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唱生涯演唱生涯
文：畢飛宇
是哪根筋搭錯了呢？1990年，我26歲的那一年，突然迷上唱歌了。
1990總是特殊的，你不知道自己還能幹些什麼，而我對我的寫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可我太年輕，總得做點什麼。就在那樣的迷惘裏，我所供職的學校突然搞了一次文藝會演。會演行將結束的時候，我的同事，女高音王學敏老師，她上臺了。她演唱的是《美麗的西班牙女郎》。她一開腔就把我嚇壞了，這哪裏還是我熟悉的那個王學敏呢？禮堂因為她的嗓音無緣無故地恢宏了，她無孔不入，到處都是她。作為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人，我意外地發現人的嗓音居然可以這樣，擁有不可思議的馬力，想都不敢想。
我想我蠢蠢欲動了。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我悄悄來到了南京藝術學院，我想再考一次大學，我想讓我的青春重來一遍。說明情況之後，南藝的老師告訴我，你已經本科畢業了，不能再考了。我又來到了南京師範大學，得到的回答幾乎一樣。我至今都能記得那個陰冷的午後，一個人在南師大的草坪上徘徊。我不會說我有多痛苦，只是麻木。我怎麼就不痛苦的呢？
可我並沒有死心。終於有那麼一天，我推開了王學敏老師的琴房。所謂琴房，其實就是一間四五平米的小房子，貼牆放著一架鋼琴。王學敏老師很吃驚，她沒有料到一個教中文的青年教師會出現在她的琴房裏，客氣得不得了，還“請坐”。我沒有坐，也沒有繞彎子。我直接說出了我的心思，我想做她的學生。
我至今還記得王學敏老師的表情，那可是1990年，唱歌毫無“用處”，離“電視選秀”還有漫長的十五年呢。她問我“為什麼”，她問我“有沒有基礎”。當然，她沒有談“費用”的事，那時候，金錢還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概念，甲乙雙方都羞於啟齒。
我母親任教的那所小學有一把二胡，看完了電影之後，我就把二胡從牆上取下來，依照我的記憶，一個音、一個音地摸。摸上幾天，也能“順”下來。可我並不知道二胡一共有七個“把位”，我只會使用一種，52弦。這一來麻煩了，每一首曲子都有幾個音符對不上，你怎麼摸都摸不到，這很要命。旋律進行得好好的，一個音突然“跑”了，不是高，就是低，真是說不出的別扭。我問過許多人，也沒人知道這是為什麼。他們說，其實也“差不多”。可音樂沒有差不多，這是音樂特別不討喜的地方，它較勁、苛刻，沒有半點寬容，你要是跑調了，聽的人會想死。——我的“基礎”就這些了。
王學敏老師還是收下我了。她打開她的鋼琴，用她的指尖戳了戳中央C，是1，讓我唱。說出來真是丟人，每一次我都走調。王老師只能視唱：“1——，”這樣我就找到了。王學敏老師對我的耳朵極度失望，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很傷我的自尊，可我就是不走，我想我的臉皮實在是厚到家了。王老師沒有把我轟出去，也無非是礙於“同事的情面”。對初學者來說，聲樂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開”，它必須借助於腹式呼吸。說出來真是令人絕望，王老師告訴我，嬰兒在嚎哭的時候用的都是腹式呼吸，狗在狂吠的時候也是這樣。因為“說話”，人類的發音機制慢慢地改變了，胸腔呼吸暢通了，腹式呼吸卻閉合了。所謂“打開”，就是回到人之初。一旦“打開”，不僅音色變得圓潤，音量還可以變得嘹亮，只要趴在地上，完全有能力與狗對抗。我們身體的內部隱藏了多少好玩意，全讓我們自己弄丟了。
