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公”家小记
（一）
这几天单位搬“公”家。所谓搬“公”家，就是搬自己的办公室。光是打包，我就打了40多个纸箱。都是书籍。这些书，旧办公室下架，新办公室又上架，一些上了新办公室书架的书，一狠心，又扔到办公室门外，扔了可能不下两百斤。折腾来折腾去，把我老人家这把老骨头累得快散架了。底盘不好的老毛病也累犯了。
自1999年下半年来深圳市工作，迄今我已在深圳市教研室和后来合并的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了18个年头，若满打满算，是16年加两个月。过去16年间，我们办公室搬了四次四个地方，加上这一次，是第五次了。平均满三年搬一次。
到处流浪不是。
还好只是三年流浪一次，还不够格荣膺流浪者桂冠。
前天院办通知，昨天（2016年元月28日）早上八点开始搬办公室。我昨天还要和海云天公司的工程师处理深圳2016年深圳高三年级一模语文试题答题卡的一些问题，因此昨天早上五点我就起床，六点前驱车赶到单位排搬家的队。我排了第一名。到八点，姗姗来迟的年轻博士声称他上午九点要开会，要第一个搬，不由分说抢在我前面。而实际上他整个一天都在搬旧办公室，整理新办公室。这年头的年轻人啊，不讲规矩啊，不愿意提前来排队啊，还和我们这样的老人家抢啊。
昨天我搬办公室时，大雨下得很紧。
晚上回来，浑身关节疼，洗什么澡啊，连脚也没有洗，上床，没倒头就睡。
图一：旧办公室打包
（二）
布置办公室，我是按自己的习惯，在整体布局合理的前提下，怎样方便，就怎样摆设。我们同事不少人则很讲究风水，比如后背不能对着窗户而要对着墙啊，说是对着墙有靠山。
我是从不讲究这些的。
新办公楼朝南的一面，面对着原深圳教育学院的正大门（离原教育学院正大门不到10米）。办公楼大门外约20米处，是深圳市著名繁忙道路泥岗路，一天到晚车水马龙。从原教育学院正大门前的泥岗路往西再走一百米左右，即是泥岗路和更繁忙的北环大道交界处。我的办公室在新办公楼最高层的正中间一间（或接近正中间的一间）。我办公室朝南的整面外墙都是玻璃幕墙，办公室里朝南的一面都是落地窗，其中只有一块玻璃可外推以通气。我打算把自己的办公座椅背对落地窗摆放。我把我办公室整个布置设计画了草图给同事看，同事像以前搬办公室时一样建议我说，办公室的办公座位不要背对落地窗，要背对墙，这样有靠山。我把我的布置设计草图照片，通过工作室QQ群发给语文味工作室的老师们看，同时把同事的这些风水建议当作笑话一样讲给他们听。比较喜欢我的布置设计，同时也比较了解我个性的语文味工作室梁青在QQ留言：“您从来不需要靠山，您就是靠山嘛。”梁青这话一鼓我就想舞啊。我又把我画的布置草图照片发给我女儿看，告诉她我想背对落地窗，同事反对，同事反对的理由除了风水，还有电脑屏幕不能对着窗户。女儿是悉尼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又曾在国际著名大公司普拉达、香奈儿在澳洲的两家旗舰店工作过好几年，她的回复虽不带表情，却让人仿佛能看到一副不屑的派头：“大老板的办公电脑屏幕都是对着窗户的。”
于是乎我亦愈加坚定地继续按我的意思布置新办公室。当然，没有两位女士支持，我也会按我自己的设计布置办公室的。我的设计的好处是，办公室以办公桌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我的办公座位与背后落地窗之间，有一个近4平方米的空间，在这个空间设一微饮茶处，来客人，我办公椅子转一下，即可与其交谈。
图二：新办公室左边布置
图三：新办公室右边书架
图四：新办公室一角
图五：新办公室一瞥
图六：味吧桃花岛
（三）
由搬办公室事宜，我想到人的宿命。
我的研究生学业是提前半年于1992年底毕业的。1992年暑假，即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到当时的深圳教育学院找工作。当时的大背景是，邓小平南巡不久，全国各高校研究生毕业后纷纷南下深圳找工作。我将个人特点和时代潮流相结合，把深圳教育学院作为我找工作的首选。在当时的深圳教育学院行政楼，我去见中文系主任李裕教授。李裕教授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深圳教育学院马上要合并到深圳大学，成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报告国家教委已批准，但批复文件还没有下来，因此深圳市人事局暂时冻结了深圳教育学院的人事关系。”李裕教授可能为了安慰远道而来的我，接着又说：“要不你到中学去吧，深圳市中小学校硕士研究生不少，连博士也有。”我一听他此言，把肩上的牛仔马桶包拿下来，一边从包中拿出一大摞论文（其中有多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体育》《中学语文教与学》等转载的论文），一边对李裕教授说了一句豪言壮语：“我怎么会到中学去呢？李主任您看看我的材料我就走。”（注1）
李裕教授听我此言，认真看了我一眼，就仔细翻看起我的材料来。看完他说：“我们还真需要你这样的人啊，我专门到好几个师范大学找过，还没有找到你这个条件的，你本科学中文，研究生学教育学，发表这么多论文，讲课也好，有理论有实践，来搞教师培训，最好了。我们要你，你能不能到深圳市人事局去一趟，跟他们谈谈给个编制让你进来？”
到深圳市人事局去要来进人指标，这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我在深圳也举目无亲。于是我退而求其次，准备到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师范学院或者珠海教育学院。我相信，我是很适合做大学教师的人，正常情况下，我要找的高校（都是师范院校），是不会拒绝我的。
