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践论》与控制论的认识
王飞跃
读“让档案告诉你真相——《我管理毛泽东手稿》读后感”，内有毛泽东“对自己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突然想起十年前自己为完成作业曾写过一份《实践论》读书报告。找来再读，深感相关文字只是对认识论的一次感性脑力实践而已，而其中所谓控制论，是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非Cybernetics也。
《实践论》关于间接知识和间接实践的论述，使我想到对“脑力”实践是否为真正实践,目前该如何认识，将来“脑力”实践占人的实践比例会不会越来越高？也更使我想起南宋陆游的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但愿后人看我们这代人时，还认可此诗的前两句。
回顾控制发展的历史，上世纪三十年代上下，工程教育也经历了从“感性”工程实践到“理性”工程分析的一场变革。这就是“工程科学”体系的建立，数学等解析工具从此深入到工程教育和研究，引发了今日之技术革命。冯·卡门是这场革命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学生钱学森是另一位重要的开拓者，不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把“工程科学”的概念引入中国，更把从“感性”实践到“理性”知识的升华实施到控制问题上，创立了“工程控制论”。这段历史与《实践论》强调感性知识必须上升到理性知识在思想上如此一致，在时间上如此巧合，实为一则佳话。而且，今天国际工程教育界正在反思“工程科学”化是否“化”过了头，学生缺乏“Hands on”动手经验的现象严重，加上我国目前亟需大批有实际工程经验和技巧的实用人才之现况，又使我们不得不回想《实践论》中关于间接知识和实践第一性的论断。
《实践论》与控制论思想
——纪念《实践论》发表七十周年
一、引言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深入思考和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系统批判了给革命造成极大损害的党内教条主义，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具有鲜明特色和理论创新的著作。1937年春，毛泽东曾以这些著作中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为中国革命从此走上“理论联系革命实践”、“实践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胜利道路，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实践论》的主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知行关系是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而基础的论题，也是中国古今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中研究相对深入的一个范畴。从战国时荀子“行之”才能“明之”的朴素“先行后知”观，到宋代程朱理学强调知对于行之指导作用的“先知后行”主张，再到明清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王船山的“知行相资”，我们的先哲对知行关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虽然“知行合一”已有较深的辩证思想，而“知行相资”更已包含了深刻的唯物辩证思想，但古代中国思想哲学史上的知与行多限于道德意识范围之内，就连“行”也几乎全是指“脑力”劳动的“行”。这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传统思想哲学方面的一种反应，也是马克思以前的其它唯物论的通病：不单是限于在“经典”里思辩寻求答案，而且“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这也使得传统的知行观与《实践论》中所论述的知行观相比较，针对中国大革命实践的历史机遇和环境，显得苍白无力，特别是“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细读《实践论》之后，感到全文的论述差不多都可以按照现代控制论来理解，甚至可以认为《实践论》是按控制论展开的，即建模、分析、控制、反馈和评估，其中控制、反馈和评估部分过去的知行观很少论述，是《实践论》的特色，也正是控制论的主要思想。《实践论》共有26段，按控制论的思想，大体上，前18段是关于认识模型建立和分析的论述，是全文的主体；第19段强调模型的知识应当也必须用于实践的指导与控制；第20段阐明必须通过反馈机制不断调节认识模型及其控制的不适和错误；第21到23段讨论了模型的多工况运行和相应的阶段性及结构性调整，政治上就是与时俱进；第24段简要论述了评价认识模型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第25段指明认识模型的重要意义；最后，第26段对认识模型之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作了最后的归纳和总结。
然而，现代控制论是维纳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提出的，其发表晚于《实践论》十多年。控制论与信息论和系统论一起，为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科学和工程基础。因此，这里我们将不从政治、哲学和思想的角度去讨论《实践论》，而是按控制论的思路从工程实践的角度来初步理解其中的思想与理论。
二、认识过程的建模与分析
《实践论》的主体是阐述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全文26段中的18段是围绕这一论题展开的，其余部分也是为加强加深这一主题的讨论。按控制的术语，就是如何建立一般认识过程的正确模型，如何针对具体问题，应用认识过程的模型去指导并建立具体的问题模型。
首先，前5段明确了认识过程建模的基本原理，即，1）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2）认识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3）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第6段至第9段阐述了构建认识模型的具体方法和过程。首先，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
1）认识的感性阶段：“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做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2）认识的理性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
