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几时起，我有一个名声在外，就是喜欢上作家（或者艺术家）的坟。其实“上坟”的行动多半是凑巧路过；当然，特意过去的也有，但那得是我特别喜爱的作者了。

　　巴黎的拉雪兹神甫墓园和蒙帕拿斯墓园，里面就有许多我喜爱的文学、艺术和音乐家。但我第一次去拉雪兹神甫墓园，主要是为了那堵悲壮的“巴黎公社”墙。蒙帕拿斯墓园里有玛格丽特·莒哈丝、波特莱尔，还有沙特和德波娃的合葬墓；他们逝世了这许多年，墓上都还有鲜花，从未被读者遗忘。

　　日本作家的坟都在寺庙的墓地，可以顺便看庙（或者看庙顺便上坟）。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我去京都法然院，看到谷崎润一郎那“寂”字碑。有一年深秋，特意为我喜爱的导演小津安二郎去了他的故乡北镰仓；小津葬在圆觉寺，墓碑上刻的是“無”字。依照日本习俗，我在墓碑上浇了一勺清水。另一个夏日，为了看动画大师宫崎骏美术馆而去了三鹰，发现太宰治和森鸥外两位文学家都葬在不远的禅林寺，于是也顺道去了。

　　欧美的墓园很多都像公园，一点也不阴森。在威尼斯，我特地乘船去俗称“墓岛”的圣米凯勒岛，探访多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有过一面之缘的俄裔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洛斯基。整座岛分成几十个墓园区，全有美丽的雕塑、大理石阶、拱门，和大片的墓碑。写“火鸟”、“春之祭礼”的音乐家史特拉文斯基和他的妻子，以及芭蕾舞艺术家狄亚基勒夫，都葬在东正教区；布洛斯基和美国诗人庞德则葬在新教徒区。布洛斯基深爱威尼斯，生前常在威尼斯过冬，也不止一次提到墓岛，写过夜晚乘船绕岛泛舟的情景；死后葬在墓岛，应是得偿所愿了。他的墓碑很简单，只有他的俄文姓名、生卒年月日和英文姓名；但墓石上很热闹，有花束、蜡烛台、许多写满字的小纸条，以及一个插满几十支笔的笔筒。依照墓上放石子的犹太习俗，我留了一枚小贝壳在他的墓碑上方。

　　听说由于墓岛的土地有限（哪里不是呢？），土葬的规矩是十年后便要将遗骸掘出迁葬他处。那几位外国名人可能是少数例外。

　　除了墓园，欧洲大教堂的“收藏”更是可观；像伦敦的西敏寺大教堂，那里的文哲大家和科学伟人不可胜数，一不留意就踩到一个赫赫大名。巴黎的先贤祠也不遑多让，长眠在那里的大文豪简直令人目不暇给，随意举目就是耳熟能详的巨人。有一间墓室就“住”着雨果、左拉和大仲马三位大师，他们一定有谈不完的话，绝对不会寂寞吧。我还发现一块壁碑是写“小王子”的圣修伯里：“诗人，小说家，飞行员”，以及他执行飞行任务时“失踪”的年月日——没有遗骸，只好以壁碑纪念了。

　　三年前特地去湖南凤凰，为了我最喜爱的沈从文。当然也拜谒了听涛山上他的墓，墓碑是一块将近六英尺高的天然五彩石，正面刻着他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夫人张兆和的妹妹、书法家张充和撰写的挽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四句悼词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从文让人”。

　　一次在国内讲演后有位记者问我：既然写过关于张爱玲的书，又喜欢上作家的坟，想必上过张爱玲的坟了？我说不曾，因为张爱玲是没有坟墓的。关于身后事，她早已备妥遗嘱：“立即火化，骨灰撒在desolate spot（荒凉之地）”。她在洛杉矶的遗嘱执行人尊重遗愿，雇了船只出海，将她的骨灰与花瓣撒到太平洋里。在我的书“张爱玲未了情”里，有一张我拍摄的洛杉矶附近的太平洋海景，算是对她遥遥的凭吊吧。

　　中国的帝王将相、英雄美人的墓几乎都成为旅游观光景点；作家不及他们热门倒是好事，就算有墓也落得清净。其实作家就该像张爱玲，并不需要坟墓供人凭吊——墓碑上的文字有限，而作品流传的时空可以无限。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只要文字话语记忆还在图书馆里，无知无感的长眠之处是大海或者树下又有什么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