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钟嵘推其为“隐逸诗人之宗”，后世文人更将其标榜为“歌咏自然之始”、“田园诗人之首”。起初，陶渊明却没这么高的地位。刘勰《文心雕龙》不收陶渊明。钟嵘《诗品》，也只将陶诗视为中品。杜甫读渊明诗赋，“颇亦恨枯槁”。江西诗派陈无己嫌其“不文”，即没有文采。他们都赞美陶渊明的人品，却看不上他的诗，认为不够文学，太像一碗凉白开。直至北宋，渊明才遇上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知者。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而若论最是懂陶、爱陶之人，欧阳修却远比不上苏东坡。东坡以一双过人的慧眼，看出了陶诗的高妙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渊明传诗125首，东坡唱和了109首。这实在很有意思，两个时代的大诗人，像是隔着时空喊话，这恐怕才是真正意义的穿越。所谓穿越，倘没有了精神层面的激越对撞，剩下的，就只能是些意淫历史的鬼东西了……
某种意义上，是苏轼重新“发现”了陶渊明，把他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使其拥有了近乎神性的光辉。他称渊明为“吾师”，反思自己“仕不知止”，因此“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可这种标榜本身，也正是将陶渊明有意无意符号化之始。美学家朱光潜就刻薄说，“苏爱逞巧智，缺乏洗炼，在陶公面前终是小巫见大巫”，是说东坡境界不够，难免把渊明读“小”了。时至今日，在重重误读之下，那个饱经忧患却日与饱满的鲜活肉身不见了，只剩下一具缩略风干了的文化木乃伊，躺在博物馆里，接受众口一词的赞誉。渊明是一部丰厚的大书，我们不能把他读薄了。这其中，对陶渊明的误读主要有二。
是“隐”？是“归”？
古今论道陶渊明，似乎都离不开“隐逸”二字。历代的游学、游宦之士，得志的，不得志的，都喜欢吟哦他的诗赋，学习他的“隐逸”。有学得像的，也有学得不伦不类的，名为隐，实为钓。
不知怎么，越读他，就越觉得“隐逸”二字不够确当。
陶渊明为浔阳柴桑人，在当时就已有“浔阳三隐”之说，渊明位列其一。《晋书·隐逸传》也收入了陶渊明事迹。但渊明本人未必满意别人对他的这一归类，就像当代很多作家不满意评论家对他们所谓的风格流派划分一样。读陶渊明，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文本中去，而不能罔顾时代语境，盲从他人的价值观，一叶障目，不及其余。一味神话，其实和街头涂鸦没有太多区别。
重读陶诗，我们首先要暂时忘记他的一些名段名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光芒太盛，反倒遮蔽了诗意的完整性。比如读他的《饮酒》，我们不要带着快意直奔“采菊”而去，而是细细品读他的那些不那么出名的句子，看看其中有没有被忽略了的细节和信息？
《饮酒》一开始，渊明便夸示自己归园田居的静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人境，也即人多聚居的地方。判断一个人是否“隐”，最直观的一个办法，也许就是先看看他住在哪里。白居易有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渊明已然选择了挂印而去，显然的，他不属“大隐”。“大隐”需要掌控全局的能力和坚强的个人意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渊明“性本爱丘山”，可他也没有选择遁入杳无人迹的山林之中，离群索居。所以，“小隐”也不是。“隐”在字典里，有“藏”意。渊明辞官之后，却并不是一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没有把自己藏起来。他与官员僧侣亲朋旧知都有坦然往来。
“而无车马喧”，很多人误读，以为他与门外世界疏远淡泊。其实不是。他喜欢热闹，喜欢富有人情味的世俗生活。“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渊明的饭局很多，不是别人请他，就是他请别人。《五柳先生传》里也翔实记载着他与友人们的交游场景，有酒有肉，自在自足。是什么人出门，才有“车马喧”的富贵排场呢，是令他慨然辞官的督邮那一类耀武扬威的家伙吧。没有了这种人的扰攘，日子真是清净自在。