《实践论》强调了认识的理论阶段的重要性，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知识的重要性，认为这一阶段才是认识的真正任务：“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这是因为，“论理的认识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第9段是全文最长的一段。在此，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认识两个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直接实践与间接知识的关系。首先，毛泽东指出认识过程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创新，“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辨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在本段里，毛泽东还阐明了间接知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同时，毛泽东还指出间接知识与直接实践的统一性，“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最后，间接知识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对于从书本和论文中获取大部分知识的当代学子和学人来说，这段话今天仍有警示作用。
《实践论》关于间接知识和间接实践的论述，使我想到对“脑力”实践是否为真正实践目前该如何认识，将来“脑力”实践占人的实践比例会不会越来越高？也更使我想起南宋陆游的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愿后人看我们这代人时，还认可此诗的前两句。
第10段到第14段结合当时革命斗争例举认识过程，而第15到17段是对认识过程的进一步总结并再次强调1）理论对实践的依赖性，“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本，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2）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论认识，“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因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特别是“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
一句话，“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显然，这些认识的原理和过程之观点也是从事控制理论与应用研究时所必须遵守的。对于简单系统的控制，这些原理不言自明；但对于复杂系统的控制，由于我们还没有掌握系统的“解析”规律，这些原理和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按复杂系统的建模理论，《实践论》中第一阶段的感性认识与直接的“感官反应建模”相对应，而第二阶段的理性认识与间接的文字理解建模和解析的数学方法建模相对应。因此《实践论》的认识过程包含了人类对自然进行控制时所采用的三种建模方式。对应地，就能进一步衍生出分析的三种模式和阶段，即以感觉为主的基于观察的感性分析、以语言为主的基于推理的定性分析、以数学为主的基于理论的定量分析。建模过程的阶段特征，是发展变化本身的层次性、条件性、开发性的必然反映。
回顾控制的发展历史，上世纪三十年代上下，工程教育也经历了从“感性”工程分析到“理性”工程分析的一场变革。这就是“工程科学”体系的建立，数学等解析工具从此深入到工程教育和研究，引发了今日之技术革命。冯·卡门是这场革命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学生钱学森是另一位重要的开拓者，不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把“工程科学”的概念引入中国，更把从“感性”实践到“理性”知识的升华实施到控制问题上，创立了“工程控制论”。这段历史与《实践论》强调感性知识必须上升到理性知识在思想上如此一致，在时间上如此巧合，实为一则佳话。而且，今天国际工程教育界正在反思“工程科学”化是否“化”过了头，学生缺乏“Hands on”动手经验的现象严重，加上我国目前亟需大批有实际工程经验和技巧的实用人才之现况，又使我们不得不重温《实践论》中关于间接知识和实践第一性的论断。
三、认识过程中的控制与反馈
《实践论》关于知行的讨论与过去相关论述的一个十分不同的地方，就是强调认识知行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或“控制”世界，而不单单是为了士大夫的“修身养性”。第19和20段论述了如何应用认识得到的模型对具体工作进行指导“控制”，并通过“反馈”不断改进“模型”的精度和“控制”的功效。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而且，“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从知行关系来看，“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就自然科学而言，“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
控制的观点，更明确地表现在，“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运动过程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要“达到预想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控制过程。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定义，就革命而言，《实践论》引用了斯大林的话，“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以现代控制论观点，斯大林的话也可“修改”为“理论模型若不和实际应用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模型，同样，应用若不以理论模型为控制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应用。”当然，这里的应用是指控制或自动化的应用。
理论指导和应用于实践不能是简单武断的指导和应用，就是控制不能是根据模型的盲目“开环”控制一样。在此，《实践论》隐含地提出了理论指导或控制实践的“反馈”机构，这正是控制论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
第20段的开头很有意味：“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所谓“完成”，是因为从感性到理论的认识过程“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想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这其实就是控制理论中的“开环控制”方法。所谓“没有完成”，就是“一般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为什么？“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其结果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而且“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这其实就是完完整整的基于“反馈原理”的“闭环控制”方法。通过反馈，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无限认识过程。
