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下生日，关于我个人的生日。
我来世上接受生命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属于“婴儿潮”一代。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终于结束，好歹活下来的人四下张望一番，然后深吸了口气，结婚，接二连三生儿育女。不出四五年，世界人口史无前例地膨胀开来。我也是那些无名、无数孩子中的一个。
我们降生于剧烈轰炸后的焦土上，在东西冷战中和经济发展同步成长，一年必长一岁，很快迎来春暖花开的思春期，接受了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反文化的洗礼。我们满怀理想主义激情，向因循守旧的世界提出异议，听大门乐队和亨德里克斯（请安息吧！）。而后接受了——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很难称为多么富于理想主义、多么摇滚式的现实人生。如今已年过半百。
人生途中也发生过类似人类登月、柏林墙倒塌等戏剧性事件。理所当然，当时觉得那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实际上那些事件也可能给我的人生以某种影响。但是现在这样重新回头看来，若问那些事件是否使得自己人生的幸与不幸、希望与失望的平衡多少有了变化，老实讲，我并不认为有值得一提的变化。哪怕过的生日再多、哪怕目睹和体验的事件再大，我也永远是我。归根结底，自己不可能成为自身以外的任何存在，我觉得。
开车的时候，如今我往随车音响里放的是电台司令乐队和污点乐队的银色CD ，以此确认岁月流逝这一事实。我如此这般活在二十一世纪。我这个人的本质变化也罢不变化也罢，地球都以同样速度持续绕着太阳旋转不止。
因此，生日至今仍一年一度悄然转来。若问迎来生日是否高兴，我恐怕只能回答：“啊，倒也谈不上有多高兴。”比如说，由五十三岁变成五十四岁——到底有谁会视之为辉煌成果呢？当然，假如某人被医生告知：“无论怎么看你都只能活到五十二岁，虽说让人不忍，但我还是劝你别心存侥幸了，赶紧收拾东西写遗书吧！”而此人却顺利迎来五十四岁生日的曙光，那么的确是可喜可贺的事。天大的造化！租一条船开到东京湾正中大放烟花都值得。完全有那个价值。
可是就我来说，不知幸与不幸（当然是幸），记忆中还不曾接到那样的死亡通知。所以，生日转来也并不怎么欢天喜地。无非吃晚饭时开一瓶多少特殊些的葡萄酒罢了。不过让我待会儿再来谈这个话题。
说起生日，我有过一次非常奇异的体验。虽说这里说的奇异终究是个人性质的。
某年生日早晨，我在东京的公寓套间厨房里听广播。我一般早起写作。四五点钟起来，一个人做咖啡（妻还睡着）、烤面包片。喝罢吃完，坐在书房桌前开始写作。做早餐时间里，大体打开广播听新闻。倒也不是特想听，反正听也没有正经新闻。但毕竟一个人怪无聊的，加上想不起别的事做，只好打开广播。我用水壶烧开了水，正做咖啡时，广播里的播音员念起了今天一天的“社会日程”，即今天哪里有什么活动之类。例如天皇陛下在哪里主持植树仪式啦，英国大型客轮驶入横滨港啦，今天是口香糖节各地举行各种相关纪念活动啦（难以置信的是，实际上真有这样的节日，不是说谎），如此不一而足。最后，播音员将一月十二日即今天过生日的名人的姓名作为“社会日程”的最后一部分列举出来。其中居然有我！“小说家村上春树今天迎来××岁生日。”他说。我正不思不想半听不听地听着广播，突然听得自己的姓名，差点儿把装有热水的水壶弄个底朝天。“哇！”一声叫罢，我不由得在房间里四下环顾。“我的生日已经不仅仅是我的了！”少顷，我由衷地想，“怎么说呢，那已经被排进了所谓社会日程之中。”
“社会日程”？啊，也罢，那个不提也罢，反正此时此刻的一瞬间，日本全国站（或坐在）广播前的人们当中，可能有几人听见了——毕竟全国性广播——并且想了一下我。
例如“噢原来今天是村上春树的生日”、“哎哟哎哟村上春树也××岁了”、或者“莫名其妙村上春树那样的家伙竟也有生日”等等。不过说到底，整个日本究竟有多少人在黎明前这个不三不四的时刻听广播新闻呢？数万人？而其中又究竟有多少人听出我的名字呢？数千人？我全然估算不出。
不过，我觉得其中——与人数多少无关——似乎有某种自然而柔软的纽带连接着世界。尽管那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用的那类纽带，但毕竟有也不碍什么事。或可说是“某某生日”式的纽带——我在脑海里暂且具体勾勒出了那条纽带——用料、色调、长度、强度。
