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汉语研究室S教授，应深圳某区区委书记之邀，来给该区公务员作国学讲座。区委书记Y和S教授是大学同学。讲完课，晚上，在市区一高档酒店，由该区区委书记的友人、一家著名连锁酒店的香港老板做东宴请，S教授在深圳的大学同学，自然包括我，作陪。S教授在深圳的本科同学有八九人出席。宴会中，我问Y:“你把北大名教授请来讲学，给多少报酬啊？”S教授忙说:“不少不少。”我说:“Y书记，究竟给多少了？”Y书记忙说:“这个我真不知道，下面人办的。”周围同学说五千五千。我说五千不够。S教授忙说:“够了够了，我们外出讲学、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或做评委什么的，都是这么个规矩。”边说边伸出右手五个指头。在市公安局做处长的同学说：“中央党校教授来深圳市公安局讲学，都是这个数。”我捺蛮地对Y书记说:“五千不行。赶快补。要一万五。”又说:“S在其他地方讲学五千可以，深圳不行。这是对知识对北大的态度问题。我外出讲学拿你这个数也是常态，更高的我也拿过多次。可我是什么？北大名教授是什么？赶快补。”Y书记拗不过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现场办公，电话手下:“专家们说北大教授报酬少了，马上补。”Y书记电话打完，我给S教授敬酒，借机玩笑道:“要给我抽点水啊！哈哈！”
回头再说香港老板。这位老板有两件事让我感觉到他颇富个性。一是，他在酒店用餐的房间，用很个性很幽默很浪漫又有点野性的调子唱卡拉OK 《陪你一起看草原》,让人印象深刻的同时又忍俊不禁。《陪你一起看草原》这首歌我是第一次听，一听钟情，当场手机下载收藏。二是，这老板当晚在酒店其他房间已喝得很高，到我们吃饭的房间敬酒时满脸通红，话语偶有不太清晰的时候。老板在我们餐桌上陪了很久，敬到我时，他忽然把我拉到一边，视线对着S教授和我耳语道:“这教授真是北大的吗？”我说这还有假？著名语言学家，北大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是Y书记和我们30多年前的大学同学。香港老板认真地又回头瞅了瞅S教授，接着又扫视了一下全桌人，一脸严肃地坚定地对我说:“我看一桌人只有你一个是做学问的。”
实际上，围桌而坐的八九人中，做学问的有两个：S教授和我。S教授身居北大教授高位，全国各地讲学多，应酬自然多，也很能吃，个子不高，长得较肥，咋一看有点像个生意人。其实S教授真是一位著名语言学家，不然能做北大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
当然，由于我大学毕业后的30多年来，极少考虑学问之外的事情，又由于性格的原因，很很很不喜欢交际应酬（多年前，深圳的同学就说过“深圳的同学最难请的是程少堂”，对此我在“著名”散文《
少堂家书《我们当年》引起轰动 》有记述），近20年更是痴迷于语文味，无论看什么想什么都会本能地和语文味联系起来思考，常常能如庄子“道在屎尿”般有所感悟，长久如此这般，表面看上去，传统学者气质“味”浓厚，准确说就是呆些，虽历经数十年艰苦积累和顽强打拼，终于在中国语文界浪得一点虚名，但实际上，鄙人学问不大的。
2016/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