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团队、协同创新、国际合作、学术交流，这些正越来越成为科研活动的主流形式，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研项目的设计毫无疑问对此起到了强烈的引导和推波助澜作用。所有的科学都离不开这些形式吗？团队、协同、合作、交流是否有个度？试想，如果科研人员在不断穿梭和织网、不断发表和发声，他们还有时间思考吗？没有思考，创新从何而来？当科研人员在通过这些形式加强合作与交流、促进发表和发声时，他们可能正在丧失创造性智力过程必须的关键性要素——沉默及与之相伴的孤独。
爱迪生说：“我深信实事求是而不讲空话的人，一定没有许多话可说。”科学正是实事求是的，所以真正的科学一定没有许多可发表和发声的。最近，伦敦帝国学院Felicity Mellor在其“沉默的力量”（The power of silence）一文中，用科学史料证明，在某些学科，例如物理学，孤独和沉默的威力或许远胜过合作与交流及随之产生的发表和发声。
Mellor说，西方社会诞生了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西方，成为孤独学者的理想由来已久，知识精英始终保持着具有严重宗教思想特征的孤独传统。典型的如牛顿，他给人一幅隐士形象——头发凌乱，关在自己的房间，思考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深奥问题。他不愿发表，试图把他的读者限制于那些他认为能够欣赏他的工作的人。事实上，正是在经过反复劝说后，牛顿才最终同意全部发表他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一个世纪后，卡文迪许同样不愿意发表论文，他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在他死后几十年，仍然隐藏在他的笔记中。与牛顿一样，卡文迪许终生未娶。他孤独地工作，以沉默寡言闻名。他甚至跟他的仆人都懒得说话，必要时只用字条交流。曾经有人说：“没有一个活到80岁的人一生讲的话像卡文迪许那样少的了。”然而，孤独和沉默并没有阻碍卡文迪许成为牛顿之后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在现代，也不乏以孤独和沉默著称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钟爱“孤独思考”，他的成功公式中竟然包含“少说废话”。他晚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年轻时对生活的需要和期望是能在一个角落安静地做我的研究，公众人士完全不会注意到我，可是现在却不能了。”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狄拉克，他的同事们针对他的孤独和沉默甚至开玩笑说，狄拉克的名字可以作为一个计量单位——每小时一个字，用来计量一个人在上班时可能要说的最少文字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是孤独和沉默类型。例如，玻尔就是一位“爱说的人”，他喜欢通过与他人交谈发展他的想法，甚至寻找合适词汇的过程都变成了大声说话。玻尔可以滔滔不绝，但他的对话者却需要适时地逃离这种滔滔不绝。海森堡曾经为摆脱干草热撤到黑尔戈兰岛，也只有在那时，他思考了与玻尔的讨论，而不是陷于其中，从而奠定了他创立的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的基础。当他写关于不确定性的论文时，他又远离了玻尔。
海森堡的例子说明、科学史家也不断证明，孤独和沉默并不意味着绝对隐身或隐退。合作与独立、交流与沉默并非互不相容，而是构成微妙平衡。并不是只有孤独天才才是创造的唯一源泉，而是对许多科学家来说，创造知识的过程需要合理控制合作交流的度，而且必须以最适合不同个体的方式来开展合作交流。历史上，最成功的科学家都能够在冲得出和hold住之间、公开讨论和独立思考之间取得平衡。
当下论文山一样、会议海一样，合作与独立之间、交流与沉默之间的平衡已严重偏向前者。交通和通信的天网恢恢，又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衡，今天，地球人如果没了网络或丢了手机，一个个立马就有失魂落魄感。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希格斯，尽管有对抗天网恢恢的“失联”法宝——他得诺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和媒体都很难找到他，但他仍然感叹：在今天的科研环境中，他将不可能完成他的诺奖成果，因为他在上世纪60年代完成他的诺奖成果时所享受的那种平静和安宁已不复存在。
老文阴暗地揣测，希格斯的感叹可能是出于老年人怀旧的自然天性、或老革命跟不上新形势的葡萄心理。但英国人说，如果从演说中删去沉默，那么剩下的只是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如果从科学研究的日程中删去孤独和沉默期，科研人员一个个都在竞相发表和发声时，盛产的必然是“垃圾”和“噪音”。如此看来，或许，最好的团队是没有团队，最好的协同是不同，最好的合作是孤独，最好的交流是沉默。
（2014年4月13日晚-南京）
（发表于《湖南大学报》2014-10-09第1350期第02版：科学研究需要足够的沉默）
（另见《中国教育报》2014年4月21日第2版：科学研究需要足够的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