当年和李裕教授见面的地点，正是我现在要搬进来的这栋办公楼，即原深圳教育学院大门口的行政楼。（注2）
24年前，想进深圳教育学院工作，碰到特殊情况，没有能进来。24年后，我搬进这栋楼办公，再过几年，也要在这栋楼退休。
（四）
1999年我来深圳市教研室工作后，认识了深圳市福田区莲花中学一位教语文的女教师。由于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原因，这位老师有段时间可能得了忧郁症，好像还蛮严重，听我一次很幽默的报告后，她的忧郁症竟好了。教育部语文出版社“名师讲语文”丛书之《程少堂讲语文》（2008年1月出版）中有一段记载此事：
2006年9月上旬的一天傍晚，我和语文味课题组骨干成员、深圳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马恩来以及梅林中学几位语文老师一起驱车参加一个活动。车行途中，我们正闲聊，深圳市福田区某初中一位年轻女教师打电话给我，为一件事情向我表示感谢。电话中她郑重其事地说道：“程老师你知道吗？我多年心情不好想要自杀，但是听了你一堂课后，我就不想自杀了。”我说我的课有这么大的魔力吗？这位老师回答：“是啊！程老师你不知道你的课多幽默多生动多有意思啊！”我当时和现在都为这件事感到高兴。这大概也能算作是我的课例的积极影响的一个例证吧！特记一笔，立此存照。
——以上文字原载教育部语文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名师讲语文”丛书之《程少堂讲语文》，第85页。
这位女教师叫李沁。十多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在莲花中学搞深圳市全市初中语文教研活动，晚上和老师们餐叙时，我谈到来深圳教育学院找工作的经历，谈到见李裕教授的故事。在座的李沁边听边笑，拿起红酒杯给我敬酒，对我说：“你当年见的李裕是我爸爸。”
（五）
女儿从悉尼带回的宠物狗，英文名字叫Ｒimi，回国后，我给它起了个中文名字，叫语文味。我办公桌后面的微饮茶处，开始我想到的中文风格名字有好几个，啰嗦点的有“车马喧处茗影阁”等，简洁点的有“桃花源”啊“茶外”啊“比慢轩”“桃花岛”啊什么的，西洋别名就通俗地叫它小吧台。现打算中西合璧，定名为：味吧桃花岛。因为我与“味”有缘，又痴迷“桃花岛”。来男客人，坐捡回的破沙发去，来女客人，请坐味吧桃花岛。不是有一首经典老歌《我的办公室》曾这么唱来着：朋友来了有味吧桃花岛，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破沙发。哈哈！
2016/1/29
注释
注1：1992年暑假，我也曾到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找过工作，也说过类似豪言壮语。见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邓应龙教授时，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邓应龙教授可能因应对全国各地找工作的研究生已经够烦，因此头也没抬就说：“我们学校名额已满，你到广州师专去看看吧？”他话音未落，我立马回复道：“我怎么会到师专去呢？你看看我的材料我就走。”听我此言，邓应龙教授眼睛一亮看我一眼，很快看完我的材料和论文，说：“我做不了主，你明天上午十点来，见语文教学法教研室主任崔干行老师，你和他谈。”第二天崔干行老师见我，说：“你的材料看了，欢迎你来。电影《雅马哈鱼档》的编剧，当年从西北以作家身份调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而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只有语文教学法教研室有编制，因此他只能去教语文教学法。但这位作家一直想去教写作或文艺理论。你来正好让他归队教写作或文艺理论。”见崔干行老师当天早上8：30，我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试讲（就因为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试讲，以及试讲后和华南师大人事处、教育系领导面谈，去见崔干行老师时比约定时间晚了近40分钟。当我匆匆赶往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邓应龙教授办公室，邓应龙教授一见我就说：“你这人啊，约好十点，你现在才到。”）。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领导和学校人事处汪姓女处长听完课后，当场同意接受我到教育系工作，并说我来了后，我夫人可安排到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做英语教师。后来因为珠海教育学院领导主动提出，如果我去珠海教育学院工作，他们在我报到前就可先行安排好我的家属。家属调动对刚毕业的研究生是件大事，因此我就去了珠海。
注2：深圳教育学院合并到深圳大学成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后，接着成立的深圳信息技术学院在这里办学到前几年才搬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