少壮时，渊明却也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豪迈之思的，对官场有着知识分子的天然想象。所以他“投耒去学仕”，十三年里，五次学做官。可见，他曾经想在官场上有济世之图的。却都失败了。生逢乱世，兵戈扰攘，他空有一身的抱负，却找不着价值观的对应点。
前人们说他“隐”，当然是对应着他曾经的“仕”。可渊明辞彭泽令，与同为“浔阳三隐”的刘遗民辞柴桑令，去向到底是不同的。渊明归向了“人境”。倦鸟归旧林，他回的是实实在在的家。他的脚下，是厚重的黄土层。刘柴桑却跑去庐山，真正隐了起来。那儿却是“仙境”！
去，还是留？他一定犹豫过，挣扎过，所以他写诗责备也催促自己：“田园将芜胡不归？”想通了，反倒一身轻松。“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趁一切还来得及，走吧走吧，归家去！他等不及天亮，“敛裳宵逝”。一路上，“载欣载奔”，脚步轻快，满眼都是无尽的春色，“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摆脱了官场的羁绊，他文思泉涌，一口气写了五首诗，皆曰《归园田居》。他是要一次又一次认证和享受“归”的乐趣吗？渊明之“归”，不仅是归家，更是精神的归根，是一个人的心神合一。
渊明似乎特别偏爱“归”字。在《杂诗》中有“慷慨思南归”，“代谢归北乡”。作《归去来兮辞》，声声问责自己“胡不归”；又作《归园田居》五首；他学《诗经》，还连写《归鸟》诗四首。其中的“翼翼归鸟”，不正是他自己？因此，他不是“隐”，是“归”。
再说说“逸”。渊明归园田居，日子总体上却并不安逸。假如我们总是带着观光客般的眼光去看一个在苛政中四季劳作的老农，是不公平的，也不够善良。农耕生活的艰辛我们不能假装看不见。一大群儿女，每天睁眼就是吃喝问题，丝毫容不得渊明装样子，辣日头底下，他也得“种豆南山下”。杂草太多，他一直忙活到晚上，才带着浓浓月色，荷锄而归。而隐士们的躬耕，常常是有其名无其实的，他们跟世界躲猫猫，税吏找不到他们头上去。对于那些名为“隐”，实为“钓”的，则更是如此。他们腰是躬的，却根本不耕，只留给世人一个似是而非的剪影。而无论是真隐士假隐士，渊明都没有他们的好运气。
即便如此，他还是常常窘迫到令人心疼心酸的境地。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说自己，“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酒对穷人来说，算是奢侈品了，少喝点，并不碍事的，起码一家人的温饱有保障吧。可是归来后不久，家里就出了一桩大事，房子失火，勉力经营的殷实小家，转眼成了灰烬。孩子们“幼而饥寒”，张着小嘴大声喊饿。怎么办？渊明顿顿脚，拄杖就走。他是要躲避现实，一“隐”了之吗？不是。他是去外乡行乞，为孩子们讨口吃的。可要饭也需要本事的，得能说会道，渊明哪是那块料。“饥来驱我去，不知何竞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肯定是乞食不顺利，不然不会走那么远。终于看到一户人家，敲开了门，话却怎么都说不出口去。
你不由惊叹渊明的坦荡和真实。他“真”到了透明的地步，一点不为自己留余地。沦落至此，很多人是羞于向外人道的——当初放着好好的县令不做，非要辞官。这下好了。做乞丐难道比县令更体面？但他不后悔不回避不怨尤，艰难而努力地尽着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职责。
渊明一生都受贫病的困扰，他的诗里绝不只有诗意和淡逸。他一点都不讳言自己最难时的情状：“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哪是在过日子，分明是煎熬。
我们从小就熟知《檀弓》饿者不受嗟来之食以至饿死的故事，以为是志气。渊明却很不同意。他在《有会而作》中说：“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意思是说，有人愿意施舍，有人愿意受施，这没什么不妥，总比饿死人强得多。渊明被尊为“靖节先生”，但他一生不讲大道理，也不空谈操守，他只是从人性的角度，说出心中最朴实的想法。因此，朱光潜赞他“胸襟高超而不唱高调”，“近人情”。
可就是这么一位“近人情”的人，却在一些事上很是不近人情。
渊明喜欢说“不”。
