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15年第3期《语文教学研究》

灰堆中的碗碟是闰土偷的吗？

                         ——与李宝虹老师商榷

广州市第四十七中学汇景实验学校汪洋

鲁迅小说《故乡》中关于杨二嫂从灰堆中掏出的碗碟是杨二嫂对闰土的栽赃，还是闰土偷的？一直以来都是读者的一个争议。大多数中国读者都否认这是闰土的偷窃行为，但也有些读者持相反的意见。甚至于日本的教学参考书毫不迟疑地肯定是闰土把碗碟埋在灰土里，这是闰土的偷窃行为（《故乡》入选日本高中语文教材）。2014年第7期《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旬刊》刊登了李宝虹老师的文章《灰堆中的碗碟是谁埋下的?》，该文比较全面地论证了闰土偷碗碟的观点。笔者非常欣赏李老师的独到眼光，但对文章观点不敢苟同。本文试图与李老师商榷，并粗浅地表达对《故乡》中这一争议的思考。

李老师从四个方面来论证了闰土偷碗碟的观点：“从小说主旨上来分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分析”“从小说的细节上来分析”“从小说选自的作品集《呐喊》来分析”。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属于从小说的整体来分析，第三方面属于从小说的细节，即局部来分析。文章从整体到局部，多方面论证。从形式上来看，论证过程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但是细细琢磨，我们就会发现论证过程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我们先来看看李老师如何从小说的整体来论证她的观点。在“从小说主旨分析”部分，李老师认为，要抓住“冷”来理解小说的主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李老师在该部分的结尾得出结论：作者极力渲染“冷”展现了封建制度统治下农村经济的日益凋敝和人们精神上的麻木、冷酷和自私，以及显示生活中的人情冷、世俗冷。贫困无奈的闰土是逃不了这种冷漠环境的影响的，让他在灰土中埋下几个碗碟，既顺理成章，又能更加有力地揭示出封建社会盘剥和压榨劳动人民的罪恶，有利于增加作品的悲凉意味和悲剧色彩。这样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我”心境的冷，小说几乎通篇都在渲染“冷”的氛围，这是事实。但这一定就能得出闰土偷碗碟的结论吗？难道闰土不偷碗碟，就不能表现小说的“冷”吗？难道杨二嫂或其他人偷碗碟就不能表现小说的“冷”吗？纵观全文，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闰土给“我”带来的“冷”是因为两人精神上的隔膜与闰土艰难的生活、麻木的精神。由全文“冷”的氛围直接得出闰土偷碗碟，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同样的道理，李老师在“从小说选自的作品集《呐喊》来分析”部分的论证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在该部分的论证中，李老师指出，《呐喊》中提出了“批判国民性”的主题，作者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和弱点，而后得出结论：小说在暗示闰土在偷碗碟。批判国民劣根性和弱点与闰土偷碗碟之间缺少必然的联系。难道批判杨二嫂等人就不是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和弱点了吗？难道批判闰土的麻木就不是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了吗？难道闰土不偷碗碟他就没有劣根性吗？

李老师在“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分析”部分得出结论：让闰土偷碗碟可以加大中年闰土和少年闰土的反差，反映人性被虐杀的莫大悲哀。这个观点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得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在小说的内在逻辑中找到闰土偷碗碟的证据。否则这就是强加给文本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李老师如何从小说的局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即“从小说的细节上来分析”部分的论证。李老师认为，小说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是闰土偷了碗碟。“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有没有吃过饭，便教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李老师认为，那些碗碟都放在厨房里，闰土炒房很容易看到的，当面对“这十多个碗碟“时，穷困至极的闰土难免动心。由于闰土已经拿了不少“我”家的东西，心中有愧，于是把碗碟埋在灰堆中，像杨二嫂推测的那样“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笔者以为，这个细节并不能表明闰土偷碗碟。首先，闰土进厨房就一定能证明他偷碗碟吗？如果闰土是个惯偷，或者闰土也是那些“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人，那么这个可能就存在。我们无法从小说的其他细节中找到闰土是惯偷或者是“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人的证据。那么这个可能性就很小。其次，从小说的叙述来看，进厨房的人应该不止闰土一人。小说第32自然段有这样一个细节：“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小说77段也有类似的细节：“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杨二嫂正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这些顺手牵羊、公然占便宜的人去厨房逛逛完全符合小说情节的内在逻辑。既然那么多人都可能进了厨房，怎么能断定碗碟是闰土偷的呢？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老师论证闰土偷碗碟的过程是不符合逻辑的。现在，笔者试图根据小说的内在逻辑，尝试论证灰堆里的碗碟不是闰土偷的。