我还就理想、妥协、东西冷战、经济发展之类想了一阵子。也想了上年纪的事。甚至遗言和烟花什么的也下意识地想了。之后中止思考，集中注意力做可口的咖啡。
我把做好的咖啡倒入大号杯（上面印有“澳大利亚博物馆”的标志，在悉尼买的），拿进自己的房间。然后在桌前坐定，打开苹果电脑，用低音听泰勒曼的管乐协奏曲，开始一天的写作。四周还黑着。一天刚刚开始。这是一年之中特殊的一天，同时又是极普通一天。
我一如往日在电脑显示屏前工作。其间或许迟早会有我想乘船到东京湾中央大放烟花那样的戏剧性生日降临。假如真的降临，不管谁怎么说，我都要毫不犹豫地租一条船，怀抱烟花到寒冬时节的东京湾。但至少今天不是那样，今年的生日不是那样。我面对桌面像平日那样静静开始一日分量的写作。
刚才先说了，我的生日是一月十二日。以此日为生日的人里面到底有怎样的人呢？一次我在网上查过。发现其中有杰克·伦敦的名字，感到幸福得不得了（顺便说一句，此外还发现辣妹组合中的一人名字）。这是因为，许多年来我一直是杰克·伦敦小说的热心读者。不仅《白牙》、《野性的呼唤》等代表作，就连不怎么广为人知的小说也专心读了，传记也读了。喜爱他那简洁遒劲的文体和具有近乎神奇的现实质感的虚构，喜爱他那像要填补什么空白似的永往直前、超乎常识的罕见能量。常常心想这是一位应该得到更高更好评价的作家。而这样的伦敦和我亲密共享一月十二日这个生日。
补充一句，杰克·伦敦比我的生日早七十三年——也就是一八七六年的一月十二日。
一九九〇年初我去加利福尼亚旅行的时候，为了表示我对这位传奇作家的敬意，我前往索诺玛县的格伦·埃伦那个地方访问他曾经拥有的农场。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当时租一辆车在纳帕山谷悠悠然转了一天，忽然想起这一带有杰克·伦敦住过的农场！于是查阅导游手册，绕弯去了那里。伦敦一九〇五年买下位于格伦·埃伦的葡萄酒厂，把它改造成面积达一千四百英亩的大型实验农场。他在那里建了住宅，一边经营农场一边写小说，直到去世的一九一六年。农场的一部分（约四十英亩）如今作为“杰克·伦敦州立历史公园”保存下来。好漂亮的地方！阳光一片灿烂，幽静，令人惬意的清风抚着青草吹过高岗。我看着他用过的房间和桌子，度过了一个怡然自得的午后。也是因为有这般愉快记忆的关系，每年生日转来之际，我都在那天晚餐桌上拔掉“杰克·伦敦葡萄酒”（赤霞珠）的软木塞。虽然葡萄酒不是格伦·埃伦而是邻近的肯伍德地区那里产的，但它毕竟出自一度自称“杰克·伦敦葡萄园”的酒厂，瓶身上的标牌也绘有杰克·伦敦《白牙》封面上的那幅狼的图案。我举起酒杯，为这位和我生日相同的美国优秀作家祈祷冥福。他喝酒喝得一塌糊涂，最后喝坏了肾，四十岁就死掉了——作为悼念这样的人的仪式或许有欠稳妥。也可能有更稳妥的仪式。但不管怎样，“杰克·伦敦葡萄酒”是口感醇厚而略带辛辣味的上好葡萄酒。产量不多，也许很难见到。不过读着杰克·伦敦的小说喝起来，的确再合适不过。
搜集以生日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编个选集，翻译也顺便一手搞定——产生这个念头的动机本来是十分单纯的：因为我连续读到两篇出色的生日主题小说。一篇是威廉·特雷弗的《蒂莫西的生日》，另一篇是拉塞尔·班克斯的《摩尔人》。哪一篇都让我禁不住叫好。于是这样想：“这里有两个写生日的绝好短篇，这样下去，够编一本书的篇幅岂不手到擒来！”而且，如果可能，我打算不用已然从书架深处拽出下架的经典，而仅仅采用近十年来发表的鲜活的当代作品。接着，我把手头有的短篇小说全部翻出重新读了一遍。又四处搜寻尚未读过的短篇小说和“精选集”那样的东西，天天乐此不疲。然而并不一帆风顺。以生日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乍看很多，实际上却意外之少。
面对这一事实，我暗暗吃惊，全然不知所措。到底怎么回事呢？难道生日这东西原本就难以成为文学主题不成？还是说我面对的窘境同主题无关，而不过是平等落到所有选集编者头上的“选集诅咒”那样的东西呢？琳达·塞克森的《变》和雷蒙德·卡佛的《洗澡》，以前我译过，遂挪用旧译。保罗·索鲁的《骰子游戏》是从偶然读得的长篇小说《火奴鲁鲁旅馆》选出的一章。丹尼尔·莱昂斯的《生日蛋糕》是在啪啦啪啦随手随地翻书当中碰巧发现的。
对了对了，一次因为什么想起来了，丹尼斯·约翰逊的《盾盾》也是生日故事。这么着，加上特雷弗和班克斯的故事，好歹凑了七篇。可是再往下就迟迟不得进展。