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五柳先生传》里，他也有著名的“九不”：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还有一“不”值得一提。渊明贫病卧床，江州刺史檀道济带着“粱肉”来看望。此人为渊明当年参军时的旧僚，后因辅佐刘裕，终成南（宋）朝的开国功臣。他似乎是渊明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渊明当年在官场上咬牙坚持，说不定也……他劝渊明出来做官，“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渊明一听，便厌憎不已。话不投机半句多，对其馈赠之物也是“麾而去之”。而在渊明死后十年，这位檀道济因功高震主，终被皇族诱杀于南京，全家死得极为惨烈。他走了与陶渊明相反的路子，却一个如脱钩之鱼，得享自由；一个如服辕之马，终没能长享富贵……
渊明为儿女乞讨步步真切，他拒绝“粱肉”也发自肺腑。东坡赞他：“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朱光潜也认为，“真”，是渊明的惟一恰当评语。
由此，我们与其说渊明“隐逸”，不如说他“归真”。
白璧微瑕？至情至性？
关于陶渊明的《闲情赋》，至今打着口水仗。
与《桃花源记》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相比，渊明的《闲情赋》显然是被长期遮蔽的一篇好文章。道学家们读《闲情赋》，都读出一脸的绯红，替陶渊明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贪婪读完，却又赶苍蝇似的，连声说不好不好。另一些人却正色道：浅薄！渊明此赋意在讽，而非劝。
《闲情赋》到底是怎样一篇文章？
温柔，多情，缠绵，性感……总之，热辣！这，这怎么会是陶渊明呢！可就是的。他在文中抒发的“十愿”“十悲”，和后人对他的印象反差太大！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诗人爱上了一个姑娘，为她神魂颠倒，他多么想成为她衣上的领、地上的影，或者是她脚上的丝鞋、床头的蜡烛、身下的凉席、手中的竹扇、窗下的桐琴……总之，就是要和她缠绵悱恻如胶似漆相偎相依。这爱情，多么痴，多么浓！可是，每一个美好的愿望，都对应着一个可悲的现实——天总是要亮的，红烛总要燃尽。而秋天来了，竹扇也要收起来了……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是诗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歌手高晓松后来唱《模范情书》：“我是你闲坐窗前的那棵橡树，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版权却属《闲情赋》！
后人评注，多对《闲情赋》持“无深意”之说，草草搪塞了之，似乎不愿详谈。萧统是喜欢陶渊明的，却独独在这事上犯了众怒：“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他没想到，自己会为这句话获以骂名。明人袁宏道最激烈，为维护渊明清名，情急之下，甚至失了文人风度。他厉声斥萧统：“昭明，文人之腐者，观其以《闲情赋》为‘白璧微瑕’，其陋可知。夫世果有不好色之人哉？若果有不好色之人，尼夫亦不必借之以明不欺矣！”苏轼也为渊明开脱，说他“如《国风》好色而不淫”。可千百年来，文人的口水仗似乎从未消停过。清人方东树抨击此赋“轻薄淫亵，最误子弟”。同代的钱谦益却摇摇头，绕口令般丢下一句：“其然岂其然乎！”——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闲情赋》里托意深远哪。钱的观点很代表了一些人的。
有意思的是，陶渊明作《闲情赋》，是仿照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却没人非议张衡、蔡邕！此类赋体散文，另外还有《止欲赋》、《闲邪赋》、《正情赋》、《静思赋》……也没人吭声，说王粲、应旸、曹植诸辈风流不妥。中国古代文人写艳情诗的不算少，连被称为老古板的“千古一相”王安石，都有过“可惜风流总闲却”的怅恨。一些人，却为什么独独觉得陶渊明不合适不应该不可以？
是也非也，其实都误读了《闲情赋》。
