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到苏东坡
赵允芳
历史是过去时，但历史从没有真正远去。在许多古人的身上，甚至表现出连今人都难以比及的现代性，他们的精神不仅远远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也烛照着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苏轼即是一例。
可，苏轼的现代性从哪里来？
苏轼曾有“二年阅三州”的感慨。这三州，分别为颍州、扬州和定州。那两年，虽也有小人作祟，苏轼总体上是舒畅的。他马不停蹄地辗转各地，勤政爱民。苏轼留下佳话最多的，却并非这三州，而是杭州、徐州和密州，他在此三州，不仅是大诗人，还是勇于发出不同声音的政治家，更是建筑家和工程师，是造福一方的好官员。在杭州，他疏浚西湖，建造苏堤，治理运河；在徐州，他率领全城百姓抗击洪水，退水之后，亲手起造黄楼，寄寓以土克水之意；在密州，他又亲力亲为，绘制、建造超然台，与万民同乐……
但这些，还不能令人信服地推导出苏轼的现代性。所谓现代性，是指对以人为本位的自由民主，以及公平正义等等观念的守护，是对生命个体尊严的凸显与完善，还是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自觉认定。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去世前题写的诗句。这诗更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喃喃自语，读来总觉黯然。当时他正在奉诏北归的旅途之中，原本一路风光，其北归引起的轰动，似乎昭示着圆满的政治未来。所有人都相信，舟船行至汴梁，苏子必为当朝宰执无疑。但他不幸染病，途经江苏金山寺时，看到一幅当年画像，回想汴京雅集时的神采，比照出今日的重病萎靡，他或许已经感到了大限将至，悲喜一时交集，忍不住在画上题诗，总结一生功业。但他不说杭州，不说扬州，也不说徐州、密州和定州，他单单说了黄州惠州儋州。
今人评说苏东坡，对这三州说得很不够。
杭、扬诸州，苏轼虽小有起伏，却大体得意。而苏轼之成为后来文化意义的苏东坡，恰是因为他贬黜黄州惠州儋州后的十年不得意。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苏轼的现代性，正是自他成为东坡始。
黄州：从诗仙到坡仙
1079年盛夏的一天，苏轼因言获罪。
此时他正在湖州太守任上，因被小人诬陷，朝廷派一个名叫皇甫僎的，前去捉拿太守进京。宋人笔记为我们还原了历史上的这一惊悚时刻：
皇甫等人，凶神恶煞般闯进府院，“拿一太守，如捉小鸡”，苏家上下几十口，“长幼几怖死……”
这就是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形势凶险异常，营救方和陷害方，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儿，遭此案牵连者无数……“政敌”王安石惜才，上书问皇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太后也向皇帝求情，案子这才终了。死里逃生，贬黜生活由此正式拉开帷幕。他被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
黄州，这是个不寻常的地名，我们实在应该记住它。正是在这里，苏轼开始转向，成为了苏东坡。苏轼身后，跟着老老小小一大群，急待解决生存问题。太守徐君猷，破例把城东一块五十亩的废弃营地给了苏轼，是为“东坡”。“东坡”一名，记载着历史上一段真实的暖意。
一直好奇猜想，假使没有这样一块坡地，当年名动朝野的“才士”就不会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历史上或许便少了“东坡”此人，而那将少了多少诗意，多了多少缺憾？
无论如何，贬黜黄州，是苏轼生命中的第一个大波折。他第一次跌到了人生的谷底。一切似乎都变了样，“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原先的好友，在路上碰到了，竟以纸扇遮住半边脸，唯恐避之不及……这对于重情重义的苏轼，恐怕最是难熬。他过去可是一直受着朝廷的恩宠和众人的追捧，目光也从来都是昂扬朝上的。而在这块贫瘠的坡地上挥锄耕作，却得目光朝下，凝神聚气……这倒有助于一个人向内省察，看到自己的内心。他不埋怨，不忌恨，从昔日诗仙安安稳稳着了陆，一变而成了“坡翁”。他安心做起了凡人。
因不能参与公事，他把自己放浪于山水之间，“扁舟草履”，“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渔樵言行鄙俗，却无恶意。所以他倒不觉得难堪，反而自喜这种不被人识的凡俗生活。
他有了大把的时间，开始捡瓦砾，盖雪堂，研究养生之道，研究美食，研究酿酒……忙得不亦乐乎。北宋贵族喜食羊肉，尤喜做“羊羹”，认为猪肉粗鄙，是下里巴人的食物。于是，“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可惜了！耕作之余，东坡便坐在灶前，潜心尝试，细火慢炖，终于煨出了鲜亮香糯的“东坡肉”，香飘四邻。他善于拾掇穷人的各种地头菜，一经他手，都成了美食，成了名扬千古的文化奇观。
