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按：1987——1988年，《上海教育》组织了德育大讨论，影响很大。为参加讨论，我把《中国学校德育非个性源流》一文寄《上海教育》参与讨论，发表在该刊1988年第5期。“文质彬彬”是儒家美育观的核心，拙作《“文质彬彬”批判——我国学校美育弊端的历史文化反思》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直接正面批判“文质彬彬”的文章，原稿有一万多字（笔写的原稿后来多次搬家弄丢了），我投给当时很少发中学老师文章的《教育研究与实验》杂志，杂志副主编、著名教育学家郭文安先生删节大半后发表了该文。随后郭文安先生在华中师大教育系1988级本科生教育学课程中组织学生讨论这几篇文章。课间休息时，正在华中师大教育系88级就读的我的小弟弟、我家老五程少波告诉郭老师：“今天上课讨论的文章是我哥哥写的。”郭老师马上询问我的情况，并当场就说：“写信给你哥哥，要你哥哥考我的研究生。”由此，才有1990年华中师大破格特招我读研究生的故事发生。】
“文质彬彬”批判
——我国学校美育弊端的历史文化反思
(原载武汉《教育研究与实验》1989年第1期)
自从孔子说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①这段话以后，两千多年来人们对“文质彬彬”的解说相当多。但有一点却是人们普遍承认的历史事实：“文质彬彬”是孔子对他的培养目标——“圣人”与“成人”（即完人）提出的审美要求；“文质彬彬”不仅是传统儒家审美教育的核心，也是我国古代审美教育的核心。
我以为，“文质”论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做出过贡献，但也带来了弊端。
一、“文质彬彬”之功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就把中国人的风度理论化、具体化、定型化了，这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文质”论。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帝王有明有昏，社会有治有乱，国家有分有合，儒家文化的命运也远不是一帆风顺，但“文质彬彬”的风度观的主导地位似乎并未受到动摇。
（一）“文质彬彬”的首功，在于它是中华民族由粗野庸俗走向儒雅文明的第一条规范，它在中华民族教化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
（二）“文质”论的美育思想，对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家大都继承并发挥了“文质”论的美育思想。例如，孟子以孔丘的继承者自居，在政治伦理上多有发挥，美育观上也有重大发展。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的著名命题，并进而解释道：“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对这段话的解释是：“圣而不可知之，就是虚；只能体会，只能欣赏，不能解说，不能摹仿，谓之神。”宗先生认为孟子讲的仍然是虚和实的结合，内容和形式的统一。②可见，“充实之谓美”作为美育观来看，和“文质彬彬”的本质是一致的，是后者的拓展。先秦儒家集大成者荀子则进一步提出“全粹为美”的观点。汉代的刘向在其《说苑·修文》中重申了孔子的“文质”论，指出：“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刘向还认为君子应当“内心修德，外被礼文。”所谓“外被礼文”并不是单纯为美而美，其目的在于：“正其衣冠，尊其瞻观，俨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由此可见，“修文”乃是为了树立统治者的威严。扬雄在《扬子法言·先知》中也强调要文质并重，他说：“圣人，文质者也。”扬雄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培养造就这种文质结合，或者说文质彬彬的圣人。总之，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家们的美育观点大都是阐释或重复孔子的“文质”论。
（三）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文质”论还在中国文艺美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孔子讲“文质彬彬，”从文艺美学角度说，是要求一方面内部结构好，一方面外部表现好。⑧也就是讲形式与内容的适度统一。据美学家们研究，在我国，文质的概念出现比较早，到了春秋时代，产生了“文益其质”的见解，但尚未形成文质矛盾的概括。而孔子则首先明确地把文与质做为彼此对立而又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矛盾概念提了出来。孔子从形式与内容、外饰与素朴的和谐上，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这种见解具有一定辩证的因素，超过了以往的认识水平。它不仅影响着以后中国人的审美评价，也对文艺创作中的道与文、形与神等有关形式与内容的理解，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④
（四）在社会上升时期，“文质彬彬”对优化社会风气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
总之，中国能成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孔子的“文质”论有筚路蓝缕之功。
二、“文质彬彬”之过
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有一句名言：一个事物从生存开始，就包孕着深刻的内在矛盾，随着事物的成长发育，这些矛盾也会逐渐暴露出来。“文质”论自诞生以来，它就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形成了一种“绞杀机制”。但是，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对“文质”论是众口一辞的称赞。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说“文质彬彬”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功劳的话，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愈来愈看出它有阻碍现代化建设、不利于人才成长的一面。因此，从实际出发，对“文质彬彬”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反思，痛快淋漓（而不是不痛不痒）的批判，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列举数点如下，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和讨论。
（一）以风度观而言，孔子的“文质彬彬”是一种狭隘的风度观