首先，从小说的整体来看，闰土偷碗碟不符合小说的内在逻辑，也伤害了小说的艺术效果。《故乡》主要是通过对故乡变化的描写来表达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的，而故乡的变化又主要表现在故乡人物的变化上。闰土和杨二嫂是小说塑造的两个典型的故乡人。小说正是通过“我”的眼光来关照二三十年以来闰土和杨二嫂的变化，并以此来表现社会人生。小说叙述了二三十年以来故乡经济日益衰落，在大城市已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故乡人的思想观念仍旧停留在封建时代。桎梏闰土的等级观念和杨二嫂对“我”“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的污蔑都是故乡人封建思想的表现。在这一点上，闰土和杨二嫂并没有区别。但这个两个人物在性格上又有根本的不同，闰土被塑造为“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人，而杨二嫂则被塑造为“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闰土和杨二嫂加起来可以象征故乡所有的人：闰土象征的一类人，在贫困的压力下，辛苦麻木但仍不失善良淳朴；杨二嫂象征的一类人，在贫困的压力下，辛苦恣睢，为生存不择手段。故乡人要么类似闰土，要么类似杨二嫂，所以闰土加杨二嫂就是故乡的全部。小说对闰土的叙述和描写饱含着同情，而对杨二嫂的叙述和描写则流露出明显的嘲讽。这是小说的显性内容，笔者就不做详细的论证了。 如果灰堆里的碗碟真是闰土偷的，那么闰土和杨二嫂在性格上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闰土岂不是也成了“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了？那么小说中“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人又指谁呢？那么“我”还有必要处处同情，时时留恋一个偷碗碟的闰土吗？所以闰土偷碗碟不符合小说的内在逻辑。此外，闰土偷碗碟还伤害了小说的艺术效果。孙绍振先生在《为什么猪八戒的形象比沙僧生动——拉开人物感知、动机和行为的距离》一文中指出，在一定的限度内，人物心理（感知、情感、语言、动机、行为等等）拉开的距离越大，其艺术感染力越强；人物心理的距离越小，其感染力越弱。猪八戒之所以有艺术生命，就是因为他的感知和情感既不同于孙悟空，也不同于唐僧。面对贫穷，闰土虽然麻木，但仍然不失善良淳朴；而杨二嫂却为了生存不择手段。这样两人才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二人加在一起才能象征故乡所有的人，因而具有了更强的艺术生命力。如果闰土也和杨二嫂一样贪小便宜，那么这两个艺术形象不是雷同了吗？二者的艺术生命力都将因此而大打折扣。

其次，从小说的细节来看，闰土偷碗碟也不符合小说的内在逻辑。首先，闰土没有偷碗碟的动机。小说第74自然段有这样一个细节：“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闰土可以拣择“我”家不必搬走的任何东西。如果闰土须要碗碟，他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要，没必要去偷。再如前文批评李老师文章时所提到的小说第32段和第77段的细节：来“我”家顺手牵羊，偷东西的人很多。杨二嫂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些细节无不表明闰土偷碗碟不符合小说的内在逻辑。

那么，到底是谁在土堆里埋下这十几个碗碟呢？根据以上对小说内在逻辑的分析，比较合理的推测应该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杨二嫂得知闰土可以拿 “我”家不必搬走的任何东西后，嫉妒闰土，认为闰土的特权伤害了她的利益。因此栽赃闰土，伤害闰土的名声，破坏“我”家对闰土的信任，从而想从“我”家捞到更多的东西。即使不能达到目的，也可以以此邀功，为光明正大地拿“我”家东西找到道义支持。第二种可能是闰土在向“我”家要了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和所有的草灰后，又要了十几个碗碟。碗碟是易碎品，搬运时容易撞破，于是闰土把碗碟埋在灰土堆里运回家。闰土埋碗碟的过程，被每日都到“我”家的杨二嫂看见。惯于占便宜，随手拿走别人东西的杨二嫂以为闰土和她一样，于是揭发闰土，以此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