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开鲁迅的朱光潜
（《书屋》2016.9）
朱光潜一辈子虽然走着自己不同寻常的学术道路，但他终究绕不开一个人，就是鲁迅。他们其实没有直接接触，要说思想学术上的缠斗也没有值得特别注意之处，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并忽视在历史的际会中，与鲁迅的遭遇还是给朱光潜带来深刻影响，大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意味。
一、躺着中枪
鲁迅与朱光潜本没有什么直接交往，偏偏在晚年，“好斗”的鲁迅还是给了朱光潜一击，从而给文坛留下至今时被提及的一段聚讼公案。
1936年1月《海燕》月刊第一期发表了鲁迅《〈题未定〉草（之六）》和《〈题未定〉草（之七）》两篇文章。在《之六》中，并没有直接针对朱光潜。文章总体上是对“选本家”“句读家”不满，鲁迅认为“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字里行间。鲁迅对有人过度推崇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判断很不以为然：
“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鲁迅的意思是，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这里不仅亮出了鲁迅文艺批评的“人学观”与立场方法，同时已经锋芒暗指朱光潜，只是在《之七》一文中才直接点明。
鲁迅集中批评朱光潜的文字在《之七》。鲁迅文章的基本逻辑是：旗帜鲜明地摆明对于“摘句”的态度，称其“吹嘘附会”，很容易迷惑读者。他以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为例，指出其“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接着摘引了朱文的一段文字，对朱光潜推崇的“静穆”的意境进行驳斥。得出的结论是：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
鲁迅接着细读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指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句，“要证成‘醇朴’或‘静穆’，在全篇实在是不宜援引的”。这不过是钱起“圆转活脱”的体现而已。于是，鲁迅写下了对后世批评家影响深远的话语：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方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这是鲁迅直接也是惟一论及朱光潜的文字。再从朱光潜方面看。
他一直致力于诗学、美学研究与文学教育工作，虽是晚辈学人，算是风头显露的后起之秀。1935年12月，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第60号刊登了《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的文章。夏丏尊是朱光潜的旧游好友，正在上海办《中学生杂志》，积极致力于青少年教育，探讨和普及文化与文学知识。朱光潜说：前几天接得丐尊先生的信说：“近来颇有志于文章鉴赏法。昨与友人谈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句大家都觉得好。究竟好在何处？有什么理由可说：苦思一夜，未获解答。” 这封信引起我重新思索，觉得在《谈美》里所说的话尚有不圆满处。我始终相信“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各人各时各地的经验，学问和心性不同，对于某一首诗所见到的也自然不能一致。这就是说，欣赏大半是主观的，创造的。我现在姑且把我在此时此地所见到的写下来就正于丐尊先生以及一般爱诗者。
《谈美》是朱光潜1932年写的一本美学入门书。他在谈到“创造与想象”时，列举了几首诗词，说明“许多不相关的意象如果在情感上能调协，形成完整的有机体”这样一个道理。就“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而言，曲终人杳虽然与江上峰青绝不相干，因为都可以传出凄清冷静的情感，所以它们可以调和，单说其中一句，“意味便索然”了。朱光潜说“《谈美》里所说的话尚有不圆满处”，是指在《谈美》中并没有真正揭示佳句“好”的秘密所在。他由此做进一步思考以期来说明“美”的普遍规律。文章的主要思想是：
“玩味一首诗，最要紧的是抓住它的情趣。”……“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藉、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阿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