当然，《实践论》并没有直接使用“控制”、“反馈”等专业术语，也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控制或指导方法。但毫无置疑，现代控制的基本思想，已包含在这二段的内容之中。考虑到《实践论》的发表时间（1937年），再想到维纳的《控制论》与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的发表时间（分别为1948年和1954年），使我们在感叹其思想的一致之余，更为时间上的巧合和超前而惊奇。或许，这就是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时代之巧合吧。
其实，《实践论》的控制反馈思想，放在社会学的“社会控制”理论中去讨论，几乎可以认作是“专业”的。钱学森在其《工程控制论》的前言中，特别指出控制（Cybernetics）一词的原意：按照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安培（A.M.Ampère）的定义，控制论就是关于国务管理的科学。这一说明，进一步使我们看到由社会实践到社会控制而构成的《实践论》与控制论之间的联系之路。
四、多工况阶段性结构变化和与时俱进
对于复杂系统的控制，控制理论中有多工况多工作点的控制方法。比如将一个系统的运行发展阶段分为许多工况和阶段，每个工况和阶段都选择一个工作点，然后围绕着设定的工作点对系统进行建模和控制。当工况和阶段变化时，系统的模型和控制策略也必须相应地变化，否则就会发生大问题。而且，这种变化往往是结构性而非参数性的变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一个非线性系统按不同的工作点和不同的精度要求进行线线展开，得到不同的近似模型，再按这些模型分阶段进行控制。
这种思想在《实践论》的第21到23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这里推移就是阶段性结构变化。因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 如何应对，也就是控制策略，“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这也是当今社会所提倡的“与时俱进”的思想，否则，“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这里，如果把“革命”换成“改革”，“革命党人”换成“执政党人”，依然十分正确并还有针对性，“改革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执政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改革走向胜利。”
因此，针对阶段性的结构转移，如果不采取“与时俱进”的控制策略，就会产生许多严重问题。不“与时俱进”的表现有两种，一是过于落后，“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出现“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对于他们，“模型”与“实际”脱离，“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二是过度超前，“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在控制论中，这正是在时间轴上以当前控制工作点为参考时所发生的模型“左”“右”滞后过渡而失效问题。此时，基于模型的控制之功能已无法保障，由此催生了现代控制的自适应控制，鲁棒控制和智能控制等理论，也可以算是控制工程与理论的“与时俱进”。
五、认识观评价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第25段是关于认识观或知行观之正确与否的评价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如同普通存在于特殊，绝对源于相对， “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
何谓宇宙？据宋陆象山言， 古书解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所以宇宙的原意就是时间加空间，因此这里“总的宇宙发展过程”就应是过去、现在、还有至今并未经历的未来时间空间的全部演化。特别地，在“绝对真理”的阐述中，“无数”和“总和”是两个及其关键的词。“无数”是一个数不清但要不断数的过程，“总和”同样也是全部时空中全部事件的总和，尽管有许多无关的事与情，但还是要考虑过去、现在、还有未来。因此，当使用“绝对”一词时，尤其是在科学和政治领域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因为我们已“侵犯”了我们还未经历的时空。而且，“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尤其是当“斗争”是“残酷”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希望“绝对”一词能从政治和社会的字典中消失，最好就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当然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沦为相对主义者。虽然“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但“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马列主义者不能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者更应当时刻牢记，“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我们任重道远，因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当然，这里无产阶级的含义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执政的党，但我们的任务仍是“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
在《实践论》的最后一段，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目的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六、结束语
第一次读《实践论》，应是上小学的时候，好像是“老三篇”的第一篇。近四十年已过去，印在脑子最深的，除了因文中多次出现自己的名字“飞跃”，而在同学中引起许多不便之外，就是“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今天重读《实践论》，才感到幼时对《实践论》的“梨子”印象，不全是因为小孩嘴“馋”之故，而是因为经历不多不广不深，没有足够的社会实践，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真谛和意义，更难体会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民族的生存的紧要关头花力气花时间去写《实践论》。这里是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对《实践论》的一点粗浅的体会，希望将来有时间能以专业哲学的角度和高度去深入地理解这一著作，更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有水平和自信心写一篇《实践再论》，全面系统地研究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关系。
