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读全日制研究生,按老家农村的乡亲们的说法是,少堂又读一遍大学。1991年,一位远房伯父去世,他们家派村里人给我送信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楼我的宿舍。按老家的风俗习惯,村里有老人去世,凡是专门派人给你送了信的,就一定得去参加葬礼。在我的记忆中,村里老人去世的追悼词,一般都是老一代中有点文化的银亮伯伯写的。这次银亮伯伯要我写。他对我说,这个事湾子里总要有人接班,你是湾里第一个大学生,读了两遍大学,这次的追悼词你写。我没办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便关起房门,一个人闷在房间整整一个上午,竟没有写出一个字来。我跟银亮伯伯说,我实在写不出这个追悼词来。银亮伯伯看看我,像是不理解,又像是理解,没有多说什么。在我答应写追悼词后,我父亲很高兴,在湾里逢人就说,追悼词由我伲少堂写。现在我却写不出来,父亲觉得很丢人,说,你还是读了两遍大学的人,连个追悼词也写不了。我只能跟父亲实话实说。我说写文章要有真感情,我们小时候那样受人欺负,我记忆中这个去世的远房伯父没有帮过我们什么忙,也没有帮我们说过什么话,我跟他一点感情也没有,写不出这个追悼词来,他四个儿子有三个读了书,这个追悼词,应该由他的几个儿子来写。最后我自然是没有能写出这个追悼词来。我没有写出追悼词,受打击大的,不是远房伯父家的儿子们,而是我父亲,他觉得他硬是失去一次在湾里长面子的机会了。
2017/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