最后走投无路，只好求熟人帮忙。我打电话到纽约，问我的美国经纪人、ICM 公司的阿曼达·厄本，最近写生日的小说中有没有有意思的。她说：“春树，你可真是好运气，上星期《纽约客》刚好刊登了安德莉亚·李那位黑人女作家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小说，主题就是生日，我传给你看看！”小说很快用传真传了过来。热气腾腾刚出炉。这点再好不过。故事本身也可圈可点，或者莫如说很有冲击力。另外请“救火队”柴田元幸君介绍了伊森·坎宁一个极好的短篇。这个作品我没读过。柴田君已经译出来发表了，但他痛快答应由我重译收入这部选集。最后，责任编辑横田朋音君表示“责编不找一篇实在对不住”，于是从哪里找来了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永远在上》。
这样，总算凑得十篇，作为选集，阵容算是大体齐整了。不过，完全没有想到亲手编一本集子竟会如此困难。较之选编的千辛万苦，翻译莫如说轻松得很。衷心感谢柴田君和横田君的帮助。
最后决定——说趁机或许不大好——自己也写一篇“生日谭”短篇小说。毕竟特意参加一次“集会”——便是出于这样的心情，眉头都不皱一下地一挥而就。可以说自得其乐。但愿读者读起来也会如此。
一读就不难得知，尽管是“生日谭”，但快乐（happy ）的作品意外的少。情节发展大多令人郁闷。迎来生日的孩子遭遇车祸柴田元幸，东京大学教授，美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村上春树在翻译方面遇到困难时常请其提供帮助。
卡佛的《洗澡》诚然有些极端，而对父母耿耿于怀的青年无论如何都不能在生日当天回家的《蒂莫西的生日》、过生日时因吸毒走火射杀朋友的《盾盾》、描写死活不肯把生日蛋糕让给少女的冥顽老妪的《生日蛋糕》等等，故事无不充满凄风苦雨，读之难免令人叹息。这大概是因为小说家这种人绝大部分性格都不够直率。说起生日，一般人势必来个“生日快乐”，于是心想那好，就让我写个不快乐的！
至少我是这么推测的。即使看上去颇像寓言的天真烂漫的《变》，前来参加少年生日的三个老妪也讲起没有皮肤的皇帝的故事——何苦非这样写不可呢？多少令人费解。读后有奇妙的乖戾感残留下来。
相反，读罢令人心间敞亮的，是伊森·坎宁的作品。虽然主人公同是《生日蛋糕》中主人公那般固执的老妪，但毕竟有这样的情节——她在同飞进房间的乌鸦和动物保护协会热心的女性接触过程中，感到心里的纠结倏然松缓开来。中年男子和老妪回想往日性事的拉塞尔·班克斯的《摩尔人》也是让人潸然泪下的作品。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永远在上》描写少年变成大人的一天，其中荡漾着不可思议的“青葱”气息。
在生日这天赠送“一夜情”这一主题上面，虽说有男女之别，但安德莉亚·李的《生日礼物》和保罗?索鲁的《骰子游戏》到底不相上下。至于结尾是否都是欢快的还是郁闷的，多少有些不好判断。作为坦率的感想，我觉得大可不必弄到那个地步。那一来，实在让人透不过气。其余两篇，是这个版本新加的。克莱尔·吉根的短篇小说《在水边》，是在日文版出版后碰上的。读毕感觉非常不错，决定在英文版里补充进去。吉根和特雷弗一样，也是爱尔兰作家。两人的共同点是对于故事那种自然而然的介入感。这点或许同爱尔兰那方水土有关。《搭车》是出自年轻美国作家之手的愉快（而又不无凄寂）的作品。此人的处女作品集《友好的警察》——介绍正文时已经提及——收有另一篇生日主题短篇小说，同样妙趣横生，选择时颇为踌躇。最终看中了“父亲”的窝囊性格，所以选了这篇。
（《生日故事集》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选编并创作的一部以生日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其中12篇都是来自当代欧美短篇小说家之手，例如雷蒙德·卡佛、克莱尔·吉根、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等。其中，最后一篇《生日女孩》是由村上本人亲自操刀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生日故事集》中文版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本文系村上春树为该书作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