我已經用胸腔呼吸了26年了，要改變一個延續了26年的一個生理習慣，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師不厭其煩，一天又一天，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她一遍又一遍地給我示範，我就是做不到。王老師也有按捺不住的時候，發脾氣，她會像訓斥一個笨拙的學生那樣拉下臉來。是的，我早就錯過學習聲樂的最佳時機了，除了耐心，我毫無辦法。老實說，作為同事，被另一個同事這樣訓斥，心理上極其痛苦。我得熬過去。每天起床之後，依照老師的要求，我都要做一道功課，把脖子仰起來，唱“泡泡音”。——這是放松喉頭的有效方法。
除了唱“泡泡音”，放松喉頭最有效的方法是睡眠。行話是這麼說的：“歌唱家都是睡出來的”，和愛情是“睡出來的”其實是一個道理。可是，因為寫作，我每天都在熬夜，睡眠其實是得不到保證的。王老師不允許我這樣。我大大咧咧地說：“沒有哇，我睡得挺好的。”王學敏把她的兩只巴掌丟在琴鍵上，“咚”地就是一下。王老師厲聲說：“再熬夜你就別學！”後來我知道了，謊言毫無疑義，一開口老師就知道了，我的氣息在那兒呢。我說，我會盡可能調整好。——我能放棄我的寫作麼？不能。因為睡眠，寫作和歌唱成了我的左右手，天天在掰手腕。
王學敏老師煞費苦心了。她告訴我，“氣”不能與喉管摩擦，必須自然而然地從喉管裏“流淌”出來。她打開了熱水瓶的塞子，她讓我盯著瓶口的熱氣，看，天天盯著看。為了演示“把橫膈膜拉上去”，她找來了一只碗，放在水裏，再倒過來，讓我拿著碗往上“拔”，這裏頭有一種矛盾的、等張的力量，往上“拔”的力量越大，往下“拽”的力量就一樣大。是的，藝術就是這樣，上揚的力量有多少，下沉的力量就有多少。老實說，就單純的理解而言，這些都好懂。我能懂。我甚至想說，有關藝術的一切問題都不複雜，都在“好懂”的範疇之內——這就構成了藝術內部最大的一個隱秘：在“知識”和“實踐”之間，有一個神秘的距離。有時候，它天衣無縫；有時候呢，足以放進一個太平洋。
哪有不急躁的初學者呢。初學者都有一個不好的心態，不會走就想跑。我給王老師提出了一個要求，想向她學唱“曲子”。王老師一口回絕了。根據我的特殊情況，王老師說：“前兩年還是要打基礎。”我一聽“前兩年”這幾個字按捺不住了，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呢？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一個人來到了足球場。它是幽靜的，漆黑、空曠，在等著我。我知道的，雖然空無一人，但它已然成了我的現場。我不誇張，就在這樣一個漆黑而又空曠的舞臺上，每個星期我都要開三、四個演唱會。學生宿舍和教工宿舍離足球場不遠，我想我的歌聲是可以傳遞過去的，因為他們的聲音也可以傳遞過來。傳遞過來的聲音是這樣的：“他媽的，別唱了！”
別唱？這怎麼可能，我做不到。唱歌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一首曲子你就可以上癮，你停不下來。我的心想唱，我的身體也想唱。不唱不行的。
可我畢竟又不是唱歌，那是斷斷續續的，每一個句子都要分成好幾個段落，還重複，一重複就是幾遍、十幾遍。不遠處的宿舍一定被我折磨慘了——誰也受不了一個瘋子在深夜的騷擾。他們只是不知道，那個瘋子就是我。
事實上，我錯了。他們知道。每個人都知道。我問他們，你們是怎麼知道的？一個年紀偏大的女生告訴我，這有什麼呀，大白天走路的時候你也會突然撂出一嗓子，誰不知道？就你自己不知道。很嚇人的畢老師。我們都叫你“百靈鳥”呢。
我不怎麼高興。我怎麼就成“百靈鳥”了？一天夜裏我終於知道了。王學敏老師有一個代表作，《我愛你，中國》，第一句就是難度很大的高音——“百靈鳥從藍天飛過”。有時候我也唱的。當我鉚足了高音唱出“百靈鳥”的時候，嗨，可不是百靈鳥麼。
寫到這裏我其實有點不好意思，回過頭來看，我真的有些瘋魔。我一個當老師的，大白天和同學們一起走路，好好的，突然就來了一嗓子，無論如何這也不是一個恰當的行為。可我當時是不自覺的，說情不自禁也不為過。難怪有不少學生很害怕我，除了課堂和操場，你根本不知道那個老師的下一個舉動是什麼，做學生的怎麼能不害怕呢。我要是學生我也怕。
