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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杭州徐建利来稿:论琦君笔下的母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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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徐建利来稿:论琦君笔下的母亲形象

融在心坎的那份情

    --论琦君笔下的母亲形象

徐建利

(作者为杭师大附中桐乡市实验中学副校长、语文味工作室成员)

(此文刊登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5年第9)

 

[摘要]琦君笔下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她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一切美德,淳朴、善良、隐忍坚强。大爱无声,说的就是母亲这样温柔无悔的情感,琦君不管是行文或为人的温婉低调,都能够看到她那位慈爱的母亲的影子。琦君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她的慈悲、平和,与她的宗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琦君;母亲形象

 

琦君,被称是20 世纪最具中国风味的散文家。她在40年的创作生涯中,构筑起一个柔美、梦幻的世界,她织起一张童年、亲友、家乡的情感之网。浮现如烟往事,渗透现实况味,映射异国风味,满含游子浓得化不开的愁绪别情。熟读琦君作品的读者会感受到琦君母亲在她作品中所占的分量。琦君写得最感人的几篇文章几乎都是写母亲,母亲是琦君最重要的创作源泉。琦君一岁丧父,四岁丧母,由大伯父潘鉴宗(她笔下的父亲)大伯母叶梦兰(她笔下的母亲)抚养她成长。伯母便是她怀着深厚笔墨,永远眷念的母亲。这份炽热的母女情,在远离大陆,既而远离祖国的往生日子中,浓烈得无以释怀。

琦君抒写母爱,一方面是抒发离愁别绪,念母情深,这份愁情是在寓居台湾跟儿子交流困难及漂泊异国的游子情怀的积郁,它汇成一条浅浅的愁绪之河。化解这份愁绪需要有个出口,乡愁便成了她寻找心灵的宁静之地,慰安一颗漂泊之心的寄托;另一方面,她笔下塑造的母亲形象涵盖从往至今对母亲的所有赞美:质朴、勤劳、乐于分享、佛心、忍辱负重、奉献自我的美德,同时还隐含对故土的炽热之情,对传统人伦亲情的赞颂。这位母亲,与木心笔下的母亲何其相像,宽容、博爱、忍辱负重、不计前嫌,这样的母亲形象,其实就是旧式大家庭中处于主妇与弃妇之间的传统母亲。她们忍受艰难与屈辱,只为维护传统家庭人伦,更怀有培育好下一代的责任。她们是最贤的妻,虽遭受丈夫心灵遗弃,仍恪守妇道,含辛茹苦养育孩子,做最伟大的母亲。这样的母亲始终是的化身,同时也具有宗教意味。她们往往具有一颗佛心,在艰难的岁月中,度了自己,也度了别人。琦君的母亲,既温暖了孩子因缺少父爱忧郁而敏感的心,也让人感受着她一颗广博如海的心,时时给予人慰藉。琦君笔下的母亲形象,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一、传统守旧,婚姻坎坷

    琦君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乡下妇女,与受过良好教育,身居高位的父亲存有天壤之别。她若能与时俱进,改变自身,这份悬殊可以弥补。我们时常见到身居高位的官太太,学识眼界未必高,但仍可褒有自己的幸福。琦君母亲却固守旧传统,即便生活在大城市杭州,仍具有乡下人的生活方式。比如《髻》一文开头就提到:母亲有一头又黑又长的头发。这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原本是吸引父亲的资本,使她免落悲伤境地。而她固守乡下人的习俗,每年七月初七才洗一次头,连一向喜欢亲近母亲的琦君,也总能闻到一股难闻的“油垢味儿”,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与居高位的父亲的情感鸿沟越来越大,直至无法跨越。有一头乌发,却梳一个“不像样子”的“尖尖的螺丝髻”,实难有美感。在允许有多妻制存在的年代,又有一位传统守旧的妻子,父亲将新的女人带回家,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若以此为契机,改变被冷落的境遇,亦是一条出路。而她仍难以走出自我设限的封闭之路。当得宠的姨娘送给母亲翡翠环和三花牌头油时,母亲把它弃置角落。“我”好奇的问母亲,她却以“不配”、“反胃”等字眼搪塞过去。母亲以拒绝与姨娘攀比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受伤的自尊。年幼的琦君怎能知道,暗地里,母亲时时舔拭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父亲要她出来招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丝髻儿实在不像样。所以父亲一定要她改梳一个式样……在当时,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母亲才过三十岁,却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儿笑,父亲就直皱眉头。”有时候人的命运是由自己主宰的,当父亲“一定要她改梳一个式样”时,该是母亲以新的面貌改变自己的机会。虽已远离乡下,但她仍以“你妈是乡下人,哪儿配梳那种摩登的头,戴那讲究的耳环呢?”回复“我”的不解。“我手中捏着母亲的头发,一绺绺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黄杨木梳,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声。”纵观琦君母亲的境遇,内心封闭才是她被遗弃的主因。姨娘的新潮与柔软,更加重父亲对母亲的冷漠,在这一冷一热间,令人感受到当爱移情别恋,在一个屋檐下相处,无非只是熟悉的陌生人。父亲与姨娘热恋中的耀武扬威,是插在母亲心口最痛的伤。母亲深爱着父亲,当初以丈夫能够接受她而充满感激,但那份感情最终没有维持多久。好在母亲无声的爱与守候没有落空。父亲得病后的最后几年,终于懂得母亲的好,“ 她一生都是那么宁静淡泊” (《杨梅》)“他一天天的更怀念旧日淳朴的农村生活,也一天天的更体验到母亲对他宽大无底的爱。我时常看待这一对两鬓苍然的老伴儿,泪眼相看,却又相视而笑。”(《一朵小梅花》)大爱无声,母亲用自己的“容”与“忍”安度了她自己那颗苦涩的心,最终享受到那份甘甜。

