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农村老家有一个远房伯父（我们尊称他为二伯）去世。当时我正在武汉华中师大教育系念全日制研究生，学习生活很忙。他家里派人给我送信到华中师大。按老家传统规矩，给我送了信，原则上我就必须要回去参加葬礼。赶回老家后，村子里几十年来一直负责写悼词工作的老人对我说，他年纪大了，湾子里数我学问最大，不仅是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第一个研究生，要把写悼词的任务接过去。我说我不会写这些东西，怕接不了。老人说，你不接谁接？我只得勉强接受任务。我关起门来，憋了整整一个上午，竟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我父亲向来以我为自豪，这次觉得好丢面子，堂堂一个大研究生，竟然写不出一个悼词来。
我从小就擅长作文喜欢作文，写作能力很强，中学时代写的万字散文被我的语文老师孙东临先生（1983年后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误认为是抄袭的（2008年教育部语文出版社“名师讲语文”丛书之《程少堂讲语文》中有专章记载此事）。1979年我又考上大学中文系，后来又读研究生，文章发表了不少。就写作能力来说，为农村去世老人写个悼词根本不在话下。可这篇悼词我竟然一个字也写不出，原因是既特殊又普通。
面对父亲的失望，我只能对父亲实话实说。
我说我对二伯一点感情都没有。
父亲虽不大懂作文的道理，看了看我，也许明白和理解了我，没有再指责我。
上世纪70年代初，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说最困难，主要还不是指物质贫困，是指完全看不到希望。无兄无弟又脾气急躁的父亲在村里常遭欺凌，至亲也看不起，亲大舅走到我家门口和母亲说话，母亲请大舅进屋坐一下，他竟不肯进门（那天我放学回家，母亲很感伤地对我说了一句影响我终生的话：大舅站在门口不肯进门。我听了很恨，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恨，但我一声不吭。我在心里对母亲说，你莫伤心，总有一天他们都会来我们家的。这件事我在文章和著作中曾多次反复重提）。有一次，父亲被村里一家几兄弟打得昏迷过去很长时间（大舅不进我家门，就是父亲这次被打后的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昏迷的父亲嘴唇一直抖着，母亲请来的医生，在父亲身上扎满了针灸抢救，医生一边扎针一边说，怎么打得这样呢？！怎么打得这样呢？！十余岁，既敏感又还未成年孤立无援的作为长子的我，站在父亲床边目睹医生的抢救过程，浑身上下像筛糠一样直打颤。那不是害怕，是愤激（这些都转化为我后来人生奋斗的动能，我当时在心里呐喊：我要奋斗！我要奋斗！）。父亲被打得深度昏迷的消息在村里人人皆知，这位二伯家三十多岁的大儿子比较善良，看不过去，在家里打抱不平，还想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二伯拦住他，要他不要管这档子事。
(2015/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