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14年元月6日开始写《少堂志林》系列随笔，内容是什么都写，有感而发。《少堂志林》从总标题到内容的选择、写法，都受《东坡志林》的启发。《东坡志林》是我的枕边书，我手机里也有《东坡志林》的电子书。
《东坡志林》属于典型的随笔，收录了苏东坡从谪居黄州一直到遇赦奉诏从海南儋州回到内地20余年里所写的随笔小品5卷共203篇，文章内容广泛，无所不谈，皆信笔写来，不拘长短，挥洒自如，其中又以短文居多。苏东坡是我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天才、全才。我认为，苏东坡的才华在整个中国自古迄今的文化史上，是绝对第一。苏东坡是个于学无所不窥的大学问家，对于经学、史学乃至诸子百家都很有研究。他精通儒道释三家，思想上兼融贯通，是一流散文家，一流诗人，一流词人，一流书法家，一流画家。我有篇随笔说过，咱们当然比不过《东坡志林》的文章质量（中国有谁能比得过苏东坡的文章质量？十个莫言比得上一个苏东坡吗），先在数量上压倒东坡先生再说（参见《 少堂志林（406）：在数量上压倒东坡先生再说》）。我的《少堂志林》系列随笔，从《少堂志林（1）：总结会》开始，到前天的《少堂志林（686）：语文的一小步，语文味的一大步 》，迄今已写686篇，约有70万字，数量大大超过《东坡志林》。到时收到“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卷本《程少堂文集》中作为一卷。
写作这些随笔的日子，并不是我最清闲、身体与精力都最好的时期，而是我这一辈子最忙碌、身体与精力大不如以前的时候。我同时要做好教研员工作，要带好语文味工作室1期、2期。其中2014年至2015年率领语文味工作室首期撰写《语文味教学法》，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宵衣旰食，蹈锋饮血。我的语文味理论比较个性化、生命化，让一线中小学教师理解需要时间。科研也是这些老师的弱项，由这些一线中小学教师集体撰写《语文味教学法》的困难，我感觉比我个人撰写专著要困难100倍。我做学问一辈子，过去似乎从未感到有多少痛苦。但这次撰写《语文味教学法》的过程，整个就是一次深度痛苦的煎熬经历。我真有接近崩溃的感觉（一点都不夸张）。用傅园慧的段子说，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生不如死。那段时间，对我的身体是有损害的。这期间我参加深圳市专家保健办公室一年一度的体检。体检后，医生甚至就某项指标特地打来电话警示。众所周知，现在的医生，和你非亲非故，不是特别危险的指标数值，体检完一般医生不会给你打电话的。医生电话告知，我有一个血液化验指标，超过正常指标的8倍（今年体检，这项指标仍高，但降了近三分之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坚持写了686篇随笔。这当然显示了我一以贯之的学术毅力。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我有很多随笔都是平时抽空在手机上构思好提纲（因此我喜欢用有写字笔的三星note系列手机），早上起早，写完后，挂上语文味网再上班。
眼下要放缓《少堂志林》写作节奏。因为我要动手撰写此生学术研究的总结亦即集大成之作《中国语文教学美学新体系——以语文味和文人语文为核心》。《少堂志林》要写的素材太多了，我有写1000篇的打算。因此《少堂志林》不会完全不写，只是节奏要大大放缓些，先完成重要任务再说。
虽然近80万字的《语文味教学法》已正式出版，但还是得要抓紧写《中国语文教学美学新体系——以语文味和文人语文为核心》这本书。最近一个月，死讯频传，32岁的大外甥媳妇病逝，两位正值盛年的友人先后去世，其中一位前几年还和我同办公室工作过几年，比我小6岁。我认为该死的那么几个人他不死，不该死的却死了。我小时候，常听村里老人说一句口语“人死如灯灭”，那时我似懂非懂。这个月接连传来的三个死讯，用无情的事实让我深刻地懂了这句话的内涵：人的生命很脆弱，如风中之灯，随时可能被吹灭。你，我，他，都一样。
因此，在保证不损害身体的前提下，该做的大事，得赶快做。不然忽然一下子死了，有些东西就带进坟墓了。关于语文味的话，我还有不少没有说完，我要是突然死了，这些有价值的话就不会诞生了。那就不圆满了。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西南联大教《庄子》和《文选》的刘文典先生和沈从文先生一起“跑警报”。突然，这位前河南大学校长立住了脚，发出了一句呵斥，声音很大，连渐渐迫近越来越响的敌机声也淹没不了：“我跑警报，是因为我死了以后就没有人教《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为了什么？！”我没有刘文典先生的大学问，也没有沈从文先生的好小说。不过，语文味不会死，我坚信。
我要抓紧撰写《中国语文教学美学新体系——以语文味和文人语文为核心》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算我不会突然死了（其实谁都有这种“突然”的可能），那个别一直诋毁、攻击语文味和我的人突然死了呢？我有时参加友朋餐叙，有人提及个别一贯诋毁攻击语文味和我的某人，我就毫无表情地发问，此人还没有死吗？这个我是学陈伯达的。曾看到一篇文章，记述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和邓力群之间的恩怨。邓力群和陈伯达共事多年，是当时当红的陈伯达提名并动员邓力群到《红旗》杂志协助他工作的，但“文革”前陈已对邓多有不满，“文革”中更因邓在检查交代中涉及和陈有关的事而引起陈的反感。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力群被整到“五七干校”。1970年陈伯达到“五七干校”视察时甚至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参见《陈伯达邓力群恩怨:陈视察专门问邓力群死了没_历史频道_环球网》）读到此，我抚掌大笑，觉得陈伯达还是一个性情中人。
看到谈陈伯达与邓力群恩怨的这篇文章，我就想，就算我自己不会突然死掉，也得抓紧将我的重要学术著作赶快写出来。不赶快写出来并出版的话，那一贯诋毁、攻击语文味和我的个别人，突然间死了，没机会看到这本书，那到时就不圆满了。哈哈！
2016/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