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扬州经济的发达，形成了新的庞大的市民阶层。新的人群，有新的文化需求。作为市民文化精粹之一的评话，在这时侯更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可能，逐步成为具有浓郁地方风味和鲜明地方色彩的曲种——扬州评话。这大约是发生在明代中叶至明末的事。

明末清初的吴梅村，在为大说书家柳敬亭所作的《传》中写道：

柳生之枝，其先后江湖问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各名其家。

这里的泰州柳敬亭，广陵张樵、陈思，正是成熟的扬州评话孕育出来的杰出人物，也是方兴未艾的扬州评话开始走出扬州并且产生广泛影响的代表人物。

扬州评话的历史回顾

柳敬亭是当时扬州属下的泰州人。他是在前辈艺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攀登上了新的艺术高峰；同时，又为后来扬州评话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柳敬亭说书，起初并无师承。他是因为官府所迫，离乡出亡，为了谋生，才走上说书的道路的。

柳敬亭没有满足于对说书艺术的一知半解。而是努力去探索说书艺术的真谛。为此，他奔走于大江南北，寻访名师指点。在云间（松江），他得到了杰出的业余说书家莫后光的精心指导和严格训练，“养气定词，审音辩物，以为揣摩”。经过一番苦心钻研，心领神会，加上长期的艺术实践，柳敬亭中午称为一代出类拔萃的表演艺术家。所以他晚年回扬州，海报一贴，说：“柳麻子又来说书”，“其故老又夙昔脍炙柳麻子名，后生恨不一见，及是，倾城届期而至。”（沈龙翔《柳敬亭传》）这生动地说明，柳敬亭的说书艺术在扬州已经是家喻户晓，人人喜爱，在广大群众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柳敬亭对扬州评话的影响，不仅在于表演艺术上的造诣和书词的变革，还在于他在扬州曾直接收徒传艺。柳敬亭说过很多书词，《隋唐》是他经常说的一部，其中《秦叔宝见姑娘》更是他的得意之书。在他死后20年，他在扬州弟子居辅臣，还在南通、如皋一带说秦叔宝的故事。那时已是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

在这时期，扬州城里也是“书词到处说《隋唐》，英雄好汉各一方”（董伟业《扬州竹枝词》），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李斗于乾隆年间成书得《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的盛况是：

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普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雨蜻蜓》、谎陈四《扬州话》、曹天衡《善恶图》——皆独步一时。近今如王景山、陶景章、王朝干、张破头、谢寿子、陈达山、薛家洪、陈天恭，亦可追武前人。

其中除“高晋公《五美图》”、“房山年《玉蜻蜓》”等属于弦词之外，余皆属于评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书词中，《清风闸》、《飞跎传》和《扬州话》乃是当时扬州评话艺人独创的新书。标示着这一时期的扬州评话无论在艺人队伍的扩大、书目的丰富和表演艺术水平的提高方面，都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

近人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概述当时的情况称：

继承宋元讲史的评话，在清代特别发达，最初中心是在扬州，其后全国有不少地方均有以方言敷说的评话，而扬州仍是主要的中心。

这种说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清代扬州是当时工商业繁荣的大城市，不仅居住着大量的盐商大贾，而且有许多知名的文人聚集在这里。同时，扬州又是全国戏曲的中心。其时昆曲、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二黄腔等各个地方剧种，以及各种曲艺都曾云集扬州，使这一时期的扬州评话在书目内容上和说表艺术上都得到了充实和提高。有的评话艺人在表演方面直接向当时勃兴的“花部”（即地方戏曲）学习，《邗江竹枝词》中就有“三国名公王景山，炼成戏派学曹奸”的记载。还有的评话艺人本来就是戏曲演员，后来才改行说书的，如唱大面的范松年、演花旦的谢寿子和演小丑的张破头。因为他们善于吧戏曲表演技巧巧妙地融入到评话艺术之中，都成为当时别具一格的名家。

扬州评话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以致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清代扬州著名学者阮元、焦循、李斗等，都与评话艺人有过交往，并在各自的著作中记录了有关扬州评话的宝贵资料。一些失意的文人还直接参加到评话艺人的行列中来。阮元、焦循、李斗曾多次提到过的“江都诸生叶霜林”，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叶霜林本是个秀才，他几次考举不中，便转而攻评话之道。

知识分子加入到评话队伍中来，对提高评话话本的文学性，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一般艺人为了胜过书坛上的对手，争取更多的听众，也要对传统书目不短充实提高，或者编创新书。

