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 ,我应邀到深圳市梅林中学参加马恩来工作室举行的读书主题观摩课活动。课很好，学生发言的积极性和质量都相当高。几位发言的同学推荐的书籍，除了一本是写马云的，一本是关于王阳明的，其他几本都是关于民国的书籍，其中就有《先生》等书。进入讨论环节，马恩来要我给学生提一个问题，我提的问题是：“最近若干年在文化界掀起的‘民国热’，其背景你认为是什么？你是怎样评价这个‘民国热’的？”对高中生来说，这个问题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但这个学生答得不错。进入专家评论环节，主办方老师又安排我点评。我作了如下点评：
今天的读书课很成功。同学们的读书是真读；谈的感受是真感受；积累也是真积累——我看了后面的读书主题板报和展览的同学们的读书笔记，同学们写得都很认真；同学们读书也有真收获；而且今天也是真交流。难得听到这样的好课。这样的读书课，不光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有好处，而且对学生的精神成长会有深远影响。因此希望深入研究、不断总结，以进一步提高读书课的质量和效益。
关于读书，我的看法是，最好的读书不是发现，而是印证，即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阅读的书籍打通融合，读者与作者、与书本之间形成共生、共创、共享、共振、共鸣的关系。刚才有同学问鲁迅一门三兄弟，为何鲁迅、周作人性格一冷一热似乎完全相反。我以为这和二人的经历有关。鲁迅是长子，从小敏感，在《呐喊·自序》一文中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表明，童年鲁迅的生活质量不断下降，从娇生惯养、呵奴仆到支撑家计、往返于当铺和药铺间，生活的反差太大了。社会地位的变化、生活的困顿，使少年鲁迅领略了世间的炎凉，他在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写的著者自叙传略中提到童年的那一段往事认为，“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些对童年鲁迅的磨炼，造就了他痛恨旧社会、嫉恶如仇、不屈不挠的性格，他的观察力是敏锐的、语言是犀利的，他对社会的思考是全面而深刻的，这些反映到他的作品上，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他用自己的笔坚持正义，反抗强权，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毛泽东评价他，认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我自己有兄弟四人，兄弟中我也是老大，我从小也很敏感，在兄弟四人中我的理想最远大，性格最坚毅、最执著、最顽强。这也和我的经历有关。很小的时候有天放学回家，我母亲很伤心地对我说，大舅在我家门口跟她说话，但不进我家门。我对母亲说的这事刻骨铭心。我后来的性格，我的执著奋斗几十年坚持不懈，都和这事有些关连。这事我讲课和文章中经常提到。由于我的性格中也有鲁迅性格的某些成分：敏感，坚毅，顽强，执著，理想远大，因此我读鲁迅就很能理解鲁迅，很容易找到共鸣点。
刚才有同学推荐关于王阳明的书籍，讲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有同学说到《先生》一书，说到编者编辑出版《先生》这本书的意图。我个人觉得，看一个人，既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也就是可以用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来检验。深圳有一个文化商人D先生，是最近若干年来文化界刮起的民国热中的一员干将，《先生》一书就是他主编的，他还编辑出版了多部关于民国的畅销书，也拍过一些关于抗战中国民党老兵的记录片在各地电视台播放。几年前，今天在座的福田中学Ｗ老师，有一次和我们餐叙时说到和他和Ｄ先生是朋友，在Ｄ先生拍摄国民党老兵纪录片时，Ｗ帮Ｄ先生做过不少事情。Ｗ说Ｄ先生性格和我类似，见面一定合得来。于是Ｗ当场打电话给Ｄ。约半小时后，D先生开车来到我们吃饭的酒店房间，看上去在其他地方喝了不少酒，有醉意。我给Ｄ先生送教育部语文出版社2008年初出版的“名师讲语文”丛书之《程少堂讲语文》一书。Ｄ先生翻看目录，见到目录中有个题目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竟说：“你喜欢毛泽东啊？我可是以是不是喜欢毛泽东作为是否能做朋友的标准。”我觉得此人此话很唐突，也显得太叶公好龙。《先生》一书中极力推崇的胡适就曾说过，共产党里面，毛泽东的文章最好。一边极力推崇民国时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一边自己又显得很独断、很偏激，这样的人要是当道当权，可能比谁都专制。因此读书要有自己的头脑，不要轻易被作者、编者的宣言所迷惑，还要看作者、编者是否知行合一。
2016/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