 

二、佛心佛性,度人度已

   琦君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作者散文中不时可以见到母亲诵经念佛的场景。“自幼跟外公学了不少经,《金刚经》、《弥陀经》她都背得很熟。”母亲每天一大早,都要在经堂里上香拜佛念经。每逢不得已杀鸡宰猪时,她就会念往生咒;每当“我”生病时,就为“我”念白衣咒;自己心烦意乱时,则会念心经。“月亮好的夜晚,母亲就为我唱《月光经》”,“母亲最后总是以一首《孩儿经》催我入梦”。(《母亲》)母亲正是在拜佛念经之中,化戾气为祥和转烦恼为菩提[1]。依靠佛家的信仰,安然淡定地接受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因为信佛,母亲生性仁爱,慈悲为怀。母亲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她无有不怜悯的,因而连蚊蝇蟑螂都不忍心拍打。” 作为官太太,却一直信奉众生平等,把关注的目光放在左邻右舍上。自家能够享有的东西,她总是与邻居共同享有。每年收获桂花时,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遭,嘴里念著:“只要不做风水,我可以收几大箩。送一斗给胡宅老爷爷,一斗给毛宅二婶婆,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桂花雨》)“母亲并不怎么喜欢白兰花,除了摘几朵供佛以外,都是请花匠阿标叔摘下,满篮的提去送左邻右舍。” “潘宅的广式月饼,是邻居们最羡慕的,未到中秋,早已在盼待了。我呢,守在母亲边上,看她把一个个月饼切开,每个切四份,不同的馅儿搭配起来,每家一份。她把月饼用盘子放在一个四层的精致竹编盒子里,叫我提了挨家去分,让每家都尝尝不同的馅儿。但她总不忘加入一份自己做的玉兰酥。也要让大家尝尝我的土月饼嘛!’她得意地说。”(《玉兰酥》)在《春酒》一文中,更使我们感受了一位大方、热情、纯朴、与乡邻关系非常融洽的母亲。她的佛性使她坚定一点:利他才是真正的积德。不管她遭受怎样的遭遇,她依然以一颗善良的心度人度已。

《月光饼》中,作者与表姑因月光饼而产生矛盾,“我”便出言不逊令表姑掩面哭泣,表姑把希望的目光转向母亲。“表嫂,你说脸上有雀斑长大以后会好吗?”母亲抚着她的肩说:你放心吧!女大十八变,变张观音面。你越长大,雀斑就越隐下去了。”长大后的表姑,雀斑虽没有褪去,但那时却慰安了一颗少女敏感的心,带给她温暖与希望。她同情贫苦的人,时刻想着救济别有。每逢过节,她总要建议村里一起捐钱捐粮给穷人。她有着宽大的胸怀,以德报怨。长工的女儿偷了琦君的零钱,母亲对“我”说:“不要声张,她不像你,有妈妈疼,一声张,就没有人理她了。”她的心是慈悲的。连对使她婚姻陷入痛苦的姨娘,在丈夫去世后,也与她“成了患难相依的伴侣”,对于骗了她钱的叔叔,母亲依旧没有仇恨,更在其困难落魄之时给予接济。她的慈悲、平和,与她的宗教信仰密不可分。

 

