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江
天津爆炸事件真实伤亡情况至今未知，相关责任人及其背后的权力网络依然讳莫如深。然而大众视线已迅速转移，沉溺于集体暴力的审美和民族主义的激情当中。卑微的个体与尊荣的集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下中国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自我意识正在急速膨胀，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突出自我，强调个性和多元。另一方面个体价值却在逐渐消亡，人们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而沦为以存在本身作为最高的价值。个体价值，体现在获得安全、尊严、公正、平等、自由和自我实现。当然贫穷的人可能首先应获得温饱。自我意识的膨胀在丛林社会中恶性竞争，自然状态在这个权力大于秩序的社会里若隐若现，所有人在为个人价值奋斗的正当理由下攫取最大的个人利益和权力。在丛林社会的博弈中，所有人实际上终将无法获得真正的个人价值。安全、尊严、自由、自我实现的图景只存在于和谐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秩序之中，而在丛林社会中人们收获权力和金钱的同时也获得了诅咒、仇恨和虎视眈眈。所以，这对矛盾最终将归于悲剧般的终结，膨胀的自我无可避免地没入个体价值的虚无当中。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转型时期的社会非常容易发生价值紊乱的现象，而严密的政治控制并没有成功构建主导价值体系和主流价值体系，权力失序和经济生活的巨大压力造成无休止的恶斗，个体不得不在不安、麻木、血腥、孤独、暴力、困苦中自我消解。
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范
所谓社会失范，是指原有社会规范崩溃而新的社会规范并未完成重建，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价值冲突、规则失效的现象。这在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中非常常见。因为社会系统（国家）是由复杂的结构、多个子系统构成，某一个子系统过快的变迁将会使得整个社会系统产生剧烈的动荡。
如果简单梳理中国的社会系统，我们会对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失范现象有更清晰的认识。传统中国的社会系统是一种家-国二元同构体。家既可以为是夫妇、儿女、父母组成的“家庭”，也可以是宗社构成的“家族”。家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古代道统的原点。儒家自汉后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学说。在伦理框架内，它首先对群己和人际关系进行界定，明确“我”在与群体和他人互动时应遵守的规范以及所处的位置。尤其在群己关系中，它使人产生各种规范性的社会角色认知，因而这也是伦理规范构建的基础。
费孝通在描述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时创造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意思是社会中每个人来说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个圈层，不同人处于圈层的不同位置，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流动性极小的乡土社会，中国人因血缘亲疏和交流频稀来确定其它人在自己圈子中的地位。血缘上越是亲密，感情越是深厚，则越处于核心圈子。因此我们发现，中国人无论在情感上还是规范上，都会显得“内外有别”。中国人会对“自己人”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注入更多的情感，而对公共义务和对陌生人的态度则甚为漠然，这一点至今仍然明显。古代中国的社会体系就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进行权力分配、制度安排、伦理设计。有了权力和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使得在原本的伦理规则迅速得以建构成为一套完整的社会秩序和权力体系——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等级秩序和中央帝国皇权体系。天子作为天之子，在社会结构内定位为天下臣民之“父亲”的角色，那么天子在制度、秩序和规范中自然拥有最高的权力和威望。
