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一个数十年喜欢读书、酷爱买书的学者，一辈子当然会积累下许多书来。我现在正在想办法，想要将这些书处理掉。对，就是处理。
数十年来我一直喜欢书，酷爱买书。1993年至1999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在珠海一家高校工作期间，在珠海第一中学读初中的女儿有一次带一个女同学到我家里来玩儿，女同学进到我书房第一句话竟是“好恐怖啊”！2000年，从珠海搬家到深圳时，我提醒搬家公司的工人说，我家里书多，请多准备一些纸箱。搬家工人一笑，说，我们见过书多的，有一年，武汉大学一位教授搬到深圳大学，他弟弟在深圳康佳公司工作，我们拿了很多装康佳电视机的纸箱子搬他的书。等到这些搬家工人到珠海我的家后，他们还是惊叹道，从未见过家里有这么多书的，你比武汉大学那位教授的书多好几倍。搬到深圳后，我又在深圳工作19个年头，这19年中，有好多年，我买书有些疯狂，每年买书的钱都上万元。十多年前，我念研究生时的另一位导师王道俊先生偕师母来深圳，我招待他们吃饭后，带老师师母到我家坐了一会儿。见我家地板上到处都是书，有的书还靠墙堆得老高摇摇欲倒，王老师说，你这书多到的确影响生活了。由于买书花的钱较多，深圳市教研室、深圳市教科院的男同事中，我是最后一个买车的。我2008年买车时，差不多时间来单位的男同事，有好几位已换了新车。这期间，我没有在分的房子之外再买房，也多少和买书有点儿关系。
这些书以后怎么办呢？女儿尽管是悉尼大学的硕士，但我的这些书她没有兴趣，不会看。送人，得送对才行。可是送对人颇不容易。没送对，好像女儿没有找到好婆家就送她出嫁。扳着指头算书的出路，大概有四五个。一是送给我大学时的母校。湖北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分别是我念本科、研究生时的母校。但大学架子就是大，今后我出书，可能不再送母校的图书馆和院系资料室了。按说国家图书馆该牛吧？前些年，我出了书，或者是出版社出了专门研究我的著作，我给国家图书馆快递几本过去，半个月后，就会收到国家图书馆专门寄来的很漂亮的捐赠证书。这样的事有几次。但我这两个大学母校的图书馆，包括湖北大学文学院资料室、华中师范大学教科院资料室，这方面做得很很很差劲，差到我在这里不愿意再提这件事情了。总之我这些书一把火烧了也不会给他们捐了。二是送给我的小学母校。可是小学母校早就不在了。由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多年，学生太少，我念小学的那所学校，早已变成养猪场了。三是送给中学母校。中学母校已变成小学，学生人数很少，我怀疑学校是否有图书室。四是，把这些书送到老家的问津书院。问津书院大约的确是书的一个好出处。但除了烧香，有多少人会到问津书院去看书，我怀疑得很。
还有一个办法是，把这些书全部拉回农村老家。老家那栋平房，六七年前建的，很结实，正常情况下，50年是不会倒的。把这些书放在这栋房子里，作为村子里的开放性图书馆，供村人阅读，尤其是供村子里的中小学生阅读，我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这样的农村开放性图书馆，不光在老家村子里，就是在老家武汉市新洲区，亦属于开天辟地第一回，就是在全国，怕也没有过先例的。
学者与书之间，是有感情的，因此处理起书来，得狠点心不是。我下面讲这个故事，就是为自己处理这些书下狠心找心理依据。
早年，从一本书里读到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日本人拿到博士学位后，第二天就把家里的书全搬出去卖掉。有人问他，你把书都卖了，你以后不读书吗？博士答，不读了，没学问的人才读书呢。程某人此生只是一个硕士。不过博士我见得多了，我想我的学问也不一定比博士少多少。几年前，我在深圳迎接我研究生时的导师郭文安先生时，说到没读博士的事，郭老师就说，你要读博士干什么？你没必要读博士。（见《
程少堂：《迎导师师母小记 》）我不是博士，我的学问是不大，但连副教授、教授一起，我做教授也20多年了。20多年的教授，自己写的书有几本，别人写我的书也有几本，主编过中学教材，参加编写过大学教材，自己写的文章也进了职业高中语文教材等等，总可以说不是完全“没学问”的人吧？因此我决定，退休后也不打算再读书了，至少不像前50年那样拼命读书，打算把我的数量算得是庞大的书群，估计有万册左右吧，大部分都处理掉。
教授是不需要读书的，让讲师们读去吧。
2017/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