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游戏说”的历史
游戏是什么？闲暇的玩耍，生命的自由，或者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或者文化的文学的深层基本结构？西方不同历史阶段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对他们文学本质的寻求也呈现出历史的变化起伏。
人的生命活动处于紧张的劳动状态时，即可称之为“工作”；处于生命的闲暇状态时就可称之为“游戏”。这是古希腊时期人们对游戏内涵的主要理解。亚里斯多德在名著《尼各马科伦理学》里写到：“游戏是为了严肃的工作。游戏似乎是种休息，由于人们不能持续不断的工作，所以休息。”亚里斯多德认为游戏是休息,然后导致工作效率提高，这与古罗马文艺家贺拉斯著名的“寓教于乐”的文艺观点有类似之处。
古罗马文论家马佐尼讨论诗的模仿性质时说：“如果把诗看作游戏，他的目的就在娱乐，他的直接目的虽在娱乐，却指向教益的娱乐。”马佐尼强调艺术的教谕功能，但话语将诗与游戏相对照，比较了二者的共同点——娱乐的功能，这是对艺术本质有益探讨。
西方美学思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从正面的积极的方向上探讨游戏，并将游戏与艺术联系在一起的是康德。康德试图用游戏来分析解决美学问题。在《判断力批判》中，他重点探讨了人的感性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康德也注意到游戏和艺术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是令人愉快；第二是没有目的，不关心实际利益且有理性的参与。康德例举了艺术和手工艺的差别来说明艺术同无功利性的自由等同：“艺术和手工艺区别着，前者唤作自由的，后者也只能唤作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作好象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他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的成功。”艺术和手工艺区分的标准是自由，只有自由的才是艺术的。引进游戏概念，从游戏和艺术共同的愉快情感出发，进而推到游戏和艺术是一种自由的活动。由此，康德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命题：艺术的本质即自由。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则在《心理学原理》第二卷第九篇第九章《美感》中，对席勒的精力过剩说进行了新的理论阐述：“在下等动物那里，机体的一切力量都消耗在实现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职能上面。下等动物只知道功利活动，但是在动物的发展的较高阶段上，事情就不是如此了。在这里不是一切力量都被功利活动所吞没。由于较高的营养，机体中积聚着一些要求出路的剩余力量，所以当动物游戏的时候，它正是服从了这个要求。游戏是力量的一种非自然的练习。”“游戏的主要特征是：它对于维持生活所必须的活动过程没有直接的帮助。游戏者的活动并不追求一定的功利目的。……可是同一个猫在追逐地板上滚动着的线团的时候，除了游戏所给予的快乐之外，什么东西也得不到。”
德国美学家谷鲁斯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游戏问题，他在《动物的游戏》和《人类的游戏》两本专著中，并不同意斯宾塞的理论（他把它叫做席勒——斯宾塞的理论），“依据谷鲁斯意见，游戏是过剩的力量的表现的这个看法，并不完全为事实所证明。小狗互相游戏，直到筋疲力尽，可是经过短暂的休息，便又游戏起来，这一点儿休息不会使它们的力量过剩，而只是刚好使它们可以把游戏恢复起来。儿童的情形也是这样的情形，例如，他们即使因长时间的游戏而非常疲乏，可是只要一开始游戏，他们就立刻忘记了疲劳。他们无须休息相长的时间，也无须积聚剩余的力量……力量过剩不是游戏的必要条件，而只是对它极其有利的条件。”谷鲁斯反对格罗塞的“非自然练习说”，“他以为游戏并非无目的的活动，实在是生命工作的准备。游戏的目的就是要把工作所要用的活动预先练习娴熟，所以游戏的形式随动物种类而差异。小猫戏纸团，是练习将来捕鼠；女孩抱木偶，是练习将来做母亲。游戏就是学习，幼稚期是游戏期也是学习期。……游戏是根据一种普遍的本能而对于某种特殊的技艺预加练习。”古鲁斯进一步发挥了席勒的理论，认为，游戏与审美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两者都不能直接有助于维持生命，都于功利无关。游戏虽然没有实际的功利价值，游戏对个人和整个民族都具有生物学上的价值。（19世纪的谷鲁斯等以及20世纪的伽达默尔等都对游戏和艺术的共同点作了充分考察,并借助这一共通点建立自己的美学思想。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一书中对游戏说做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劳动先于游戏，先于艺术。先有劳动，然后才有游戏，才有艺术。）