然而，这种家天下的政治、经济和伦理格局在近代被严重破坏，不过真正毁灭这些的，是建国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尤以文革为甚。文革毁灭了原有家庭结构中以血缘和交往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在人际、群己关系中建构起“无产阶级大联盟”的“同志关系”和“革命友谊”。这种整体主义式的集体主义使得人际之间简约为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群己之间简约为“大我”和“小我”的关系。毛泽东以神一般的形象与最重要的“大我”融为一体。如果抛开文革造成的悲惨灾难不说，这一次运动对意识形态的建构是非常成功的。
不过，改革开放使得社会系统再次发生根本性变化。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否定意味着文革中所成功建构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简约的社会角色彻底破产，领袖权威的受损也会影响执政团体自身的权威，而信用危机更是一步步削弱这种权威。与此同时，西方价值的大规模输入由于与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产生根本性冲突而无法融合，导致中国社会原有的价值紊乱局面在西方多元价值冲击下更加混乱。具体论述详见拙作《民粹主义离我们并不遥远》。
权贵集团架空国家加剧权力失序
主流价值和主导价值本来可以依靠权威政治力量干预得以快速整合、建构，但是政治权威的削弱以及政治理念、手段的偏差导致政治力量以一种强力维持现有秩序的压力形态呈现。政治上的严密控制必然利用各种手段在人们观念中树立正确的“主流民意”和错误的“反动力量”两种标签。与文革时期的主流价值不同，人们往往以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对待这种主流价值，即不认同的接受和不理解的妥协。人们必须进行自我审查以迎合“主流民意”，成为反动力量的代价常常并不在于物质上或物理性的惩罚，而是在于被主流社会排斥。然而这种犬儒主义和人格分裂意味着意识形态建构是无效的，因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应该是人们真诚地去相信。理性之上的信仰，能够为政权提供稳固的合法性。不过从这次天津事件的舆论我们可以发现，官方话语往往受到广泛的质疑甚至嘲弄，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连基本的观念引导能力也面临失效。
导致观念引导和建构失败并非是国家能力出现问题，而是因为权贵精英和政治集团日益架空国家。由于部分权贵精英和政治团体成员本身并不相信那一套意识形态，反而热衷于争夺权力和财富，因此在社会失范的状况下人们并不能感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真诚，遑论整个建构过程充满了粗糙和自相矛盾。
许多权贵精英和政治团体往往将个人和集团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而由他们所制定的规则和秩序自然有利于他们在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因此，除了价值共识缺乏，我们同样看到权贵精英和政治团体对国家架空以及他们权力不受约束导致国家权力体系无法实现法治运作，社会自治空间严重不足，市场对资源无法高效配置。他们垄断着政治权力而不受宪制性的约束，拥有转化为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超强能力，对市场、社会也拥有极强的渗透能力和控制能力。结果就是，寻租行为泛滥，族群冲突严重，社会分裂恶化，政治权力垄断经济资源，资本集团与政治集团融合，群体事件频发等等。李克强总理将他们称之为利益集团，中共和政府高层也多次表明利益集团力量之强难以想象。利益集团可以随意制定秩序、规则，也可以随意破坏这些秩序和规则，法治无从建设，约束难以奏效，唯有权力当道。在这样的权力失序环境下，丛林社会是必然的产物。即人人相信，只有在权力和财富的零和博弈中胜出，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
经济高压激化丛林斗争
丛林社会中的唯一信条便是胜者为王，展开这个残酷的丛林生态，是一副精英阶级剥削着其它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相互厮杀，底层人民苟延残喘的画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积累的天量财富被极少数人瓜分，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则卑微地哺育权贵们。
高压的经济生活和巨大的贫富差距使人们产生了严重的剥离感。原本来说，努力与回报成正比以及生活上的美好愿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使各个阶层以及人与人之间能够更为和谐。然而丛林社会下的人们不得不纷纷选择“小我”的圆满，乐于将自己打造成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回避“大我”所承载的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在缺乏法治的环境中中人们唯一可以相信的只有自己（人）和权力。
