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中国文化中的“人与自然”观（一）作者：子清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界定在人与人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两个方面。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之一，既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定位，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视、复归和利用。 
 “和”是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翻开文献，关于“和”的著述，可找到比儒家学说更早的文献资料，其中就提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尚书·尧典》写道“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八音克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①]这里的“和”，原书认为是神和人通过诗歌音乐可以交流思想而协调和谐。[②]《尚书·尧典》成书于上古，那时候所谓的神，其实就是人对不确定的自然的一种敬称。[③]因此可以推知，人类为了与自然和谐共存，以“击石附石，百兽率舞”的方式向自然发出祈求。这说明，远在上古的三皇时代，人类就有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望与要求。 
而在被誉为中国哲学滥觞的《周易》一书中，乾卦的彖辞也有关于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乾卦·彖象》：“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④]意思就是，《彖象》说，多么伟大啊，开创万物的阳气！万物依靠它开始萌生，它统领着整个大自然。这里说，万物包括人类，都是在阳气萌生的。可见，当时人们的意识中，人类的地位与自然界其它物类是一样的，没有高下尊卑之分。换句话说，在自然界中，人类应该与万物平等相处。这说明，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滥觞，《易经》也道出了现代所谓的尊重自然，要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望与要求。 
《老子》也道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⑤]人要生存，就要效法自然，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天地四时的规律，更好地开展人类活动。可见老子也道出了尊重自然的意念。 
随后的《庄子》，也道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呼声。他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⑥]，庄子把天地，也即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要在精神上与之共往来。这里，庄子把自然放在与人类平等、甚至高于人类的位置之上，认为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义不容辞的。 
先秦文化典籍已出现了众多关于人与自然的论述，这并不是偶然的，它们都表达了古人同样的一个观念，即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够在自然界生存繁衍。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滥觞，对中国其后数千年的影响是深远的，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在后世也深入人心，逐渐形成社会的共识并有所发展，典籍记载也很多，下面且举笔者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数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游记作家郦道元，历览秀丽的河山，用优美的笔触，写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游记文《水经注》。该书第一次对神州大地的自然风景作了最详细的记录，表达了对神州大地自然界的无限崇爱之情。其中一句最为动人，他说“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⑦]他在欣叹自然界壮美河山时，发出了与山水灵魂相通的感慨。山水在他的眼中是神圣的，与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相似，他是自然的知己，认为自然是有灵魂的，要通过精神才能与自然交流。这里，作为魏晋时代人的郦道元同样表达出对自然的尊重、崇仰之情。 
到了唐代，人尊重自然的传统继续得到继承，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就是其中一例。文中有一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说种树的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即种树要顺从木的本性，即“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⑧]。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篇文章写于唐代，其中，种树可理解为象征了生产发展。从李白的诗“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⑨]可见，那时候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因此，环境也开始遭到的破坏。该文的意义，在于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生产与环境的关系。那就是，顺环境的本性，即自然规律，去谋求生产发展，这样既能保护环境，也能创造良好的产出。反之，为了生产而破坏自然规律，则得不到好的收成，其后果必然是，不仅环境被破坏，而且生产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可见，唐代人已经有关于生产与环境保护的要协调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