     三、母心荡漾,真爱无涯

 琦君的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在教育孩子上也表现出一种简朴的温柔。“我”被父亲带往杭州去上学,母亲十分不舍,临别前千叮万嘱,她说:“真恨不得给你一大缸的酸咸菜去,让你顿顿都吃得饱饱的,身体健康,好好求学。”(《妈妈炒的酸咸菜》)“在母亲去世后,我整理衣服时,才发现母亲把它们(虎爪和心经)和我的短袄包在一起,要虎爪为我避邪,求菩萨保佑我平安。”(《虎爪》)而母亲疼爱我之余,却并不一味宠溺,小时候作者在门边摔倒后,吵闹着耍赖不起来,母亲鲜有地变得严肃了,“走过来大声地说:‘起来,是你自己不小心跌跤的,怎么怨门槛,再赖着不起来,我就要打你了。’”过了很久,才“把我拉到怀里,慢声细气地说:‘走路要小心,做什么事都要小心,做错了就想想看,是怎么错的,不要怨别人。’”(《妈妈,我跌跤了》)《母亲母亲》记述母亲对女儿宽严有度的教育方法;《毛衣》写母亲对女儿的浓厚而细腻的关爱;《母亲的教导》叙写母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教导女儿,体现她关于抓住教育契机,实施她的教育。母亲从不纵容自己的女儿,也不随意打骂,而是选择适当的时机耐心地教导。她虽没有什么文化知识,却很懂得如何教育孩子。她从日常小事中教导琦君做事需有耐心,不能半途而废,要有宽大的胸怀,容忍别人的错误。一个朴素温柔的母亲,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让人感到心暖。试问,如今有如今母亲能做到这一点。当孩子摔跤时,大人立马会去打那羁绊物,让孩子一生学不会宽容。琦君为人为文一生温婉、低调。不得不说是母亲的言传身教给予她一生的教益。

在《春酒》一文中,母亲对“我”的爱意,更是表露无遗。“但是你呀,就只能舔一指甲缝,小孩子喝多了会流鼻血,太补了。”当“我”喝完春酒回来,母亲总要闻闻“我”的嘴巴,问我喝了几杯酒。母亲觉得问还不够,总要闻闻才放心。这是一位潜藏着一颗细腻之心的母亲,才能以无声的行动来验证孩子的话,这是更深的关切。时过境迁,母亲的身影已不在,自己又远隔重洋,那份炽热的乡情需要有一个出口。抒写母心,感受母亲情怀便是作者的慰藉。作者再厚重的笔墨,都无法消融这份千金重的情。她只化为一个简单的“总”字来释怀那份情。《春酒》一文中,共八次出现“总”字,它俨然是作者潜藏在《春酒》中的情感密码。“总是”、“总要”,也许在作者的心中,很多事都已淡忘,但回味时却总以为有太多出现。就如老王送给杨绛先生的鸡蛋,当她回味时觉得“多得数不清”。这往往不是量上的分晓,而是情感世界中的炽与浓。当一方施予太多情,曾经无法体会。当有朝一日悟起时,便再也无以偿还。便只能以“总是”、“总要”,“多得数不清”来表达。越简单,才能表达最浓烈的。这份爱,有人真正能读懂,才是无涯的。

  琦君笔下的母亲是丰满的,有一生坎坷命运的抒写,更有她的勤劳与容忍,以及她那颗慈悲心,温暖周围的人。如《母亲新婚时》,写母亲的爱情和婚姻,她与丈夫虽是亲戚关系,爱情却发生在婚后,母亲娇羞、顺从,怀有感恩心,跃然纸上;《母亲的手艺》表现母亲精于各种手艺,兴趣广泛;《母亲那个时代》,写她一天到晚为一家子忙碌,渴望爱而不得,却依然勤劳与忍耐;《母亲的偏方》,写母亲依靠在外祖父那儿学得的知识,用各种偏方治病,简直是一位“全科医生”,体现母亲的聪明能干;这分明是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通的伟大母亲。然而在《髻》中,作者却抒写了她悲苦而落幕的心境,这暗暗的幽幽的笔墨间,我们感受不到一丝对父亲的指责,对允许多妻制存在的社会,这是母亲的慈悲心与佛心,在作者身上的最大体现。

“像树木花草一样,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若能忘掉故乡,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在琦君50多本文学作品中,童年、故乡、亲人、师友占据了她创作题材的绝大部分,她以中国传统温柔敦厚的情怀,以细腻温婉的笔致,将这些营造成了一个只属于她的艺术世界。而在这些乡愁文学中,尤以叙写母亲的文章最突出,最是能够走进人的心坎。这浓得化不开的乡愁,源自于那份浓得难以释怀的母女亲情。

 

[参考文献]

 [1]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最后更新[201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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