虽然现代中国人也会选择对“自己人”付出更多，这与古代中国相似，然而毛泽东时期当权者对古代伦理体系的有意打击以及市场经济对人伦关系的重新建构使得现代中国人之间仅存小范围内的血缘连接、情感联系和心理契约，对于核心圈子以外关系网络，原有的伦理规范则失去原有的效力。尤其是丛林社会下的人们愈加相信，自己（人）的幸福才是在伦理上最重要的。然而幸福是什么？他们却是迷茫的。
消费主义和权力主义
自我的蠢蠢欲动并不意外地与一种价值观相遇和相拥，这就是消费主义。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从美国诞生的消费主义伴随着美国商品、生活方式席卷全球。消费主义依附在琳琅满目且无处不在的客体中不断刺激人们的物欲，借助市场逻辑中的逐利正当性重构了人们对价值的功利化定义。被撕裂的传统价值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节节败退，毛泽东死后就摇摇欲坠的那一套意识形态被欲望蚕食地只剩下一个权力主义的空壳。权力主义者对权力的迷恋掩盖在一套套华丽的说辞之下，疏于治世的情怀而精于权术的操作。缺乏宗教对心灵的守护，人心迷茫于一道道乱流之中。社会价值混乱不堪，所有人与所有人都处于无法取得价值共识的混战。
消费主义和权力主义释放了自我的欲望，并建构了对商品和权力的观念和价值，使得人可以在获得商品、权力时产生与它们背后的观念和价值的连接感。商品和权力给人们带来的是欲望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满足。然而，消费主义、权力主义使人永远处于一种渴求满足的状态，它可以用欲望的刺激使人麻痹，却常常使人处于“不满足”的状态。这种状态的人们，疯狂、焦虑、茫然、空虚、无力……
存在感匮乏的中国人在商品、权力中获得了社会价值上的满足。然而消费主义撕开的巨大黑洞需要源源不断地吸食，数量庞大的底层人民和中产阶级只能长期处于饥渴状态。空虚的人们如僵尸般四处觅食，追求生理快感，沉醉于欲望宣泄。整个中国社会对金钱、情色、权力的疯狂迷恋，就是主流/主导意识形态让位于消费主义、权力主义的结果。可以说，消费主义、权力主义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虚幻的“幸福”定义，却愈加消解了中国人的自我。
自我消解的悲剧
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悲剧在于，几乎所有人都在忙碌着，却又茫然着。中国人上演着这个时代最荒诞的悲剧。
成年人挣扎在生存与生活之中，为美好的未来奋斗着。他们寻求安逸，却有无法抑制的贪婪。他们渴望平淡，却又对失败的不安。成功与失败的感觉强烈而分明，前者意味着拥有了存在的权利。成功学和公务员考试的热潮从未消退，商界大亨受到明星般的热捧，民众对官员的卑躬屈膝，全系金钱和权力在社会价值中的垄断地位。整个社会未曾拥有对人的终极关怀。
孩子们从小就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中成长。这与其说是看到成年世界的残酷竞争逼使家长不得不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不如说是人生失意的家长希望在孩子身上获得存在与虚荣。家长所有失意的痛感隐藏在潜意识当中，孩子的出现唤醒了他们这部分的意识。家长强势的人格支配着孩子，那一个个幼小的人格就在扭曲中被塑造。中国的家长是自私的，他们不理会孩子的真实需求，常常以爱的名义强加于他们所不需要的。相反，贫乏的存在感则需要在孩子身上索取，并冠之以孝的名义。所以，中国的家长害怕孩子真正的独立，因为孩子是家长人生唯一的意义所在。结果就是，情感沟通的失败使孩子在自我存在感残缺中成长，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混乱、虚无的丛林社会和无休止的苦难轮回。
农村人在社会边缘中怀有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厌倦喧嚣的城市人则怀有回归田园生活的憧憬。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不曾拥有对城市的归属感，本地居民则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熟悉的家园逐渐消亡。讽刺般的错位与矛盾，是所有人对所有历史和情感的消解。
悲剧的人们生活在相互隔绝的世界，彼此不信任。一层脆弱的薄丝连接着每一个更加脆弱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人们缺乏充分的情感沟通，相互保持安全的距离，所有人都感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们用金钱、权力和美色将神明和生命践踏在脚下，一个个心灵的守望者黯然离去。我们正在共同见证一个时代的悲剧，个体价值正在快速消解，人卑微地活在他们所无法感知的虚幻当中。
作者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国际研究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