应该说朱光潜“中枪”，只是鲁迅将其作为当时文坛“乱象”之一种现象。三十年代的鲁迅，一直在致力于反抗“文化压迫”。在鲁迅看来，这种“压迫”的环境是由严酷的政策、合谋的文人以及“庸众”共同构成的。不忘初心的鲁迅，“首推文艺”的理念使他一直坚守文艺的现实改造功能。只不过此时，在多条战线上作战的鲁迅更多地关注知识界的问题。就此他不仅写了大量笔锋犀利的杂文，晚年小说《故事新编》也不隐晦对于知识界的态度，有时一写就是系列文章，如《“文人相轻”》《“题未定”草》等。很多人以为这是鲁迅代表的“左翼”与“京派”“海派”“现代派”等流派论争与冲突的体现，实际上鲁迅已经超越“圈子文化”在深入思考“知识分子”问题。如鲁迅所说“没有私仇，只有公敌”。他不惧畏言论敌，愈挫愈勇地面对知识界“直言”，朱光潜就这样“不幸”中枪。
按说，诗无达诂，见仁见智，文学论争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鲁迅的批评从表面看，就是认为朱光潜将“静穆”作为诗歌最高境界甚至是美学规律过于“主观”，而为了证明自己观点不惜脱离“全文全人”，偏颇附会则更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仔细阅读鲁迅的文章，短小精炼的篇幅中，实则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审美信息”，其背后还牵涉到文艺上的诸多“命题性”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两人探讨的具体学术问题，如钱起诗歌解读问题、陶渊明诗歌评价问题。其意义与价值则不可低估。这些“命题性”问题，譬如文学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文学史批评问题、文学功能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问题、批评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文学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历史文化批评、文本、审美关系处理的问题等等。从事理论研究的朱光潜不可能无视这些其实具有诘难性的命题。
二、择善而行
对于鲁迅的批评朱光潜是“沉默”的。而据此，朱光潜是否真的不以为怀，不以为然呢？
据金绍先在《文史杂志》撰写的回忆文章，得以侧面了解朱光潜对于鲁迅批评的态度。因为1941年金绍先面见朱光潜时，专就此事进行了访谈。
朱先生承认，那是他在以往所受的一次最尖锐的公开批评，朱先生说，“鲁迅文章中的一些措词用语表明，他本人并没有把他的意见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的范围，况且对鲁迅先生的为人为文我很了解，为避免陷入一场真正的笔战，因此我决定沉默”。
看来，朱光潜一方面知道鲁迅文笔的“旨外之意”，一方面也知道鲁迅还是少惹为妙，所以选择了避不接招。但是从学术上，他还是认真思考了鲁迅提出的问题，有不认同的，也有诚然接受的。
关于鲁迅先生所批评的“摘句”问题，朱先生坚持认为：“一首好的诗，不可能也不应该句句都好，它应该是一首有起伏有回旋有高潮的乐曲。戏剧、绘画也无不如此。”“古诗往往以名句的形式流传于众口，这并不等于割裂了诗的全篇，恰恰是在全篇的烘托下，才产生出名句，恰如一座金字塔，在尖顶之下是巨大底座，它是浑然一体的，但我们终不因它是浑然一体就不去区别其尖顶和底座，无论如何，金字塔的尖顶总会吸引大多数人的更多注意的。”
但是，朱先生有一点是作了自我批评的。他说：“陶渊明《读山海经》、《咏荆柯》等诗，的确也有‘金刚怒目’之态，我说他浑身都是`静穆’是不准确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中正书局出版《诗论》的增订版，似乎有点突兀有点特别地增加了《陶渊明》三章。我觉得这部分研究内容自然不只是用心研究陶渊明的成果，也不只是以“个案”研究表达自己的诗学观、诗学研究方法，也是对鲁迅曾经批评的学术性回应。这种回应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全人全篇”的问题。对于治学者，“全人全篇”不仅是治学态度与方法的问题，怎么处理对于“全人全篇”的感受与判断也是学识功力的体现。前者是基础性的，后者是建构性的。我想朱光潜应该知道，鲁迅为什么强调要“全人全篇”，不是简单反对“摘句”，而是反对浮躁功利的学风，反对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胡乱搬用的治学方法，这是十分有害且让人不齿的做派。从学人角度看，这无疑是最具有否定意义的判断。朱光潜对于陶渊明是否“全人全篇”地研读过，鲁迅似乎没有看到，这引发他的怀疑与非议。于是朱光潜用《陶渊明》证明了自己“全人全篇”的态度与功力。
