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篇《少堂志林》中说过，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有句名言,即他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概括的是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古今中外能达到的人很少。我奋斗近半个世纪，大约只勉强能做到其中一句，即“成一家之言”。宋代的大儒张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句，这四句话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我奋斗近半个世纪，这四句我大约勉强能做到的是“为往圣继绝学”。语文味教学理论是一种表现性教学理论，这个理论是我提出的，但看看《论语》《孟子》就知道，孔孟两位圣人的教学实际是表现性教学，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明本来应该纯客观的《史记》，实际上也是一部渗透司马迁生命体验的表现性之作。换言之，表现性教学和历史创作是早就有的，只是后人没有人从中提炼出表性教学理论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语文味教学理论的诞生，勉强可以说是“为往圣继绝学”。我也说过，“三不朽”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著名命题，我既做不了圣人，也做不了英雄，因此立德、立功我都做不到。我勉强能做的，就是“立言”。
今天又想起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的很有名的一段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拼命硬干的人”，我可能不是；“为民请命的人”，我更是做不到。但我大约也算一个“埋头苦干的人”。2014年，我带领程少堂语文味工作室全体成员撰写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表现性教学法（近80万字），身体受到很大伤害，体检时，有一个重要的血液化验指标，我的化验结果是正常指标的8倍，体检后医生都打电话来警告（大家知道，不是医生的亲朋好友，医生一般是不会理睬你的化验结果的）。换一个医院化验还是这个结果。就此而言，也许可以说我还是有点“拼命硬干”的精神。如果把“法”理解得广泛一些，我大约也可以说是一个“舍身求法的人”——舍身求语文味教学之法。
《孟子·滕文公下》也有一句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孟子提出的成为男子汉大丈夫的三大标准。其中“贫贱不能移”尤为重要。孟子认为，只有做到这三点，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丈夫。我从1993年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珠海、深圳工作23年了，虽然我并不是没有做官的机会，但我不适合更不愿意做官。1999年到深圳工作后，先后遭遇全民炒股票热、炒房热。我从未炒过股票。领导说我们单位只有程少堂电脑上没有股票软件（确实没有，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的）。在深圳这个多一套房子就等于是多一座金山、芸芸众生追逐黄金的城市，单位和我前后差不多先后来深圳工作的同事，都买了几套房子，唯我一人只有政府分给我的一套福利房（我也不是没有钱买房，只是心思不在这方面）。因此我觉得在红尘滚滚的深圳，我大约的确是做到了为了学问“富贵不能淫”。我心无旁骛执著追求奋斗近半个世纪，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奋斗到2007年成为教育部语文出版社“名师讲语文”丛书的入选者（全国20人，华南片只我一人入选）；成为语文界“开宗立派”的人物（语文报社副总编辑任彦均先生在大会的讲话中所言），一个教学流派——语文味教学流派的创立者；2008年左右成为四川师范大学《当代十大名师》大学课程的入选者；2010年成为广东省教研员中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社科系列研究员（教授）；2013年成为没退休就看到全国首部研究在职语文教师之语文教育思想的专著、东北师范大学张岩近30万字长篇硕士论文《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在北京出版的这样一个学者。目前在深圳，在同事中论物质资产我可能属于“穷人”之列，但我觉得从小到大，我都是做到了为了实现人生远大理想而“贫贱不能移”的。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奋斗历程中，我自然碰到了一些帮助我的善良的师长和贵人，也碰到不少千方百计想阻遏甚至打压我的小人。但青山遮不住，浩荡东流去。因此“威武不能屈”我也是做到了的。这样看来，我与孟子笔下的大丈夫，庶几近之乎？
2016/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