一年半之後，我離開了南京特殊師範學校，去了《南京日報》。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我的演唱生涯到此結束。我去看望我的王老師，王老師有些失望。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可能把我培養成畢學敏，但是，王老師說：“可惜，都上路了。”
前些日子，一個學生給我打來電話，我正在看一檔選秀節目，附帶著就說起了我年輕時候的事。學生問：“如果你是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你會不會去參加？”我說我會。學生很吃驚了，想不到他的“畢老師”也會這樣“無聊”。這怎麼就無聊的呢？這一點也不無聊。事情往往就是這樣，不經曆“難以自拔”的人永遠也不能理解，有些人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發出聲音的。我喜愛那些參加選秀的年輕人，他們的偏執讓我相信，生活有理由繼續。我從不懷疑一部分人的功利心，可我更沒有懷疑過愛。年輕的生命自有她動人的情態，沉溺，旁若無人，一點也不絕望，卻更像在絕望裏孤獨地掙紮。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再也沒去王老師的琴房上過一堂聲樂課。說到這裏我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其實並沒有學過聲樂，充其量也就練過一年多的“咪”和“嘛”。因為長期的熬夜，更因為無度的吸煙，我的嗓子再也不能打開了。拳離了手，曲離了口，我不再是一條狗了，我又“成人”了。我的生命就此失去了一個異己的、親切的局面。——那是我生命之樹上曾經有過的枝丫，挺茂密的。王老師，是我親手把它鋸了，那裏至今都還有一個碗大的疤。
文：畢飛宇
是哪根筋搭錯了呢？1990年，我26歲的那一年，突然迷上唱歌了。
1990總是特殊的，你不知道自己還能幹些什麼，而我對我的寫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可我太年輕，總得做點什麼。就在那樣的迷惘裏，我所供職的學校突然搞了一次文藝會演。會演行將結束的時候，我的同事，女高音王學敏老師，她上臺了。她演唱的是《美麗的西班牙女郎》。她一開腔就把我嚇壞了，這哪裏還是我熟悉的那個王學敏呢？禮堂因為她的嗓音無緣無故地恢宏了，她無孔不入，到處都是她。作為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人，我意外地發現人的嗓音居然可以這樣，擁有不可思議的馬力，想都不敢想。
我想我蠢蠢欲動了。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我悄悄來到了南京藝術學院，我想再考一次大學，我想讓我的青春重來一遍。說明情況之後，南藝的老師告訴我，你已經本科畢業了，不能再考了。我又來到了南京師範大學，得到的回答幾乎一樣。我至今都能記得那個陰冷的午後，一個人在南師大的草坪上徘徊。我不會說我有多痛苦，只是麻木。我怎麼就不痛苦的呢？
可我並沒有死心。終於有那麼一天，我推開了王學敏老師的琴房。所謂琴房，其實就是一間四五平米的小房子，貼牆放著一架鋼琴。王學敏老師很吃驚，她沒有料到一個教中文的青年教師會出現在她的琴房裏，客氣得不得了，還“請坐”。我沒有坐，也沒有繞彎子。我直接說出了我的心思，我想做她的學生。
我至今還記得王學敏老師的表情，那可是1990年，唱歌毫無“用處”，離“電視選秀”還有漫長的十五年呢。她問我“為什麼”，她問我“有沒有基礎”。當然，她沒有談“費用”的事，那時候，金錢還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概念，甲乙雙方都羞於啟齒。