艺人浦天玉（名琳）就是因为不满于“各说部皆人熟闻”，于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揣摩一时亡命小家妇女口吻气息”（《扬州画舫录》卷九），创作了新的评话书目《清风闸》。这部书塑造了以皮五辣子为代表的社会底层人物，通过皮五辣子的遭遇对当时的社会进行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另一艺人邹必显创作了新书《飞跎传》，书中主角石信（“失信”的谐音）号称“飞跎”大将军。所谓“飞跎”，就是“以虚语欺人”而又“巧甚虚甚者”（焦循）。石信这个买空卖空、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由于某种偶然的机遇，竟成为富贵显赫的大人物；书中提到的帝王将相等上层人物，也都尽是些荒唐无耻之辈。这两部出自评话艺人之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受压迫者得心声，敢于大胆揶揄、挖苦当时的统治阶级的书目，曾经在听众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可惜到了明国期间，《飞跎传》却不知是何原因失传了。而在同治年间遭到查禁的《清风闸》，则经过历代艺人的不断加工，直至今天还在讲说。

乾隆、嘉庆以后的扬州，由于漕运和盐法的改革，地方经济一落千丈。扬州评话艺人单靠在城里献艺已无法谋生，于是纷纷转入农村，到苏北、皖北的的四乡八镇献艺糊口。

因为说书的地域扩大了，听众增多了。评话艺人的队伍也日益扩大。到同治，光绪年间，扬州评话艺人达两三百人之多。光是说《三国》和《水浒》这两部书的艺人，就将近百人。一时间，出现了冠以“八大红伞”，“八匹骏马”等雅号的许多有影响的评话艺术家，其中最著名的有龚午亭的《清风闸》，金国灿的《平妖传》，邓光斗和宋承章的《水浒，李国辉与蓝玉春的《三国》，邓明阳的《八珠窍》、王坤山的《绿牡丹》，以及后来形成“康派《三国》”的康国华等。

这些评话名家虽然没有创作新的书目，但他们无一曾对前辈艺人的传统书词进行过创造性、建设性的改进。他们以各自的独特艺术风格而蜚声书坛。以《清风闸》为例，该书系浦天玉创作的，传到了龚午亭手里，他便能“别出已意演之”，且能常演常新，使听客百听不讨。当时，不仅扬州本地人爱听，外地来扬者，亦非听龚午亭评话不可。据《龚午亭传》载：

道过扬州者归其乡，人必问曰：“闻龚午亭《清风闸》否？”或无以应，则诽笑之，以为怪事。是以过扬州者，以得闻为幸。恒夸于众，以鸣得意。

这种敢于打破因龚相承的旧观念、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革新精神，对于当时和后来扬州评话各家艺术流派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由于在书坛上相互竞争，出现了人才辈出、流派纷呈的兴盛景象。各家不仅在书词内容上标新立异，甚至同一部书，如《三国》、《水浒》、《绿牡丹》等，也以不同的细节，不同的表现手法形成各树一帜的艺术流派和师承关系。如《水浒》这部书，邓光斗以“跳打《水浒》”出名，他说《武松》每一路拳法、每一个身段都有交代。而宋承章的《水浒》则以“口风皮拉”见长，另有一套独特的表演程式。李国辉与蓝玉春都说《三国》，但一个文说，一个武说；一个文雅、干净利落，一个净瓶倒水、一气呵成，和有所长。这些不用流派的师承关系和各自的艺术风格，直至今天未曾间断。

已故当代著名评话艺术家王少堂，不仅善于集众家之长，还善于向现实生活学习，不断丰富，不断改进，从而自成一家。他在师承关系上，既接受了邓派“跳打《水浒》”的艺术专长，又继承了宋派《水浒》“口风泼辣”的独特风格。同时还虚心向前辈艺人康国华和同辈艺人刘春山、朱德春学习，从它们演说中《三国》、《西汉》和《八珠窍》中吸取营养，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经过60年的艰苦努力，内容上丰富充实，艺术上琢磨砥砺，使他说的《武松》、《宋江》等四个“十回”成为将近400万字、既有独特风貌的评话巨著。

从晚清到明国，与王少堂同辈的优秀评话名家，还有说《三国》的康又华、吴少良、费骏良（兼说《列国》）、徐伯良，说《西汉》的刘春山，说《八珠窍》的朱德春，说《西游记》的戴善章，说《清风闸》的仲松岩，说《绿牡丹》的朗照星等人。它们的评话艺术各有特色，各有擅长。对于扬州评话的书词内容和表演技巧，他们都有不少创造和提高。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经济衰退，百业凋零，扬州评话这个曲种濒临绝境。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扬州评话又获得新生，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说书的专业团体——曲艺团，招收学员，传艺授业，使古老的曲艺艺术后继有人。老艺人口传身带，新生力量不断成长，扬州评话的一个更兴旺的时期正在到来。

