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伟大，需要伟大的思想，更成就于伟大的思想。我希望能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进步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在争取了两三年后，今年十月，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回到未名湖畔，履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学而优则仕的进阶逻辑，到俞可平这里被颠覆了。以下是俞可平接受媒体专访时的对话，"有问必答"，对自己过去20多年亦官亦学的经历做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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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希望做一个思想者
《环球人物》：您热衷于将西方学术思潮的研究成果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借鉴。在这个碰撞过程中，您发现了哪些问题？
俞可平：首先，人类共有的一些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善治等，被当成西方特有的元素遭到排斥。其实，这些普遍价值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是很正常的，就好比一辆汽车，到了英国得右舵，到了中国得左舵，但无论右舵左舵，它终归还是汽车。不能因为西方先行一步，我们就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法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教训深刻。
其二，一些西方特有的价值，被当成人类普遍价值受到推崇。比如，西方社会强调个体价值，但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家庭和集体。举一个例子，西方写通讯地址从个人写起，由小到大排列，我们则正好相反，由大到小，最后才到个人。
第三，在将中西方的某些价值、理念进行对照比较时，忽略了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错位。福山最近在反思美国政治的衰败，认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太弱，必须强化。我同意这一观点，但不同意将它移植到中国。我们党和国家的权力还太强大，社会力量还没发展起来，所以我同意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简政放权。
第四，任何理论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开花结果。离开中国的现实土壤，再好的理论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提醒：有一些出国留学后选择在国外生活的"海外学者"，虽然不乏指点国内改革的"热情"，但如果自以为比国内学者更了解国内的改革发展进程，想成为中国改革的"国师"，其"不着地"的观点最终将误导决策者。
《环球人物》：您的许多观点，在提出时都很出格。为什么愿意一路踩着禁区走过来？
俞可平：因为我特别希望能做一个思想者。思想者和学问家、理论家不同，学问家的研究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理论家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但更多的是在为现实做注解和辩护，思想者则倾向于分析现实、谋划未来。思想者具有卓越的预见性、强烈的批判性，能基于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提出超前的判断，并透过其所处时代的本质，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再带着未来的眼光观察现实。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伟大，需要伟大的思想，更成就于伟大的思想。我希望能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进步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环球人物》：历史上很多思想家的命运都比较悲惨。
俞可平：但我从未因为自己的言论承受什么压力。思想者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直接相关，我很幸运地遇上了改革开放，社会政治进步了，思想大大地解放了，学术环境也比过去更加宽松了。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社会进步的方向。我的很多观点，比如人权、治理和善治、动态稳定、增量民主、协商民主、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全球治理等，刚提出来时的确引发了不少争议，现在却已经广为人知。你可能今天没意识到、不赞同，明天没意识到、不赞同，但只要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总有一天会得到认同。
《环球人物》：您的一些观点被政府决策采纳，有人因此给您贴上"文胆""智囊"的标签。您对这两种身份怎么看？
俞可平：我向来否认自己是什么"文胆"和"智囊"，也压根儿没想过要成为"文胆"和"智囊"。我认为，"文胆"是中国传统决策体系的产物，他们是皇帝的私人智囊，帮助皇帝出点子、做决策。现代政治应更多地依靠民主科学的决策咨询体系，像"文胆"这样的角色，不应当再出现于现代民主决策体制。
最现实的政治理想：善政、法治、增量民主、安全
《环球人物》：改革开放这些年，我国碰到了许多挑战。在您看来，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俞可平：社会的不公是最大挑战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基尼系数更高，达到0.61。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比如，有钱人能享受高质量体检，穷人得了小病却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