在田间地头，在灶火屋里，“坡翁”炼成了“坡仙”。
米兰·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这也是很多身处困境之人的解脱之道。“别处”，是一个能寄寓理想的遥远所在，能使人忘却营营。对“别处”而言，现实生活是庸俗琐碎的，也是忧患艰辛的。但“别处”实在是个坏东西，它类似精神吗啡，虽能暂时止痛，却让人意乱神迷，看不到眼前，忘记了当下。苏东坡不藏匿，也不“生活在别处”，他崇尚“此心安处是吾乡”，所以，他从不愁眉苦脸过日子，似乎什么时候都能自在自足地活在当下，从容吸吮品咂每一样不同的人生滋味。在他，生活里有真意，有诗意。
遭人白眼冷落了，他却说：“吾眼见得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权贵为求避祸，不理他，他却意外收获了一大帮泥腿子的拥戴。他心满意足，夸奖自己：“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这话，唯东坡能说得如此坦荡自然！
“东坡”二字里，蕴含着怎样的饱满伟力？
仕途滑坡，精神开始爬坡。物质的窘困，倒催生了丰富异常的东坡精神。“坡仙”的丰富文化内涵之一，便是这种逆境滋养磨砺出来的神性光辉。苦难能造成精神的萎缩，亦能造就精神的圣徒。五十亩的坡地足够开阔了，东坡目光也变得豁然开朗，他因宽容而从容，因从容而雍容。黄州，成了东坡最初的精神涵养地。
黄州五年，东坡不仅老农做得成功，厨师当得漂亮，诗书画也日臻精湛，作家刘小川解读东坡这一时期，说是他艺术创作的“井喷”期。此说一点不为过。他挥毫泼墨，留下的皆是惊世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浣溪沙》、《江城子》、《定风波》、《记承天寺夜游》……
他的书法日臻成熟，最终位居“苏黄米蔡”之北宋四大家之一。金人后来灭北宋，四处掳掠珠宝巧匠的同时，还千方百计搜求苏轼的书法文集。
不单这些，东坡还在黄州收获了爱情。朝云之于东坡，不仅仅是寒苦相依的亲人，她更是一位难得的知音。东坡注重养生，每日摩腹，下人笑其一肚子文章，唯朝云透彻，她说，先生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惠州：从“帝师”再次黜落
“苏东坡”是个动词。
苏轼并非一下子成为了苏东坡。得意时，他是在朝的苏轼。失意时，他便成了在野的苏东坡。苏轼注定要用一生的跌宕，不断丰富“东坡”二字的内蕴。
黄州之后，在太后庇护下，苏子复出，一步步进阶，成了“帝师”，给小皇帝讲经。重现在世人眼中的，依旧是那个爱开玩笑爱讽刺才气横溢有担当的官场上的苏轼，他在朝堂上毫不让步，处处为民。他文名日隆，成了公认的文坛领袖，又重新过起了门庭若市诗酒酬和的官样生活。这样的日子却并不长久，老天似乎要有意淬炼他。被视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猝然离世，苏轼的好日子也随之戛然而止。他被再次贬出了京城。这次更糟，从政治前景看，几乎是一步步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泥淖深渊。
贬谪的路上，朝廷又连追几道圣旨，将他一贬再贬。幕后操纵者，是苏轼的昔日好友章惇。此人觊觎宰相重位已久，却忌惮苏轼，怕他成为日后的威胁。
这次是更偏远的惠州。
苏轼脱去一身官袍，翻山越岭，艰难地走向民间深处。他又一次成为了苏东坡。
东坡精神的标志性内涵，是乐天。他刚刚落脚，便重拾自己的好心情。他给友人写信，以难以想象的乐观与幽默，戏谑道：“兄弟俱窜……”骄矜的文人，谁会用“窜”字来形容自己的狼狈情形呢？何况，弟弟子由一家受他牵累，一夜失富贵，沦入了苦难之境！东坡乐天，真真不可救药。
一有时间，他又开始琢磨起生活的滋味。他“发明”了“东坡烤羊脊”——
“惠州市肆寥落”，全城一天只杀一头羊，好肉全都供给官宦人家了，根本轮不到老百姓的份儿。这却难不倒苏东坡。他给弟弟写信，沾沾自喜地介绍经验：“不敢与官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煮熟热酒漉，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牙綮……此虽戏语，极可施用。但为众狗待哺者不悦耳。”舌尖上的微肉，自然满足不了口腹之欲，却足以滋养达观阔朗的性情。
惠州有两件大事。一喜一悲。
和黄州时一样，东坡在这里依旧“不得签书公事”，但这不妨碍他为百姓做事情。惠州有河，当地人来往两岸，多少年来，就凭着一座破烂浮桥，每年都有溺水悲剧。东坡急了，要造桥，“助以犀带”。做官没了前途，要这官带何用？钱却远远不够。就写信动员子由一家，把皇帝昔日“所赐金钱数千”悉数捐出。新桥落成之日，当地人喜极而泣，簇拥着东坡，“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可见其轰动。
悲的是，一路陪着苏子吃苦受累的朝云，却病逝于惠州。这件事令东坡大恸，为朝云写下《墓志铭》，赞她“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三年，忠敬若一……”东坡说朝云，“天女维摩”，意谓一尘不染。