我母親任教的那所小學有一把二胡，看完了電影之後，我就把二胡從牆上取下來，依照我的記憶，一個音、一個音地摸。摸上幾天，也能“順”下來。可我並不知道二胡一共有七個“把位”，我只會使用一種，52弦。這一來麻煩了，每一首曲子都有幾個音符對不上，你怎麼摸都摸不到，這很要命。旋律進行得好好的，一個音突然“跑”了，不是高，就是低，真是說不出的別扭。我問過許多人，也沒人知道這是為什麼。他們說，其實也“差不多”。可音樂沒有差不多，這是音樂特別不討喜的地方，它較勁、苛刻，沒有半點寬容，你要是跑調了，聽的人會想死。——我的“基礎”就這些了。
王學敏老師還是收下我了。她打開她的鋼琴，用她的指尖戳了戳中央C，是1，讓我唱。說出來真是丟人，每一次我都走調。王老師只能視唱：“1——，”這樣我就找到了。王學敏老師對我的耳朵極度失望，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很傷我的自尊，可我就是不走，我想我的臉皮實在是厚到家了。王老師沒有把我轟出去，也無非是礙於“同事的情面”。對初學者來說，聲樂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開”，它必須借助於腹式呼吸。說出來真是令人絕望，王老師告訴我，嬰兒在嚎哭的時候用的都是腹式呼吸，狗在狂吠的時候也是這樣。因為“說話”，人類的發音機制慢慢地改變了，胸腔呼吸暢通了，腹式呼吸卻閉合了。所謂“打開”，就是回到人之初。一旦“打開”，不僅音色變得圓潤，音量還可以變得嘹亮，只要趴在地上，完全有能力與狗對抗。我們身體的內部隱藏了多少好玩意，全讓我們自己弄丟了。
我已經用胸腔呼吸了26年了，要改變一個延續了26年的一個生理習慣，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師不厭其煩，一天又一天，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她一遍又一遍地給我示範，我就是做不到。王老師也有按捺不住的時候，發脾氣，她會像訓斥一個笨拙的學生那樣拉下臉來。是的，我早就錯過學習聲樂的最佳時機了，除了耐心，我毫無辦法。老實說，作為同事，被另一個同事這樣訓斥，心理上極其痛苦。我得熬過去。每天起床之後，依照老師的要求，我都要做一道功課，把脖子仰起來，唱“泡泡音”。——這是放松喉頭的有效方法。
除了唱“泡泡音”，放松喉頭最有效的方法是睡眠。行話是這麼說的：“歌唱家都是睡出來的”，和愛情是“睡出來的”其實是一個道理。可是，因為寫作，我每天都在熬夜，睡眠其實是得不到保證的。王老師不允許我這樣。我大大咧咧地說：“沒有哇，我睡得挺好的。”王學敏把她的兩只巴掌丟在琴鍵上，“咚”地就是一下。王老師厲聲說：“再熬夜你就別學！”後來我知道了，謊言毫無疑義，一開口老師就知道了，我的氣息在那兒呢。我說，我會盡可能調整好。——我能放棄我的寫作麼？不能。因為睡眠，寫作和歌唱成了我的左右手，天天在掰手腕。
王學敏老師煞費苦心了。她告訴我，“氣”不能與喉管摩擦，必須自然而然地從喉管裏“流淌”出來。她打開了熱水瓶的塞子，她讓我盯著瓶口的熱氣，看，天天盯著看。為了演示“把橫膈膜拉上去”，她找來了一只碗，放在水裏，再倒過來，讓我拿著碗往上“拔”，這裏頭有一種矛盾的、等張的力量，往上“拔”的力量越大，往下“拽”的力量就一樣大。是的，藝術就是這樣，上揚的力量有多少，下沉的力量就有多少。老實說，就單純的理解而言，這些都好懂。我能懂。我甚至想說，有關藝術的一切問題都不複雜，都在“好懂”的範疇之內——這就構成了藝術內部最大的一個隱秘：在“知識”和“實踐”之間，有一個神秘的距離。有時候，它天衣無縫；有時候呢，足以放進一個太平洋。