二、席勒“游戏说”的内涵
康德的主张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席勒，他说《审美教育书简》中的命题“大多数是以康德的原则为依据”。席勒的美学研究是从人性论出发的。同康德一样,他将统一的具体的人性分为抽象的感性与理性两个方面,并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严密分工以及国家等级制度导致了这两方面的分裂,只有试图通过审美或游戏使二者重新统一,来重建人性的完善与和谐，使人性复归,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席勒对康德的超越：正如黑格尔所评说的那样,他“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解”。席勒探索了美与艺术的客观性,从现实性上来认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席勒认为,人面对外在的对象世界,总想超越主体和对象的对立,把一切内在的东西变成外在的、把理性的形式赋予外在的对象世界,使其处于变化与和谐之中。而在我们身上有两种相反的推动力量“我们完成这双重的任务”,它们分别是“由人的物质存在或者说是由人的感性天性而产生的“感性冲动”和“来自人的绝对存在,或者说是来自人的理性天性”的形式冲动。当这两种冲动在人的身上同时起作用、或者说两者达到了统一时,便出现了一种新的冲动:游戏冲动。
那么，游戏冲动为什么能统一于两者呢？
席勒是这样解释的：游戏冲动亦即审美冲动，它统一于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且以自由为其精髓，之所以将“审美”命名为“游戏”，是取游戏之自由意义有关。他在第十四封信中说过：“当我们怀着情欲去拥抱一个理应被鄙视的人，我们痛苦地感到自然的强制；当我们敌视一个我们不得不尊敬的人，我们痛苦地感到自然的强制。但是如果一个人既赢得我们的爱慕，又博得我们的尊敬，感觉的强迫以及理性的强迫就消失了，我们就开始爱他，就是说，同时既同我们的爱慕也同我们的尊敬一起游戏。”由于感性冲动通过“自然法则”、形式冲动通过“精神法则”对人心予以强制,而游戏冲动中这两方面在同时起作用,“因而也就扬弃了强制,使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得到自由”。
席勒认为，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活”,形式冲动的对象是“形象”;游戏冲动的对象则是“活的形象”,即最广义的美,它是二者的统一。也就是说游戏可以调和人身上自然与理性的矛盾，使人处于自由状态，从而达到人性的完满实现。席勒认为，游戏的根本特征在于自由，而人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是自由的。基于以上观点，他认为审美与游戏是相通的，正是在审美中才能摆脱任何外在的目的，而以自身为目的，心灵各种内力达到和谐因而是自由的，这正是使用游戏这一概念的原因。“游戏这个名词通常说明凡是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是偶然而同时不受外在和内在压迫的事物”；“美是一种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之间展开其自身自由的潜在的游戏冲动。”也即是说，只有在游戏冲动中，人才能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强制，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达到自由，都达到和谐完善的发展，这种境界也就是审美的境界。
席勒在一系列的论述后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可能是惊世骇俗的观点：人生最高的、最完美的境界是游戏: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第十五封信)。
至此，审美游戏说进一步越升为强调人类精神自由和自我去蔽、自我解放功能的价值论命题。在某种意义上，它使人们突破了仅仅把美学看作是艺术哲学，以研究探讨艺术基本规律为己任的传统观念，把美学与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这一重大的目的联系了起来。
把审美游戏看作是人的自由活动这样的观点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低级阶段，审美只是一种自由的观照，是物质和精力盈余的表现。席勒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审美游戏。在高级阶段，人们挣脱了需要的枷锁，美本身成为人追求的一种对象，人只为了美才游戏，并且在游戏中才能创造出自由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