扬州评话的艺术探讨

扬州说书（包括评话和弦词）是以扬州方言创作和讲演的一种语言艺术。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口头说表来叙述故事 、塑造人物、描绘景物、抒发感情。同时，又须以手势、身段、步法、眼神和情绪等辅助手段与口头说表紧密配合，以期共同完成艺人在书台上的艺术创造。

这些手段虽有主次之分，却不可或缺。对此，著名扬州评话家王少堂有特别深刻的体会。他在《我的学艺经过和表演经验》中说：

评话表演时，最主要的是五个字，少不了口、手、身、步、神。两只眼睛谓之神，用眼神的地方最多。口、手、眼这三项是连在一起的，你嘴说到一句话、一桩事，手上总有一个姿势，手口相连，还要用眼神来辅助，手到哪里，眼神就要望到哪里。例如,嘴中说到天空一轮明月，嘴里说着月，眼光就要抬起来，就要望着月，手也要虽有指住天空，就等于指出这一轮明月一样。你照这样的演法，听客在底下就如同看见天空一轮明月一样……再谈身步。身步也是联带的关系，演这个任务转身掉过去，眼神也要跟着望着后头，两只脚虽然在桌子肚里，你也要把她转移过来。如两脚不动，只有头和身子转，不但自己费力，而且费了力还不好看。这些话精辟而生动地说明了语言和动作之间的关系。

历代说书名家都曾在书词（或称话本）和说表上狠下功夫。前书词和说表又是相辅相成的。书词为说表提供基础，说表又不断丰富书词。好的说书艺人往往不仅是优秀的表演者，而且是高明的编书人，300多年来，扬州评话积累的书词话本，就是经过无数艺人在书坛实践中不断加工而丰富起来的。

评话书词的来源不外三个方面：一是从民间流传的故事中选材加以改编；二是从现成的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的作品里取材改编；三是吸取现实生活中的鲜活题材进行创作。且不谈书词的创作或半创作，即使从其他形式改编，实际上也有个重新创作的过程。

例如，王少堂说的《武松》，与《水浒》原书对比，原书从第二十三回景阳冈武松打虎至第三十回武松在二龙山落草，这一部分描写武松的传记不过8万字左右；经过评话艺人的重新创作，就成为一部110万字的巨著，比原小说扩大了十多倍，个别细节甚至扩大了近百倍。

扬州说书（主要是评话）的艺术特色可以简单地概括成四个字，即“细”、“严”、“深”、“实”。

“细”，就是描写细致。无论描绘当时当地的情景，刻画书中各色人物的形象和内心世界，总是细致入微、不厌其详，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有才能的名家说书，甚至能使听众全都注意力为书中人物的命运所吸引，忘记置身于书场之中，所谓“闻者亦不复知为数十年前事，而喜怒哀乐随之转移于不觉”（《龚午亭传》）。而同时，又做到细而不腻，该繁则繁，该简则简，能粗能细，能放能收。

“严”，就是结构严谨。尽管书中头绪纷繁，甚至还有另生枝节的所谓“书中书”，但是每部书必有“书胆”。“书中书”再多，“书胆”不丢。拿今天文学创作的术语来说，所谓书胆就是“主题”或者“中心事件”。整个书情，包括“书外书”，都要围绕这一个“中心事件”，决不能丢头掉尾。评话名家们总是善于斩头绪，立主脑，密针线。比如，把《水浒》中着重写武松的几回书抽出来，构成《武十回》；吧着重写宋江的几回书抽出来，构成《宋十回》；把《三国》分成前、中、后三部，每部皆围绕一个中心《中三国》主要写三把“火”：《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等等。在一部书中又分成若干小回目，一般一个小回目演一场，每一场总要留下个“关子”——“欲知后事如后，且听下回分解”。环环扣紧，使听众欲罢不能。

“深”，就是深刻，扬州评话不仅描写人物深刻，揭示事件深刻，还有个特点是夹叙夹议。之所以称为“评话”或“评词”，就是因为说书人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或通过书中人物之口，或由说书人自己直接去“评忠奸，辨善恶”。浦琳。邹必显就是以他们创作的《清风闸》、《飞跎传》对当时的社会进行针砭和鞭挞的。民国时期的戴善章自创评话《西游记》，也是借书中的魔怪对当时黑暗的政治进行影射和批判的。