哪有不急躁的初學者呢。初學者都有一個不好的心態，不會走就想跑。我給王老師提出了一個要求，想向她學唱“曲子”。王老師一口回絕了。根據我的特殊情況，王老師說：“前兩年還是要打基礎。”我一聽“前兩年”這幾個字按捺不住了，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呢？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一個人來到了足球場。它是幽靜的，漆黑、空曠，在等著我。我知道的，雖然空無一人，但它已然成了我的現場。我不誇張，就在這樣一個漆黑而又空曠的舞臺上，每個星期我都要開三、四個演唱會。學生宿舍和教工宿舍離足球場不遠，我想我的歌聲是可以傳遞過去的，因為他們的聲音也可以傳遞過來。傳遞過來的聲音是這樣的：“他媽的，別唱了！”
別唱？這怎麼可能，我做不到。唱歌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一首曲子你就可以上癮，你停不下來。我的心想唱，我的身體也想唱。不唱不行的。
可我畢竟又不是唱歌，那是斷斷續續的，每一個句子都要分成好幾個段落，還重複，一重複就是幾遍、十幾遍。不遠處的宿舍一定被我折磨慘了——誰也受不了一個瘋子在深夜的騷擾。他們只是不知道，那個瘋子就是我。
事實上，我錯了。他們知道。每個人都知道。我問他們，你們是怎麼知道的？一個年紀偏大的女生告訴我，這有什麼呀，大白天走路的時候你也會突然撂出一嗓子，誰不知道？就你自己不知道。很嚇人的畢老師。我們都叫你“百靈鳥”呢。
我不怎麼高興。我怎麼就成“百靈鳥”了？一天夜裏我終於知道了。王學敏老師有一個代表作，《我愛你，中國》，第一句就是難度很大的高音——“百靈鳥從藍天飛過”。有時候我也唱的。當我鉚足了高音唱出“百靈鳥”的時候，嗨，可不是百靈鳥麼。
寫到這裏我其實有點不好意思，回過頭來看，我真的有些瘋魔。我一個當老師的，大白天和同學們一起走路，好好的，突然就來了一嗓子，無論如何這也不是一個恰當的行為。可我當時是不自覺的，說情不自禁也不為過。難怪有不少學生很害怕我，除了課堂和操場，你根本不知道那個老師的下一個舉動是什麼，做學生的怎麼能不害怕呢。我要是學生我也怕。
一年半之後，我離開了南京特殊師範學校，去了《南京日報》。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我的演唱生涯到此結束。我去看望我的王老師，王老師有些失望。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可能把我培養成畢學敏，但是，王老師說：“可惜，都上路了。”
前些日子，一個學生給我打來電話，我正在看一檔選秀節目，附帶著就說起了我年輕時候的事。學生問：“如果你是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你會不會去參加？”我說我會。學生很吃驚了，想不到他的“畢老師”也會這樣“無聊”。這怎麼就無聊的呢？這一點也不無聊。事情往往就是這樣，不經曆“難以自拔”的人永遠也不能理解，有些人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發出聲音的。我喜愛那些參加選秀的年輕人，他們的偏執讓我相信，生活有理由繼續。我從不懷疑一部分人的功利心，可我更沒有懷疑過愛。年輕的生命自有她動人的情態，沉溺，旁若無人，一點也不絕望，卻更像在絕望裏孤獨地掙紮。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再也沒去王老師的琴房上過一堂聲樂課。說到這裏我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其實並沒有學過聲樂，充其量也就練過一年多的“咪”和“嘛”。因為長期的熬夜，更因為無度的吸煙，我的嗓子再也不能打開了。拳離了手，曲離了口，我不再是一條狗了，我又“成人”了。我的生命就此失去了一個異己的、親切的局面。——那是我生命之樹上曾經有過的枝丫，挺茂密的。王老師，是我親手把它鋸了，那裏至今都還有一個碗大的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