进入文艺界时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学洋范儿的，即使演奏西方音乐、作曲只是初级水平，在中国也会被奉为专家。而真正的民间艺人，因为不认识五线谱，就被认为是没有文化，一个中国传统艺人，无论他是说书的或者唱书的、唱戏的或者演奏某一种乐器的，即使他是大师，也不可能得到专家头衔。”
对于民间艺术，郭文景的认识有一个逐步的过程。“我小时候学西洋乐，崇拜西方的、喜欢古典音乐，瞧不起民族音乐。自己学习作曲后，我发觉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很了不起、很伟大，但觉得他们跟时代有些脱节，就想用西方现代的技术改变它们、改造它们，希望它们跟上时代的步伐。”
郭文景在和各式各样戏曲演员合作的过程中，最初就是要他们适应他的体系，而且是不惜成本的。“比如歌剧里用一个京剧小生，我就给他美声唱法的唱腔，他又不会认谱，也不会看指挥，只能专人教他，先让乐队录下来，再去听，背下来。事实上这种做法，他自己最大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最后还是学不会。”郭文景曾认为，中国传统艺人和学院派的人进行碰撞时，一定是前者要将就后者，因为后者代表着进步，代表着先进。
但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以前那种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人家干嘛要看五线谱，人家有自己的谱。民间艺术这个东西不是你拿西方技术改造就能救他的，而是要真正认识到它本身所蕴藏的各种可能性，要从那里面出发。不能去肢解他，要保证他的完整性。”
郭文景最终凭借着《凤仪亭》，赢得了《查尔斯顿邮报》这样的评价：“郭文景，正如名字所显示的，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作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级的精英，他选择了留在故土，而不是像班上很多其他同学那样，在西方国家发展各自的辉煌事业。尽管这些留洋的同学也在作品中加入了传统中国元素，但没人能像郭文景这般精于此道。在斯特拉文斯基和鲁托斯拉夫基的影响下，他已然用现代音乐的语汇构建了一整套纯正的（并且不断发展的）中国元素。正是由于这种国际二重性，使得他的音乐有今天的成功。”
痴、傻、疯，创作是这样，但身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的郭文景对待教育和学生的态度却始终异常清醒。作为音乐狂人，摆脱束缚，勇于创新，是为狂；不拘一格，豪放杰出，是为狂；气势猛烈，一往无前，是为狂；力思力行，大有作为，是为狂；执著一念，心无旁骛，是为狂。音乐事业、文化事业，需要这样的音乐狂人。
“当今要去拜访一个人不预约是很无礼的，但当年为了学音乐，我像是疯了一样连招呼都不打就闯到别人家里去。”郭文景这样描述当年为了学习音乐拜师的场面。
1974年，郭文景随重庆市歌舞团到北京参加文艺汇报演出。演出完毕后，其他人都回重庆了，他却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敲朱践耳先生的家门。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郭文景素不相识的朱践耳竟然让他在家又吃又住待了好几天，还想尽办法帮郭文景买从上海回重庆的船票。
朱践耳先生只给他上了一堂和声课，时间只有15分钟，但对郭文景来说却是受益匪浅。“他把他创作的《接过雷锋的枪》的引子弹给我听，引子只有短短几个小节，他告诉我，这个引子配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和弦，能够产生三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因此既有色彩的变化又有朝气蓬勃的效果。”郭文景说，这堂仅15分钟的课给他的作曲生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让我从一开始就树立了正确的理念—和声不是学学问，而是实现艺术的手段。”
怀着对音乐的更高追求，1977年，郭文景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与谭盾、叶小纲、陈其钢等为同学。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这些音乐学院77级作曲系的毕业生如今大多成为中国音乐界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
考上音乐学院之后，西方现代音乐再一次给郭文景以震撼。“音乐学院在我们入学之时，是秉承前苏联传统构建的教学体系，只能学习18、19世纪的西方古典音乐，譬如柴科夫斯基、巴哈……最多到瓦格纳，连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都不学，更不要说布列兹等人的先锋音乐了。”郭文景记得，1980年，音乐家吴祖强请剑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格尔来中央音乐学院上了几星期的课，介绍西方现代派音乐。作为作曲系学生的郭文景听得如醉如痴。“当年还有一本《外国音乐参考资料》，做了一些对西方现代音乐的翻译介绍和引进工作。我们狂热地通过各种途径学习西方现代音乐，并把它们模仿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
郭文景开始像疯子一样，狂热地学习、创作。他喜欢李白式的疯狂，《狂人日记》《夜宴》《李白》—他的歌剧写的基本都是“疯子”。这些来自国外的约稿很快让郭文景在海外声名鹊起。《纽约时报》称他是“唯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郭文景，著名作曲家，歌剧在他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狂人日记》，是第一部由国外委约并由国外演员演唱的中文歌剧，在中国歌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也是最先在歌剧创作中使用中国戏曲演员和在舞台上配置中国民族乐器的作曲家。他是歌剧作品在世界各地上演最多的中国作曲家。其歌剧《狂人日记》先后有过阿姆斯特丹、伦敦、鲁昂、法兰克福和北京等五个不同的制作版本并出版了CD；歌剧《夜宴》有伦敦、香港、巴黎-纽约-柏林、维也纳、北京五个不同制作版本；由林肯艺术中心制作的《凤仪亭》曾在美国查尔斯顿、纽约和加拿大多伦多公演；歌剧《李白》曾在科罗拉多、罗马、洛杉矶、香港、北京和上海公演。除此之外，他的歌剧还有很多音乐会形式的演出。
为中国国家大剧院创作的《骆驼祥子》是其第五部歌剧，但这却是他第一部由国内约稿并在国内首演的歌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