朝云是侍妾，小苏轼26岁。才子佳人，伉俪情深，留给后世文人无尽佳思。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曾写诗赞美过她，“美如春园，目似晨曦”。 现代人却追逐浅薄式阅读，抱着经典狎昵轻薄。古人千年前的飘渺诗情，常常被今人“坐实”为赤裸裸的肉欲。刘小川说自己始写品读文人系列时，曾有过一个担心：如今的读者，还能否分辨出贾宝玉与西门庆的巨大差异？似乎不夸张。
死者已矣，活着的，还得努力活下去。
一桩又一桩的苦痛，从每一个细节处炼就着东坡力量。
儋州：从底层向上，逍遥放旷
苏东坡老是管不住自己的一张嘴，一杆笔。
可真要管住了，苏东坡也就不是苏东坡了。
到惠州第三年，“鸡犬识东坡”，他与当地百姓早已是水乳交融，深得民众爱戴。东坡魅力之大，有诗为证：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小诗白描功底了得，一个轻手蹑脚的更夫形象跃然纸上。
世上还是好人多。
东坡万没料到，自己的这首《纵笔》为他带来更深的灾难。
诗词传入京城，章惇轻声一笑：“子瞻还是这么快乐吗？”
新的贬谪随之而来……更远，更重。
赵宋王朝重文轻武，文人获罪不致被杀掉，最严重的，就是发配海南蛮荒之地。当时的人们，把海南叫作海外，那几乎是超乎一般人想象的极其偏远之地了。对于内陆人而言，这等活罪几乎无异于死刑。东坡遭遇的，正是这大宋开国以来文人所受的最重处罚。在亲人的号哭声中，东坡再次启程了。
“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这回他带上了一副空棺，向死而生。
到了海南的儋州，“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举无所有，要啥没啥，令人读来心酸。一切够糟的了吧。东坡却没有丝毫的沉沦，他尽情释放天性里的诙谐轻松，像握着一柄超级盾牌，抵御着世间的一切不如意。
他一丝不苟，活得鲜亮。“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简直比现代人还懂得身心的保养。儋州本地人顿顿食薯，偶食荤菜，竟是烧蝙蝠……为能活着得返中州大地，他千方百计找到了牡蛎，大呼味美，立即给三子苏过写信，嘱其“无令中朝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牡蛎味道不赖，但不至如此夸张珍惜，他这样说，是为了让远处凄惶的家人略略安心罢了。
他很快又在儋州开始了喝酒、作诗、交朋友的神仙日子。他努力学习当地方言，也教黎人学习中原文化，他教出了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
东坡拄着藤杖，人老诗熟，渐入化境：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东坡酒量不大，几乎每喝必醉。这一次，又喝多了，一个人跌跌撞撞回家去。可是，热带的竹林粗藤实在繁茂无比，密密层层，仿若一个迷阵，他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幸好，前头跑来一群嬉闹的黎族小子——
小，小朋友，你们可知道……我的家……在哪里？
哈哈，这个苏翰林八成是又喝多了！一群小孩豁着牙巴，七嘴八舌嘲笑他。其中一个最调皮，挤挤眼睛走上前：苏翰林啊苏翰林，你家和咱村的牛栏离得不远，喏，看到这路上的一堆堆牛矢了吧，顺着牛矢，你只管往前走。千万记住哦，看到了牛栏莫进去，你家还要再往西……
牛矢，牛屎之谓也。乡间的小路上，随处可见，是肥庄稼的好东西。如今竟有了新用场，成了东坡回家的指向标。此诗大俗，大雅。
儋州太远太远，此前汴梁、杭州之地的富丽繁华，像是一场遥远得不着边际的梦。命运到底是何物，驱赶着人们南北东西？儋州一田间老妪，七十岁了，已经掉光了一嘴的牙，却对世间事看得醒透，扭头笑话正“被酒独行”的苏东坡：“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老人说的是大实话。东坡醺醺然一笑，写诗称她“春梦婆”。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绝不乏真性情者，唯东坡一人，任性得一塌糊涂。他在《论修养帖寄子由》中说自己的修身养性之道，是要“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这里的“任性”，并非无赖小儿的耍性子，而是随性随缘，无所约束。“放旷”，不是放浪，是放下。因为放下，天地因之旷远辽阔。
近人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东坡：
他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月下的漫步者……
最后，他才提及，苏东坡是诗人。
的确，东坡魅力，绝不仅仅在其诗作，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与纯净、天真烂漫的大情怀。黄州惠州儋州，是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朝堂走向民间的踽踽背影。
苏轼长已矣，东坡正向现代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