“实”，就是实在。成熟的说书家最反对说“空书”，讲究句句有交代，事事有着落，言之有据，说之成理。他们绝不会含含糊糊，遮遮掩掩，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对每个细节都要有翔实的叙述。这是评话艺人长期以来在听众中磨练出来的本领，过去有些老听众对书情、书理很讲究，听到那个地方说得空洞含糊，就晓得这位说书先生肚子里没货，甚至当场嘲笑质问。因此，艺人在说书时都力求把每个细节说清楚。王少堂为了说好《武松》曾经花钱演瞎子学过算命，买通差役混进衙门里看过升堂。所以，他说到这些细节时，才那样栩栩如生、出神入化。

历代著名评话艺人在话本创作和表演实践中大多抓住了“细”、“严”、“深”、“实”这四个字，才取得了成就。他们代代相传，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艺术遗产。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吧柳敬亭精湛的说书艺术叙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可见扬州评话艺术在柳敬亭时代已经非常成熟了。

当代杰出的评话家王少堂更是博采众长，对于说书艺术有独到的建树。有人评论他的特点是：说表细腻，用字准确，抑扬顿挫，节奏鲜明。他的说表语调铿锵，仿佛朗诵诗文，细致中见钢火；他的对白语气自然，宛如促膝谈心，亲切而又生动。他又非常重视演攻，举手投足都严格控制，不火不温，准确有力，叫人“看得见”。特别是短打书，全仗嘴说手演，一拳、一腿、家数、招子，他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丝毫不乱，具有完整的规格形式。著名作家老舍在1958年听了他的书之后说：

他的一抬手、一扬眉，都能紧密的配合他口中所说的，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使人听到他的叙述，马上就看到形象。这实在不是过誉之词。

王少堂得评话的确非常形象。他在《斗杀西门庆》中说到武松杀了潘金莲之后，去狮子楼寻找西门庆，到了酒店前，欲进不进，不仅把武松粗中有细，勇猛而又极致的形象勾画得十分逼真，而且把当时狮子楼酒店的情景描绘得有声有色，使人如临其境。

同样，康派《三国》也很有艺术特色。其突出之处，是在说表上强调动作性，在动作上追求“神似”，对于书中每一个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动静，都加上精心描绘。康重华在《草船借箭》这段书中，对于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和忠厚老实的鲁子敬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化地描写恰到好处。当鲁子敬随诸葛亮在舟中饮酒，而40调草船已经进曹营水师附近时，一个谈笑风生、一个惊慌失措的情景，栩栩如生。

当今已专说《清风闸》著称的余又春，他的说表又是一种风格——如同乡亲叙旧，娓娓而谈，没有大起大落，奇峰崛起，但是层次分明，丝毫不爽。在《皮五辣子打肉》这段书中，他巧妙地描写出皮五和张三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市井无赖，皮五辣子想碰张三辣子，又怕碰不过他，张三虽然不信皮五敢来讹他的肉，可又怕皮五真的来捣蛋，对于他们的内心活动，刻画入微。

扬州评话来自民间。许多话本是从流传于群众之中的民间故事发展和丰满起来的，又在为听众服务的过程中受到了严格的检验。一部书开了头，如能抓住听众，爱听的人越来越多，就站住了脚。如果听众不敢兴趣，听的人越来越少，就有“飘档”（即说不下去）的危险。因此艺人们十分注意映众的反映，有时还专程拜访老书客，向他们请教。同行碰在一起，也常常共同“谈道”（即切磋技艺），力求在内容上不出漏洞，艺术上能吸引观众。一般来说，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删减的，有的书经不住听众和时间的考验就自然被淘汰了。

扬州评话的书目概述

扬州评话历来很讲究一个“评”字。所谓评，就是“评忠奸、辨善恶”。评，表明了说书人不是为说书而说书，而是通过书情表达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当然，因为艺人的思想境界，认识能力和文化水平有高有低，他们在“评”上所起的作用也有大小之分。但“评”作为扬州说书的一个传统，使听众不仅听到曲折的故事，而且受到其他教益（尽管免不了有忠孝节义之类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这恐怕正是评估受到社会尊重和支持的原因之一。

就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传统评话书目来分析，大体可分为如下六类：

第一类：敷演历史故事，兼评忠奸善恶。这类书目包括《列国》、《西汉》、《三国》、《隋唐》以及几部描写唐代前后期历史的《说唐》、《月唐》、《残唐》、《反唐》等，在扬州评话的书目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中代表性的书目是《三国》。《三国》分《前三国》、《中三国》、《后三国》三大部。历代艺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随时丰富着书词，使书中的主要任务如诸葛亮、曹操、鲁肃、周瑜、张飞等的形象较小说更加丰富，更有真实感。艺人在描述这些早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故事时，随时加以评说，表达自己的爱憎与褒贬。