综观上述多篇此类赋文，其篇名第一字，如“定”、“静”、“止”、“正”等，皆作动词之用。如此一来，多情公子个个就又都摇身成了君子人也。这也是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必然。渊明说自己是学张、蔡而作《闲情赋》，其“闲”字，亦必作动词理解，与后汉王粲的《闲邪赋》是文义互释的。而对于“闲”字的具体释义，许慎《说文解字》说：“从门内有木，乃以木拒门也。”而其繁体字写法，却有“閑”、“閒（同“間”）”两种。作“有空，没事做”解时，两种繁写可通用。而作“栅栏”、“防止”解时，则只能用“閑”。如《周易》里的“闲邪以存其诚”，此“闲”，“防也”。可见，《闲情赋》之“闲”，绝非“闲情逸致”之意，而取其“防范”之说。发乎情，止乎礼，渊明痴情美人，中间却碍乎礼教的严防死守。所以，陶渊明在赋前小序中才有：“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青年陶渊明并非登徒子，他的爱情狂想还是“收”了回来的。他似乎早料到了后世的闲言碎语。可他忘了，爱情诗从来都难脱“百劝而无一讽”的指摘的。
但为什么一定要“讽”呢？说到底，一个风华正茂的男子，对爱情怎么幻想，都不过分的。鲁迅就夸渊明“摩登”，“大胆”。步入晚年之后，“人淡如菊”的陶渊明，早年竟有过如此浓烈炽热的爱情想象，当更值得我们珍惜才是。他爱恨都如此真切，一点不隐藏。而《闲情赋》分明是一座文化大山的精神端倪，是一条文化长河的源头水流。在各种人生遭际的锤炼之下，这可贵的情感种子，终于破土萌发，使渊明成为了一名厚实深广至性至情之人。
其实，这个从萌发到结果的过程是足够清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人生忧患的接踵而至，渊明日渐沉郁成熟，及至中年，他把青年时代的炽热爱情，早化成了对膝下儿女的拳拳深情。这时的渊明，“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他那用来“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目光，时不时怜爱地投向身边的儿女，为他们，他愿意丢下诗意，拔脚出门讨饭去！孩子们懂事，已知道帮着大人担柴挑水，渊明临死还心疼挂念着，殷殷嘱咐他们：“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
而陶渊明之所以成为陶渊明，在于他不仅有爱情亲情，还有对世人普遍的同情。渊明为官时，曾给家里派去一名帮工，却不忘写信叮嘱家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他痛恨官场上的势利眼。“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渊明伟大！他有着一颗至性至情之心。
他既有如此深广的同情心，写成《桃花源记》也就成了必然。他多么希望世上真有这么一个地方，没有战乱饥馑，处处芳草鲜美，屋舍俨然，黄发垂髫，怡然自得……倘一个人，一无所有而想象其有，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如《闲情赋》之天马行空；而若他能推己及人，替天下人想象其有，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壮阔情怀？伟大的作家，都有着一颗敏感的由己及彼之心吧。杜甫不也是因为自家茅屋为秋风所破，而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千古名句？
朱光潜怜惜陶渊明，说他书生弱质，“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谋生”。这话大错。渊明一生最大的成就，不在他为官放了多少赈，修缮了多少城廓，他是为世人在精神上建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国”，让现实悲哀的人们在那里寄放他们对明天的希望。谁说他没有大济苍生的能力？济，既可以是一个人对现实世界的诸般努力，也可以是吮毫搦管对精神世界的塑造支撑。“桃花源”并不虚幻，它为后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之“源”，幽深的文化之“源”。这更是一种整体的救赎，是真正的“大”济苍生。
渊明一点不文弱，其“理想国”所喷发的精神力量，敌得过千军万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