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理论都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原理性的，另一个是操作性的（自然科学中有时好像叫计算性）。做学问，需要认清这两个层次学问的不同性质。
一个既有理论要在原理上突破，很难。原理如有突破，就是理论发展史上的重大进展。如牛顿在当时是这样的科学家，牛顿以后的爱因斯坦、玻尔也是这样的科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政治领域，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的思想家，列宁、毛泽东是这样的思想家，邓小平也是这样的思想家。这样的科学家或思想家的共性是，他们都具有革命性，带来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影响深远，巨大。无论在自然科学中，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政治领域中，引发大原理改变的科学家或思想家，往往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人。即使是引发小原理改变，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做学问，搞原理性研究，结果可能一事无成。但按现有原理进行操作，只要肯花功夫，总会获得一定的成果。不过按现有原理进行操作跟进，要想进入该领域一流人物行列，难。
对此，我早在1999年来深圳做语文教研员的之前，就已经有很清楚的、很深刻的认识。来深圳做语文教研员后，我就一边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教学实践进行原理性研究，也就是语文味教学理论研究，提出和以前的再现性教学理论不一样的表现性教学理论，一边通过自己的语文教学实践（主要是公开课），将语文味教学理论现实化，并在这个过程中调整、修正、丰富、提升、完善语文味理论。即原理突破与操作反馈相濡并进。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的学问方法是典型的“实践先行”，即不是先在书房写文章提出理论，而是先进行教学实践，讲公开课，然后从成功的公开课中总结提升带有共性的规律与理论。语文味教学理论是从我的公开课中总结、提炼出来，进而通过长期地反复地实践系统化、理论化的。而我为何要这样“表现性”地教语文课而非“再现性”地教语文，和我的生命体验有重大关系。因此我多次、反复说过，不了解、不理解我的成长史，就不能真正了解与理解语文味的成长史，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语文味。
语文味研究不光在理论内容方面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比如味美学、文人画理论等等）的滋养与启迪，其研究方法，也就是我的学问方法，亦与中国传统学问方法神似。中国传统学问方法强调知行合一，道器统一，即器求道。中国哲学史上，南宋时的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较早的论及道与器的关系。朱熹认为： “道未尝离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朱子语类》卷七十七）“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朱子语类》卷六十二）“愚谓道器之名虽异，然其实一物也。”（《杂学辨・苏氏易解》）他认为道与器相统一的，道与器不相离，道寓于器中。从本源上看，道为形而上，器为形而下，道为本，器为末。在这里，朱熹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要从道与器的同一性中去认识两者的对立性，这种认识方法具备初级的辩证法思想。明代大哲学家王夫之对道与器的论述更是丰富。首先，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之道是离不开形而下之器的，但他又没有把道看做是超越器之外的存在，而是寓于器之中。其次，王夫之认为，道与器统一与形，二者相既不离：“统此一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问录内篇》）道器统一于形，道是隐于形中之作用和功能，器是形之可见者，道与器隐于形又依于形，道与器是对统一客观事物不同方面的规定。第三，王夫之认为，器是客观事物的物质实体，道是器所固有的属性，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即随着时代的发展，还将会出现当前不存在的道和器。王夫之的这些思想都是具有前瞻性的。（参见王伯勋：《道与器》，搜狐博客：http://boshihualang.blog.sohu.com/161313057.html）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道器统一、即器求道的思想可知，千百万人的实践（“行”与“器”）只是求知与道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换言之，知与道不一定非要在千百万人的实践中去寻找不可，一个人的实践中也蕴含着真知与“大道”（庄子甚至说“道在屎尿”）。套用罗丹“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名言，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的实践中不是缺少真知与“大道”，而是缺少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正是建立在这个基本认识基础之上的，这也正是我的学问方法的核心。
我从本世纪初开始进行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走的就是知行结合、道器统一、即器求道的路子，也就是以自己的教学实践为依托为底座，让自己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在紧密地多向地深刻地互动中捆绑提升。因此语文味的突破，既是原理性的（表现性教学理论），也是操作性的（建构并出版80万言的语文味教学法专著），是原理性突破和操作性突破之紧密结合。换言之，语文味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理论与实践两只翅膀的翱翔。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当代语文界是很少有人能和我相比的。也可以说，中国当代语文界这方面做得比我好的人，大约的确是没有的。这也正是十余年来，语文味从当年的星星之火演变为今天的烈烈燎原，被誉为“本世纪初中国语文界影响最大的理论”，“影响一个时代的语文教育理念”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当下中国教育界，有相当多上上下下搞得很热闹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原理性突破的。
最后想说的是，中国传统哲学知行结合、道器统一、即器求道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阐明的实践第一以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是相通的。辩证唯物主义视野下的所谓实践第一，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就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言的。其基本含义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唯一源泉，人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实践；无论任何人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就必须积极投身于现实的社会实践。辩证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受共性的制约，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据此可进一步确知并肯定，规律、理论不一定要在千百万人的实践中去寻找与总结，深入研究一个人的实践，也可总结、提升出带普遍性的规律与理论来。中外教育史上许多大教育家如孔子的教育教学思想，苏格拉底的教学法，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等等，都可以说是对个人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圣经》中，该隐因为嫉妒把亚伯杀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语文界个别人，没有该隐公开挑战的勇气和胆量，只是在一隅以“一个人的教学经验不能上升为教学理论”来狺狺影射攻击语文味教学理论和语文味教学法，其实何损于语文味一丝一毫？充其量，只不过是羡慕嫉妒恨者的酸葡萄心理的泄露而已，可悲、可鄙复可怜。
2016/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