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泉先生，本世纪初曾任深圳大学副校长，2009年前任深圳市教育局局长。其任深圳市教育局长约有四五年时间。张宝泉局长是我的老领导。在他之前，我还经历了深圳市教育局两任局长，张宝泉教授是我来深圳教育系统工作后经历的第三任市教育局局长。我在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深圳市教研室任中学语文教研员多年，深圳市教育局和深圳市教研室不在一个地方办公。张宝泉先生任局长时，我当然认识他，但他是否认识我，我没有把握确认，因为教研员与局长打交道的机会，很少。
多年来，我一直打算写一篇关于张宝泉先生的文章。这篇文章，张宝泉先生在深圳市教育局局长位置上的时候，我不写；2009年，他调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任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我不写。现在他已退休好几年，不做官了，我才写这篇文章。
虽然张宝泉先生不一定认识我，但我和他是有交集的。
上个世纪末，我通过全国招聘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深圳市教学研究室，任中学语文教研员。我是要来干点事才来的。要不然，我当时年过40，是珠海一所大学的副教授，兼任培训部主任，日子过得蛮舒坦。只是总觉得，珠海这个城市美总归是美，激情却不够，大约是适合老年人呆的地方。因此当时我虽年龄一大把，还是把自己清零，考到深圳来了。
一来深圳工作，我没有热身，就直接进入角色，在业务上飞速快跑——常常给报刊写文章，特别是在《深圳特区报》发表文章很多，引起较大关注与反响。2002年4月，我在《深圳特区报》发起关于“深圳要有自己的教学流派”的大讨论，教育官员、校长、教师都踊跃参与讨论，在深圳教育界产生深广影响。今天在中国语文界有深广影响的，由我创立的语文味教学流派，就是这次讨论的主要产物之一。当时在单位，有无能之辈出于嫉妒，认为我是想出风头，甚或内心深处想要抢他们觊觎的什么位置。这当然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误解。我也不管这些，只管干自己的事，坚持道器结合，理论与实践齐飞，即写文章的同时，开始在深圳市教研员中第一个主讲全市性大型公开课。中国教研员这个队伍是支很奇怪的队伍。说奇怪，是总体看来，水平并不高，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水平很不高，但很多人在一线教师面前都很牛ⅹ。而实际上，能写文章，敢讲公开课的人很少，能把公开课讲得成功的更少。我不仅能写文章，而且敢讲、能讲公开课，讲的课还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比如2002年4月11日下午在深圳中学主讲的全市性大型公开课、语文味的发轫之作《荷花淀》一课，在本世纪初叶的中国语文界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十分巨大”不是我说的，我只是引用，请参见《少堂志林（24）：第一课 》）。我研究语文味的论文和著作，也不断发表。到张宝泉先生来深圳市教育局做局长的时候，我实际上在业内已具有全国性影响了。
在中国，有全国性影响是一回事，被不被单位承认，是另一回事。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不做事，或想做事却没有能力做，或有能力做却没有胆识做某种事情的人，常常在背后用“张扬”诋毁别人。《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张扬，是把隐秘的或不必让众人知道的事情声张出去；宣扬。我的人生体验是：在中国，所谓张扬，主要不是指你没有城府地，大张旗鼓地摆弄，而是你做事了，特别是你做了别人想做却没有能力做，或虽然有能力做却不敢做的事情。简单地说，在中国，别人没有做，你做了，就是不顾别人感受，就是张扬。比如，本来么，写文章也好，讲课也好，完全是属于教研员份内的事情。但如若周围的同事不写或很少人能写文章，你不仅写了，而且写得很多，发表的也多；周围的同事不敢讲公开课，或偶尔小范围讲了却讲得很一般，你讲了，而且讲得很成功，引起轰动，那就是不顾周围同事感受，张扬。
做了别人想做，但没有能力，或没有胆识做的事，单位和周围，自然就有一些羡慕嫉妒恨的心态与眼光存在。这些心态与眼光，在过去封建社会，就是在一个大家庭中也常常存在。《红楼梦》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描写。可以想象，那时候，我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但我的日子又的确过得很好。过得好，是因为我内心相当强大，意志坚如磐石，不管别人如何嫉妒，我执著，坚韧，打持久战，熬，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一心一意做我自己的事。
忽然有一天，新上任的局长张宝泉来深圳市教学研究室调研。张宝泉先生是教授出身。教授做深圳市教育局局长，自然和以前的市教育局局长有所不同。一个大不同是，张宝泉先生到我们单位深圳市教研室调研，经常反复强调教学研究室要名副其实，即要搞科研。局长经常这么提倡、强调，就自然把那些说写文章搞科研是出风头的阴风，压下去了。自此，我的工作环境变得好起来。当时我曾经私下写了几句诗，记述重视科研的张宝泉教授来做局长，给我的工作环境带来深刻又巨大变化的感受：
东方红，太阳升，
深圳市教育局出了个张宝泉。
他为学者谋幸福，
他是学者的大救星。
2006年8月下旬，我的60余万言的论文集《程少堂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由海天出版社出版。8月26日，深圳市教学研究室组织全市中学教师在市民中心进行课改培训。头天夜晚，印刷厂加班连夜赶印出我的书，以便赶在教师培训当天首发。8月26日中午，我拿几本书送给局领导。在市民中心教育局办公的二楼走廊，碰上张宝泉局长。当时张宝泉局长好像刚吃完午饭，或者是刚从洗手间出来，双手湿漉漉的。见我递过来的书，他一脸亲切地微笑着，把沾有水珠的双手伸到自己身子背后擦了擦，高高兴兴接过书，边翻看着，边返回办公室。
张宝泉局长这个把沾有水的双手伸到自己身子背后擦了擦的动作细节，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八年后的2014年8月26日，我回到珠海讲学，珠海市教育局局长钟以俊教授（上个世纪1990年代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请我吃饭。饭桌上我讲到张宝泉局长这个故事，钟以俊局长马上拿出电话说，张宝泉是我师兄（东北师范大学），我打电话告诉他这事，说你要写文章怀念他，他一定很高兴。
我说，张宝泉局长不一定认识我呢。
中午正午休，钟以俊局长的电话没打通。
以后钟以俊局长是否为此再次给张宝泉先生打过电话，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怀念，并不一定要做一件很大的事情，而往往起于无形或无意间的一种素质修养的自然流露。
新浪网曾授予张宝泉2007年中国教育年度功勋人物，授奖理由是：“他是深圳特区的教育负责人，在深圳的发展规划中他指出：深圳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在他的领导下，深圳教育开始了国际化发展的积极尝试，更在2005年荣膺广东省首个“教育强市”。他领导深圳教育致力于建立发达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并把深圳建设成为学习型城市、自主创新型城市。全国一流的硬件设备以及杰出的教育、教学理念，深圳的教育或许也将是一个‘特区’。”
给张宝泉局长送书后过了几天，我也曾给深圳市教育局当时的一位副局长送了这本书。这位副局长学历、学位都很高，多次到我们单位来调研，调研后他发表讲话，常常会说一句话：“在中国，他妈的该读的书我都读了，该拿的学位也都拿了。”这位副局长应该是认得我的。我到他办公室，先自我简介说我是市教研室的语文教研员程少堂，给×局长您送书。他没有起身，也没有伸手接我的书。我把书放在桌上，转身就离开了。后来这位副局长不知为什么事情想不开，一气之下，提前退了休。
2016/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