谨以此文纪念《实践论》发表七十周年。
(第六期所局级领导干部特训班 中科院自动化所 王飞跃)
让档案告诉你真相——《我管理毛泽东手稿》读后感
原创 2016-07-14 黄文夫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商，ID : ce_china。
导读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齐老先生用档案印证史实，为鉴别社会上的不实传言和伪造领袖手迹等澄清是非、辨别真伪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我一口气读完了齐得平老先生亲笔签名的新作——《我管理毛泽东手稿》（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不禁面对这位十七八岁就与档案结缘、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档案事业创立与发展的老档案人、毛泽东手稿专家肃然起敬。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齐老先生用档案印证史实，让档案告诉你真相。这位在岗位上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兰台人”，终日与档案为伍，游走于伟人手稿的字里行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保管和研究毛泽东手稿的工作，为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查考提供了准确翔实的资料；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推荐了重要文稿；为鉴别社会上的不实传言和伪造领袖手迹等澄清是非、辨别真伪提供了重要依据。以下试举几例，可见一斑。
网上曾流传一篇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2010年末），诬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齐老先生指出，这纯属无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谣言。齐老先生从1950年开始参加中共中央档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始，专门负责保管毛泽东手稿直至退休。他还参加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及部分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和考订等工作。参与工作的同志从数万件文电中查毛泽东起草的文稿，如有疑问，核对原始手稿，一追到底。比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入的文章，都是毛泽东的著作，都有原始档案为据。
以《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为例，有人网上称不是毛泽东所写。齐老先生说，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应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的请求，前往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所写提纲的部分章节。当时毛泽东每周到抗大讲两次课，每次4个小时，历时3个月。总政治部把讲课记录整理出来，经毛泽东同意后印了若干份。中央档案馆收藏有1937年9月油印的毛泽东在抗大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和1940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矛盾论》是讲授提纲第三章中的一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亲自将这两节整理收入《毛泽东选集》。1956年3月14日，他在谈到这两篇文章时说：自己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
1967年有人写信给张春桥、江青，揭发刘少奇1948年底1949年初在中共中央青委提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中，勾掉了“毛泽东思想”5个字，说这是“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行”。1967年夏，刘少奇专案组派人到中央档案馆找到齐老先生，要他鉴别“毛泽东思想”5个字是否是由刘少奇勾掉的。齐老先生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回答专案组，“毛泽东思想”5个字是毛泽东自己勾掉的。后经公安部门技术鉴定，完全认同齐老先生的结论。
据齐老先生考证，早在中共八大前，毛泽东就多次在中央文件和有关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并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955年10月20日，中共八大新党章修改稿初稿中，已经没有七大党章中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了。在初稿之后，新党章又修改了5次，才向八大提出修改稿。在这5次修改中，也没有哪一位中央领导提出加进七大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部分。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修改稿后批示：“退小平同志：两件改处都看过，同意这些修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八大党章为什么没提“毛泽东思想”，曾被作为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条主要罪状。时至前些年，还有一些海外出版物提出与史实完全不符的论调。齐老先生当即撰文予以澄清。
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支持和审定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全文转载。
文章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当晚接到了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一位领导同志严厉的电话批评，电话不仅曲解了文章的原意，而且上纲为“砍旗”，指责此文“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随后在中央召开的部分宣传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文章被指责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各省主管宣传的负责同志还被告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要以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