第二类：歌颂农民起义，谴责封建压迫。这类书目主要有《水浒》中的武松、宋江、石秀、卢俊义和林冲、鲁智深等几个“十回”，以及近代的《太平天国》等。其中最突出的是评话艺术家王少堂在前辈艺人的基础上，用毕生精力创作出来的《武松》（亦称《武十回》）。评话《武松》不仅在篇幅上比原来的小说扩大了若干倍，而且在充分表现主人公扶正义、惩邪恶的侠义精神的同时，着重揭示了他多次为官府所不容、不得不投奔梁山的必然归宿。全书细致而深刻地塑造了武松这一英雄形象。特别是话本中穿插了一段武松在都监府与受张都监迫害的弱女子韩玉兰邂逅相遇的情节。在这场不寻常的相遇中，一个同情，一个爱慕，免不了儿女情长，却又不失英雄气短。这段别开生面的情节在施耐庵的《水浒传》中是找不到的，他却使武松的形象更为有血有肉。

第三类：褒赞民族英雄，颂扬爱国主义，这类书目主要有《岳传》、《杨家将》、《靖难故事》等，其中《岳传》和《靖难故事》在明末清初已是深受听众欢迎的书目。据记载，18世纪的扬州说书人叶英在说《靖难故事》中“宗泽交印”一段时，常常“声泪俱下”，使听众无不产生强烈的共鸣。19世纪的扬州说书人金国灿讲说的《岳传》，不但精心刻画了岳飞形象，还着力塑造了刚直无私、见义勇为的另一民族英雄牛皋，当时扬州城里流行着“要听金国灿，不要吃中饭，来迟了没处站”之谚，可见其受到的欢迎。这类书目在清代特别流行和受到欢迎不是偶然的。扬州曾是抗清的战场，史可法的悲壮世纪尚使扬州人民记忆犹新，这时，以“讲史”为主要职能的评话正好成了宣泄人们心中愤懑的途径。可惜在历史上曾产生强烈影响的《靖难故事》未能流传下来；《杨家将》几乎失传，后来才被挖掘出来。

第四类：赞美清官义士，向往清明政治。这类书目包括《包公案》、《海公大红袍》、《施公案》、《彭公案》等。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地域那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恶人无权惩办，但在虚构的公案书中，他们除暴安良的美好愿望往往得以实现，这就是在中国民间戏曲。曲艺中“清官戏”、“侠客书”一直盛行不衰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扬州评话的公案书中，常常把解民倒悬的清官同拔刀相助的义士结合在一起。不仅《施公案》、《彭公案》是这样，即使《包公案》中，也是把包公的秉公无私与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的扶正压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士（或侠客）的作用，一方面是保护清官，免其遭坏人暗算，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清官的补充，清官难以办到的事，义士可以去完成。后一方面的作用尤其不应当忽视。因为清官作为朝中之官，最终仍须听命于皇帝，所以光靠清官有时还不能为民雪恨。人们因此而自然地想想能有一批不受封建统治者约束而又有扶困济危之心，飞檐走壁之技的义士，来帮助人民解除痛苦。

第五类：假借荒唐人物，针砭社会时弊。《清风闸》、《飞跎传》、《扬州话》以及《西游记》等书词可归入此类。这类书目的特点是编造荒诞不经的故事，借助书中滑稽人物的语言、行动、对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进行无情揭露、辛辣嘲讽。其杰出的代表是由乾隆时说书人蒲琳首创。后人不断加工丰富的《清风闸》一书。该书主人公皮五辣子已讹诈为生，对上流社会的人物竭尽耍弄之能事，而对下层贫苦人民寄以由衷同情。他自己已堕落为社会的渣滓，偏偏还要为他弱小的贫民鸣不平。他虽不能像侠客义士那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能用他独有的手段——讹诈，来整治仗势欺人的坏蛋。他既不是阿凡提，也不同于啊Q,他是清代由衷畸形社会里产生的畸形人物。《清风闸》的故事时令人捧腹的，有事催人泪下的。

第六类：编织悲欢离合，衍说才子佳人。扬州评话多系补刀棍棒、士马金鼓、战争兴废之类，故称为“大书”；但也有些类似说“胭脂”的“小书”，如《二度梅》、《粉妆楼》等。这类书目大抵说些悲欢离合的个人遭遇、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情节几多雷同，特色亦无可言。因此，这类书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不属于评话的主要书目。

现在扬州评话涌现出了一批深受听众欢迎的艺术家，代表人物有李信堂、惠兆龙等。扬州评话正在振新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值得庆贺的是，2006年扬州评话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