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燕园”这个题目，在心中已存放许久了。当时想的是父辈的老去。他们先是行动不便，然后坐在轮椅上，然后索性不能移动了。近年来，燕南园中年轻人越来越少。邻居中原来健步如飞的已用上助步器，原来拙于行的已要人搀扶了。我们的近邻磁学专家褚圣麟教授年过九十，前几天在燕南园边上找不着回家的路。当时细雨迷蒙，夜色已降，一盏昏黄的路灯照着跌跌撞撞的老人。幸有学生往褚宅报信。老先生又不认得来接的人，问：“你是谁？这是上哪儿去？”
“是谁？”“上哪儿去？”这是永恒的问题。我听到描述时，心中充满凄凉。人们的道路不同，这就是“是谁”；路的尽头则一定是那长满野百合花的地方，人们从生下来便向那里走去，这就是“上哪儿去”。
老父去世以后，燕南园中平稳了两年，接下来的是江泽涵先生和夫人蒋守方。
江先生是拓扑学引进者，几何学权威。在昆明西仓坡，我们便是对门而居，到燕南园后又是几十年的邻居，江老先生总是随着三个男孩称我为冯姐姐。他老来听力极差，又患喉癌，说话困难，常常十分烦躁，江家诸弟便开导他：“看看人家冯先生，从来都是那么心平气和。”江、蒋二先生先后去世，相差不过十天。江先生去世时，并不知蒋先生已先他而去，两人最后的时光都拘禁在病室中，只凭儿孙传递消息。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探望，正值修理房子，屋里很乱，江先生用点表示家具什物，用线表示距离，做了一个图论的图，以求搬动的最佳方案。他向我讲解，可惜如对牛弹琴。江家老二说江先生的墓碑上要刻一拓扑图形。想到这拓扑图形将也掺杂在拥挤的墓碑群中，很是黯然。
10月间我有香港之行，不过十天。回来得知张龙翔先生去世，十分惊讶。张先生是生物化学家，20世纪80年代曾任北大校长。9月间诸位老太太在张家小聚，我也忝列，还见他走来走去。张先生多年前曾患癌症，近年转到颈椎，不能起床，十分险恶。但经医疗和家人的用心调护，他竟能站立，能行走，而且出去开会。我总说张先生是真正的抗癌明星，怎么一下子就去世了呢？
56号房屋继失去周培源先生之后，又一次失去了主人，唯有庭前树林依旧。
而我真正想到用“人老燕园”这个题目来作文，是因为自己渐增老态。多少年来我一直和疾病做斗争，总认为病是可以战胜的。我有信心：人能战胜疾病，人比疾病强大，也常以此鼓励病友。小时候读老舍的小说，记得里面有个人物老是抱怨说：“从脑袋瓜子到脚步鸭子都是痛的。”我倒没有这样全方位发作，但却从头到脚轮流突出，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近年忽然发现这麻烦不只是因病且因为老，而老是不可逆转、不可战胜的。
5月间我下台阶到院中收衣服，当时因自觉能干颇为得意，不料从台阶上摔下，崴了脚，造成跖骨骨折。全家为此折腾了三个月。坐着轮椅参加了两次集会。一次是北大纪念闻一多先生，我又坐轮椅前往，会议厅在二楼，却无电梯。北大副校长郝斌同志看见我，说：“怎么搞的！你等等，别动。”呼啦一下来了好几个年轻人，将我抬上二楼，会议结束后，又将我抬下来。我看不清眼前的人，只知道他们都年轻，是青春的力量抬动我，要上便上，要下便下。我无法一一致谢，只好念念有词“多谢，多谢”。朋友们得知我摔伤，都说这是警告，往后一切要小心，因为人已经老了。
可不是吗，人已经老了。
儿时的友伴徐恒（糜岐），原是物理系学生，后来是我国第一代播音员。她常打电话来问痊愈到什么程度，知道我已除去石膏，正洗中药，便说要来看看。她来了，坐定后见我走路东歪西倒的样子，便要我好好走路，走时不怕慢，但不能跛，并对仲说“不能让她这样走路”。我一想起糜岐的话，便很感动，还有几个人这样操心管着我呢！
另一不妙的事是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每年十月间好发气管炎，咳嗽剧烈，不能安枕。年年南逃也很麻烦，在仲的坚持下安置了土暖气，于学校供暖之前，自己先行供暖。那火头军是心甘情愿的。见他头戴浴帽，下到地窨子去对付火炉，总担心他会摔倒，只赢得嘲笑说太爱瞎想。一天，他忽然说：“再过几年，我做不动了，怎么办？”
怎么办呢？其实用不着想。再过几年，我是否还需要温暖的房间？
自南方回来已十多天了。一夜的雨，天阴沉沉，地面到处湿漉漉，本来还是绿着的玉簪花，一夜之间枯黄了。读《静安文集》，有句云“天色凄凉似病夫”，不觉悚然而惊。又想起几句《人间词》，“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乃又联想到法国诗人维龙的名句：“去年的雪今何在？”去年的花和雪永不能再，今年是今年的花和雪了。从王国维想到叔本华，年轻时很喜欢叔本华的哲学，现在连为什么喜欢也说不清，只模糊记得那“永久的公道”。叔本华说，世界之自身，即是世界之判词。他以为：意志肯定自己，乃有苦痛；则应负其责任，受其苦痛，这就是“永久的公道”。人类简直没有逃出苦痛的希望。又记得这位老先生论艺术，说美是最高的善。想查书弄明白些，连书也找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