胡耀邦顶着巨大的压力，继续组织撰写文章。在邓小平、叶剑英、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日益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尽管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斗争由此更加激烈和尖锐，胡耀邦也不断受到来自高层的点名批评，但这场大讨论终究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
1982年7月中旬，齐老先生发现毛泽东1963年11月18日修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一文中，亲笔写下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立即向领导做了汇报，将毛泽东的这一手迹复印报送中央。胡耀邦看到上报的毛泽东这一手迹非常高兴，决定公开发表。1982年9月7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372期出专刊发表了这一手迹，当时在党校学习的老同志争相传阅。《党史研究》1983年第1期刊登了这一手迹。毛泽东这一手迹的发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1998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中，展出所谓毛泽东手书《七律·长征》真迹的巨幅横卷，轰动一时。齐老先生观看后并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于1998年7月写信给中办领导，对“大展”中展出的所谓毛泽东手书《七律·长征》真迹提出质疑。
齐老先生长期从事毛主席手稿的管理，对毛泽东字体及其变化的研究造诣颇深。他认为毛泽东的书体，从学生时代到中年、老年，有很大的变化，一般来说，年代相隔越远，变化越明显，而其变化又是逐步的。时间相隔越近，其变化越不明显。但是，细心观察还是可以看出它的变化的。最明显的变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不了解毛泽东青年时代书体的人，如果与他五六十年代的手迹相比，就不晓得是出自其一人之手了。
1983年，齐老先生还参加了为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三本书的编辑工作。据他的经验，怎么样鉴定赝品，一是看书体，二是看用纸。这幅作品一是书体缺乏毛主席书法的气势和神韵，二是毛泽东没有用过那么大的纸。毛泽东的秘书高智说，纸都是秘书们裁的，他们是用刀子裁，连毛边都看得见。
为了澄清事实，让读者明辨是非，不再以讹传讹，他还专门撰写了《毛泽东手迹遭遇赝品》一文在有关媒体发表。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原作于1936年，因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在重庆的报纸上首次披露而引起轰动。新中国建立后这首词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还谱成歌曲广为传唱，早已脍炙人口。然而70多年后，网上有人竟说《沁园春·雪》是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所作，并称胡乔木要求恢复自己的署名。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丙子年)2月红军东征途中填写的。另有学者提供的资料显示，1935年10月，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率军渡过黄河，到达华北前线。2月5日清晨，部队来到陕西清涧县高杰村袁家沟休整。这一带已经飘了几天的鹅毛大雪，雄浑壮观的北国雪景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2月7日，毛泽东写下词作。这是毛泽东十分喜爱的一首词，曾多次书写过。在齐老先生保管的毛泽东文稿中，能见到最早的一件是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书写的，展现了毛泽东当年的书体风格，可谓铁证。
胡乔木1937年7月到延安，1941年开始任毛泽东的秘书，此时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已写出5年了。1965年元旦，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1月21日，胡乔木给读者耿庆国的回信中说：“你对于我的几首词感觉兴趣，因而问起我以前写过的能不能发表。我告诉你吧，以前我没有写过词，这次发表的是我初次的习作……。我近年由于得了比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能工作，也因此才有时间学习这些东西。”
胡乔木晚年在他出版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初版后记里特别写到：自己的诗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
2009年11月10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问胡乔木之女胡木英：“有人说《沁园春·雪》是你父亲写的？”胡木英说：“不是。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不会写出主席那样的气魄。”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的事实有力证明了《沁园春·雪》的作者是毛泽东，而不是胡乔木。
关于毛泽东的文稿，包括他的手稿、抄件、讲话记录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等，有几万件，如果每件平均1000字，就是几千万字。齐老先生认为，这些文稿，尤其是毛泽东手稿是宝中之宝，是无价之宝。他老人家一生读书不辍、著述不辍，基本上都可在这几万件文稿中得到反映。
谈到毛泽东文稿，齐老先生如数家珍。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朴实、忠诚、较真、理性、执着、谦逊和负责任的长者形象；看到一个连“档案”这个词儿都不懂，逐步成为熟悉业务的优秀档案工作者；看到一个由不懂党的历史，经过学习、钻研，直到对党的历史比较熟悉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更重要的是通过齐老先生严谨缜密、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辛勤工作，我们看到了这些20世纪最珍贵的档案文献，看到了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附件:
《实践论》与控制论思想
——纪念《实践论》发表七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