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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黄宗英: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是嫁给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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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是嫁给赵丹

[转载]黄宗英: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是嫁给赵丹

2015-8-30 11:54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赵丹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人”

东方早报2015-08-08



  “我想来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我现在想,赵丹确实是值得我爱的。他挨的批判我都不了解为什么他被批,我就只能抱着他,告诉他我站在他这边。”

  黄宗英


87日,赵丹的夫人黄宗英、表演艺术家秦怡与上海电影各界人士相聚举行“纪念人民艺术家赵丹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赵丹,原名赵凤翱,191587日出生。1931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期间参与“新地剧社”、“拓声剧社”演出,并参加“左翼剧社”活动。1932年成为明星电影公司演员,参与《热血忠魂》、《十字街头》等电影的拍摄。1949年后,在《麻雀与乌鸦》、《丽人行》、《武训传》、《聂耳》、《烈火中永生》等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塑造了一代人心目中熠熠生辉的形象。

90岁的黄宗英在会上,谈到了她与赵丹相识相恋的故事,也谈到了《武训传》被批判后两人的生活。


  《东方早报》整理了黄宗英在会上的发言如下:


  我好久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话了,今天看到大家,我感到很高兴。

  我和赵丹是在1947年的时候认识的,那是1947年的初秋,正是秋老虎的时候。我受邀到上海拍摄《丽人行》,那天我穿了蓝色的旗袍,阿丹来接我。他穿一件短袖衬衫,扣子扣乱了,袜子一只一个样,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朴实的艺术家,没有大明星的样子。我们合作得很愉快,片子快拍完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不应该离开,你应该是我的妻子。”我当时没有接他的话,打岔把话题岔开了,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丈夫了。

  我回到北京后,始终觉得我们的爱情没有展开,他就说要变成“夫妻”了。我就不知道他是真的爱我还是说着玩了。等到冬天,我坐海轮回到上海,赵丹来码头接我,他说:“我怕你回不来了,我专门到徐家汇教堂祈祷过,希望你一定要回来。”我很感动,我想他都去教堂祈祷了,他是真的爱我的,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那时候在昆仑电影公司,接了党的任务去拍《武训传》。一说电影要拍,赵丹就到服装间借了霉味很重很破的棉袄,我洒了花露水晒了两天,之后他就天天穿着。然后他吃饭也不上桌了,我说离电影开拍还早呢,你先来桌上吃,他说:“我要现在在桌上吃,我在戏里就不会在地上吃,就不知道袖子往哪搁了。”他就这么进了戏了。戏里的武训要被人打,拍完戏他回家也伤痕累累,因为他要求对方真踢真打。

  《武训传》刚拍完上映的时候,一片好评,领导也站起来鼓掌。可是没想到有一天会有人举报,要“彻底批判反革命电影《武训传》”,我们都傻了。那时候赵丹出门坐公共汽车,售票员说:“你还没被抓去?”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阵势来批判。张瑞芳说过一句话,“黄宗英变成贤妻良母的时候,就是赵丹又挨批了”。那时候我只能抱着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次赵丹在夜里自言自语,把我说醒了,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自说自话,你有话想说就把我叫醒了说,不然你这样我觉得怪瘆人的。”他说,“我怕我不会说话了以后怎么演戏。”他已经在政治上毁了,在业务上毁了,他想的还是演戏。

  直到后来拍《李时珍》,他渐渐找回了演戏的意识形态,《林则徐》后,才又找回了演员的自信。他演林则徐的时候我很担心,演清朝官员,穿带动物图案的衣服和马蹄袖,我担心他的形象不好,结果他第一个镜头出来亮相,我就放心了,他的形象还是那么光明。

  他一演戏就不理我了,进了戏我跟他说话他也像听不见。演李时珍的时候他也是穿着仓库的衣服回家。那个角色他要从17岁演到70岁,夏天热得不得了,脸上化很厚的妆,戴着发套,汗都没法擦,我就拿织毛线的针捅着他的脑袋,扎来扎去,为了让他舒服一点。

  我这辈子做过一些错事,也做对了一些事,其中我想来,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我现在想,赵丹确实是值得我爱的。他的一生大起大落,老是挨批判。可是他挨的批判我都不了解为什么,所以我没法劝他,我就只能抱着他,告诉他我站在他这边。我一辈子作为赵丹妻,大概也就是这个作用。

  他身体一直很好的,年轻时还参加厂里的足球队、篮球队,虽然会跑得直喘气。也就是1947年的时候,照了胃镜,说有轻微胃溃疡。1980年他突然病倒,去北京看病的时候已经不会走了,是我的大儿子把他背上飞机。当时北京天很热,他却一直喊冷,进了协和医院,中央空调没法调,我们就找了木匠来把空调钉死。可是他还是冷,我只能把他的脚放在我的肚子上,让他暖和一点。我们很努力地调节他的饮食睡眠,他也不见好。

7月回来,电影局局长找我去,说他得的是胰腺癌,癌体已经8厘米,很难开刀,要保守治疗,要化疗。于是我们就开始保守化疗。我很仔细地给他吃他喜欢吃的东西,鱼、虾、甲鱼,可是他一点肉也不长。7月底他突然大吐,吐得血也出来了。我们又去了北京,可是去北京也没怎么治。

  在北京期间,赵丹要求下午输液,早上画画,画了画就让医院的医生护士拿走。他就这么没有希望地治疗着,直到10月初的一天早上,5点他醒了,跟我说:“我不要哀乐,要贝多芬、舒伯特,要葬在聂耳墓的旁边。”

1010日,赵丹就离开人世了,我觉得他是死在了斗争的前线。也是10月,他的书画展在北京举行,但没有报纸登关于这个画展的任何消息,也没人来看。开幕那天我自己剪彩,我还让在国际旅行社工作的小妹拉两个团来,让外国人看看中国电影皇帝的画。他的画没有卖过。我换了新衣服参加他的画展。我想他虽然死了,但第二个艺术生命又起来了。4天画展,第一天1000人,第二天2000人,第三天3000人,第四天4000人……中国美术馆的馆长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这里看展览,他很高兴。

  赵丹说他的画比戏好,他的字比画好,他活得很开心。我再也没有看到一个人能够这样的自得其乐,自己给自己找乐趣。他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人。今天这么多人纪念他,我心里非常感动。




最后更新[201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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