第二、关于陶诗评价的问题。朱光潜肯定了陶诗的丰富性，如“苦闷”“遗烈”，但依然认为陶诗的主要特点是“静穆”，只不过不再是“浑身都是静穆”。而讲“静穆”，也是与“调和”“冲淡”“醇朴”“禅机”等丰富体现联系在一起。由此不难看出，他在力避鲁迅所批评的“简单偏激”的倾向。这一点他是自我警醒的，但他并不掩饰自己对于陶诗的喜爱，也不掩饰对于一种形态的诗境、艺境的建构与倡导。他曾经说屈原、杜甫难免“怒目金刚”“愤愤然”，这不仅牵涉到诗史的评价问题，也牵涉到对于诗人客观评价问题，同样引发鲁迅批评。朱光潜特此在文章结尾加了一段，虽依然坚持认为陶渊明的崇高地位，但是说法若有修正：
可以说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苏东坡最爱陶。在性情与风趣上两人确有许多类似，但是苏东坡巧智，缺乏洗练，在陶公面前终是大巫见小巫。
第三、对于陶渊明的评价。《陶渊明》重点探讨了“诗歌—人格”的关系，认为人格之高下与诗歌境界之高下是同质同构的。他显然接纳了鲁迅提倡的“全篇全人”“知人论世”的方法，也认同鲁迅说的人是现实的存在、人的性格是丰富的观点，他甚至超出鲁迅“金刚怒目”“悠然物外”的二元立论，而更深入探讨了陶渊明方方面面生活与经历对于其个性产生的影响。但是朱光潜依然坚持认为，陶渊明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调谐得最好的一个。他承认一个人的性格冲突矛盾，但不能无视一个人性格的底色与倾向，更不能随意解读一个人性格构成因素。所以他在文章中又略有所指地写道：
“他（陶渊明）一方面消极地不合作，一方面寄怀荆轲、张良等‘遗烈’，所谓‘刑天舞干戚’，虽无补于事，而‘猛志固常在’。渊明的心迹不过如此，我们不必妄为捕风捉影之谈”。
“渊明的人品的高妙就在有这样深广的同情，他没有苦闷而落到颓唐放诞者，也正以此。”
无论是择善而行，还是砥砺前行，在朱光潜文字中，“缺席”的鲁迅并不意味着鲁迅的“缺席”。鲁迅的批评从积极的方面看促使朱光潜对于治学与立论的调整与修正，也激发他对于自身治学建树的深入思考。
三、反省蜕变
众所周知，建国后的朱光潜不仅绕不开鲁迅，还要直接面对鲁迅曾经的批评。时隔20年，《文艺报》1956年6月第12期，朱光潜以“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为题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首先，朱光潜就承认他阉割了诗人陶潜。朱光潜指出：
“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里，我所特别爱好而且给我影响最深的书籍，不外《庄子》《陶渊明集》和《世说新语》这三部书以及和它们有些类似的书籍。这些书既然是许多人所喜闻乐见的古典，当然有它们的积极的因素；而它们之所以使我喜闻乐见的却不是它们的积极的因素，而是它们的消极的因素。比如说陶潜，我把《述酒》《咏荆轲》等诗所代表的陶潜完全阉割了，只爱他那闲逸冲淡的一面。这里所谓‘闲逸冲淡’的一面也只是据我的理解，而我的理解是经过歪曲得来的，就是把一点铺成全面，把全面中所有其他点都遮盖掉。”
朱光潜有意回避了“静穆”这样的字眼代之以“闲逸冲淡”。他自述他的思想的“消极”，因为这是立场问题；把“一点铺成全面，把全面中所有其他点都遮盖掉”，导致歪曲阉割，因为这是方法的问题。这种对自我的全面否定，很多人怀疑朱光潜转变太快背后的“无奈”与“违心”。倘若撇开外部环境的作用，单从学术上看还是鲁迅批评留下的诸多“命题”在朱光潜这里曾经并没有直接深刻地面对。诸如“点”与“面”的问题、现象与本质的问题、学术建构与价值导向问题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并没有通彻澄明，尘埃落定。所以他的反省是诚实与真实的，正是因为如此，他开始真正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他坚持通读原著，立足“全篇全人”，到晚年甚至自许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让一些自命不凡的“选本派”“摘句派”也许不安。这种务实求真的精神与鲁迅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光潜的晚年是一个“美学热”的时代，是一个文艺思想与思潮甚嚣尘上的时代。他一以贯之以“出世的精神”埋首做着“入世的事业”，心无旁骛，潜心务实治学，但是他的思想境界已经超越了鲁迅的批评和曾经的自己，进入到真正蜕变超越的高度。
他说：文艺不应当为政治服务，是指文艺的目的不应在此。但文艺实际上能够服务于政治，亦即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仍然是它的重要效能之一，对此也不应抹杀，恰如审美应当是超功利的，但不一定与功利绝对不相容。我的思想认识在这几十年来，并不是无所变化的。有些人从极左一下子变成极右，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一无所取，1949年以后的美学研究一无是处，我对此并不能苟同。同样，我并不认为我当年对鲁迅先生的看法是公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