西方现代人类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中指出：“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⑤黑格尔也说过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⑥人的性格如此，风度又何尝不是这样？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的人潇洒，有的人持重，有的人敏捷，有的人文静，有的人豪放粗犷，有的人文质彬彬……。用现代意识观照，这些风度都是美的，不该厚此薄彼。子美之端重固然堪为模范，太白之飘逸又何尝不令人钦羡？不该要求鸽哨象百灵的歌唱一样宛转清丽，正如不该要求紫罗兰发出和玫瑰一样的芳香。
（二）孔子的“文质彬彬”，其本质和现代化要求不符
1.孔子的“文质彬彬”的本质是要求“顺从”，不“顺从”者就是“野”，就是不文质彬彬。按孔子的观点，在家庭生活中“文质彬彬”就是“孝”，“孝”就是“无违”。⑦推而广之，在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文质彬彬”就是“忠”，即都是要求“顺从”。而统治阶级恰好需要这样的“顺民”，所以，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教育都把“文质彬彬”当作美育的核心，“文质彬彬”也就这样很自然地成了“弱民”政策的工具，成了压民、弱民的一根锁链。
2.跟“顺从”的本质密切相关的是，“文质彬彬”有绞杀个性的一面。首先，要求顺从的“文质彬彬’，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人民丧失了人的活力和无穷的创造性。个性心理学家兰克认为，健康的个性就意味着具备成为一个独特性的个人的勇气，意味着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内都能有所发明创造的勇气。健康的个性必须包括某种表现自己的能力，某种独立自主而非盲从地行动的能力。⑧这种“表现自己的能力”，这种“独立自主而非盲从地行动的能力”，正是创造力得以诞生的前提，而这些又恰恰是“文质彬彬”所不容许的。在“文质彬彬”美育观薰陶下的学生，即使偶有创造性，也大都由于得不到肯定的评价而自生自灭。马克思说得好：“一切创造力都需要有一个表现这种力量的场合，需要从它所引起的反应中吸取新的创造的力量。”⑨更为严重的是，孔子的“文质彬彬”使中国人的个性萎缩，甚至变得畸形。研究神话的学者已经指出：中国原生（未经后来文化改造加工的）神话表明，集体无意识的阳刚气度正是中国族类生命的起点，而中华民族的个性风范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归于萎缩以至于畸形，是儒家文化压抑和改造分不开的。⑩洞彻儒家文化本质的鲁迅先生对此深恶痛绝，他曾用隐含沉重的幽默，把“西洋人的脸”（民族性格）与“中国人的脸”（民族性格）概括为如下两个公式：“人+兽性=西洋人，”“人+家畜性=某一种人。”鲁迅一再提出“人”的“驯化”问题，以为这是人的本性的一种“萎缩”与“奴化”的倾向。针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鲁迅指出，在整个旧中国，人们都按照儒家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一套，强迫孩子们信奉，并扯着他们“只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他们看到孩子“低眉顺眼，唯唯诺诺”、“鞠躬倒退”、“一切事无不驯良”，就称之为听话的“好孩子”。反之，看到“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就摇头，就指责。被鲁迅抨击的这种现象一直到现在并没有多大的改观，人们仍在用孔子的“文质彬彬”来规范学生。因此，凡是好动的孩子、“多嘴多舌”的孩子、喜欢“瞎捣鼓”的孩子，都一律被斥为“不文质彬彬”。某中学一重点班里，有一女同学成绩很好，但生性活泼，上课喜欢提问，老师向来认为她不文静、“不文质彬彬”，公开课上她仍大胆发问，于是老师在课堂上“临场发挥”讲了一个故事：古希腊有这么一个神话——苍蝇原是一个很美丽的少女，只因为太喜欢说话，月神一怒之下把她变成了苍蝇。“效果”不错，从此，这个女生再也不提问，变得沉默寡言，成绩下降，可老师却认为“学做人”比“学学问”更重要，因而高兴她“变得文质彬彬了。”
（三）把“文质彬彬”作为最高并且是唯一的范式，迫使学生“就范”，结果是导致形成双重人格
在幼儿园，由于老师不允许儿童在幼儿园表现出任性，所以儿童可以有意暂时控制自己的任性，表现得“文质彬彬”；而在家里，家长往往并不完全不允许或开始不允许，以后又允许了，所以儿童在家里并不有意控制自己的任性，表现得不怎么“文质彬彬”。有的小学生、中学生，在校内是“文质彬彬”，出了校门就“野”起来，学生双重人格的形成，与我们全盘继承了儒家“文质彬彬”的美育思想有重要关系。
（四）“文质彬彬”对中国古代病态的人体审美观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对人的形体美的欣赏习惯，虽然在先秦、两汉、隋唐等历史时期都不乏偏重于长白丰硕的例证，但无可否认的是，重视人体的秀雅之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楚灵王“好细腰”的故事自不必说，汉高祖刘邦起于沛，受楚文化影响重，自武帝始，对女子日重轻柔纤丽，故有赵飞燕作“掌上舞”的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而重人物的风神清秀，至封建社会末期则更是发展为对男对女都重视轻柔娇弱。这种重视人的所谓气质、风度、神韵和内涵的人体审美观，显然带有某种病态的成分，其受到“文质彬彬”这种偏于纤弱的审美观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文质彬彬”既造就了文明之邦，也参与绞杀了中国人的个性，造就了无个性之邦。
恩格斯说得好：“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相互直接矛盾的。”⑾因此，我认为，孔子的“文质彬彬”不能原封不动地构成现代审美教育的要素，更不能原封不动地构成现代审美教育的核心。泰勒说过：“几百年的压力造成了民族性，习惯变成了本能，父亲后天学来的一套，在孩子身上变成了遗传。”⑿“文质彬彬”就是这样一种“民族性”的遗传。只要看一看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文质彬彬”是如何绞杀了和正在绞杀着个性，是如何阻滞着青少年个性健康自由地发展，我们就有必要对其作深入批判。
注释：
①⑦《论语》。
②③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④参考于民：《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家举要》，《美学向导》，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⑤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⑥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05页。
⑧参见许金声：《什么是健康人格理论》，《百科知识》1988年第1期。
⑨转引自梅林：《马克思传》第291页。
⑩参考北明：《中国族类生命流描述》，《我的大学》1988年第2期。
⑾《反杜林论》，《马思选集》第3卷第132页。
⑿泰勒：《艺术哲学》第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