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知识分子过劳死应问责于学术体制
时间：2005年11月19日 来源：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一个关于公共卫生的论坛上披露说，中国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过劳死现象，过去五年里，北大和中科院有135位教授死亡，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53.3岁。另外，统计显示，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少10岁。舆论普遍认为，科研的负担、教育任务的繁重以及由学术评价体系带来的精神压力，是知识分子早衰乃至早夭的主要原因。
学术评价体系行政化，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老问题。多年以前，在北大有一个典型的事件，说是美学大师宗白华生前不爱写书，只能评为“三级教授”，他晚年生病要住院，因为三级教授不够级别、不能住进高干病房，北大校方迫于情势紧急，连夜开会讨论宗白华的级别问题，并火速将他提升为二级教授，这才将享誉中外、桃李天下的大宗师搬到了高干病房里，只可惜为时已晚，宗白华先生最终死在了“三级教授”这样一个学术级别上。学术级别害死人的怪诞现象，在宗白华先生故去多年之后，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
今年8月，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勇，因弥散性肝癌晚期病逝，这一消息一度震惊了整个学术界，人们普遍认为，何勇的早夭与他长期超负荷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反思何勇之死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我国的学术制度之弊。一个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了当上教授或者博导，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做出科研成果，还必须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或学术专著，此外，还必须像何勇那样带上十几个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长期地加班工作、夜以继日地“与天斗、与地斗、与学术体制斗”，终于熬干了这些知识精英的生命。就在年初，四天之内，清华大学就痛失两名英才，清华的一位教授因此感喟说：“我们的工作量太超负荷了，但大家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和比拼，已经麻木了。”
中国教育界、学术界面临市场和行政双重评价体系的严重挤压，知识分子早夭是这一症候的极端病理反应。更可怕的是，这种畸形体制慢慢咬合，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不仅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无奈的认同，连整个社会也变得麻木。多年来，人们不遗余力地谴责学术腐败现象，却很少反思假论文、假文凭、假成果的深层肇因，偏重于道德辩驳而忘却了体制问责，这种舆论环境又加剧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压力。
找到知识分子短寿的内在原因，并寻求解决之道，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必然要求，也关乎社会的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顾左右而言他。在卫生部官员披露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的时候，有人印证说，不健康生活方式是罪魁祸首，证据是有83%的成年人没有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好心人搅浑水，说是知识分子的膳食结构有问题。如果我们继续用这种“脑筋急转弯”的方式寻找替罪羊，知识分子的“哀荣”和我们的“震惊”难免会继续下去。
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一个关于公共卫生的论坛上披露说，中国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过劳死现象，过去五年里，北大和中科院有135位教授死亡，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53.3岁。另外，统计显示，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少10岁。舆论普遍认为，科研的负担、教育任务的繁重以及由学术评价体系带来的精神压力，是知识分子早衰乃至早夭的主要原因。
学术评价体系行政化，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老问题。多年以前，在北大有一个典型的事件，说是美学大师宗白华生前不爱写书，只能评为“三级教授”，他晚年生病要住院，因为三级教授不够级别、不能住进高干病房，北大校方迫于情势紧急，连夜开会讨论宗白华的级别问题，并火速将他提升为二级教授，这才将享誉中外、桃李天下的大宗师搬到了高干病房里，只可惜为时已晚，宗白华先生最终死在了“三级教授”这样一个学术级别上。学术级别害死人的怪诞现象，在宗白华先生故去多年之后，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
今年8月，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勇，因弥散性肝癌晚期病逝，这一消息一度震惊了整个学术界，人们普遍认为，何勇的早夭与他长期超负荷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反思何勇之死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我国的学术制度之弊。一个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了当上教授或者博导，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做出科研成果，还必须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或学术专著，此外，还必须像何勇那样带上十几个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长期地加班工作、夜以继日地“与天斗、与地斗、与学术体制斗”，终于熬干了这些知识精英的生命。就在年初，四天之内，清华大学就痛失两名英才，清华的一位教授因此感喟说：“我们的工作量太超负荷了，但大家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和比拼，已经麻木了。”
中国教育界、学术界面临市场和行政双重评价体系的严重挤压，知识分子早夭是这一症候的极端病理反应。更可怕的是，这种畸形体制慢慢咬合，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不仅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无奈的认同，连整个社会也变得麻木。多年来，人们不遗余力地谴责学术腐败现象，却很少反思假论文、假文凭、假成果的深层肇因，偏重于道德辩驳而忘却了体制问责，这种舆论环境又加剧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压力。
找到知识分子短寿的内在原因，并寻求解决之道，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必然要求，也关乎社会的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顾左右而言他。在卫生部官员披露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的时候，有人印证说，不健康生活方式是罪魁祸首，证据是有83%的成年人没有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好心人搅浑水，说是知识分子的膳食结构有问题。如果我们继续用这种“脑筋急转弯”的方式寻找替罪羊，知识分子的“哀荣”和我们的“震惊”难免会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