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为什么事和女儿微信聊天，我忽然说到，在你这样大时，我早就拿钱养你爷爷奶奶了，我和你妈是不需要你养了，我们甚至还有能力支援你，这自是你们这代人的福气。
自1976年17岁高中毕业后，我就回乡务农。1979年上大学前当了几年村里的民办教师，拿的是农村的工分。这自然不算养家，只算是自食其力吧。
我1983年大学毕业。那时大学毕业生每月也就几十元工资。大学毕业当年底结婚成家。女儿1984年11月出生。我结婚时，老家农村的父母是一分钱也没有能力支援的。当时我们连婚礼都没有办，从宜昌西陵峡827工厂（当时核工业部直属的一个核工业基地）岳父岳母家出来，我们说回老家办婚礼，回老家说婚礼在宜昌办了。我记得很清楚，1984年春节我们结婚后从武汉坐火车返回宜昌，上了火车后，我身上只剩下仅有的一块钱。
我1979年上大学前，家里解放初期盖的木架结构的老房子，出现明显的歪斜现象，不安全。1980年初，父母好不容易下决心拆掉老房子重盖。盖新房子当年在农村是天大的难事，老房子能用的砖瓦、木料，当然都是要留下继续在新房子上用的。即使这样，盖新房子的预算还是需要八九百元近千元。这在近40年前的农村是个大数目。我也不知道当年父母是怎样辛苦把这个房子重盖成的。但我记得当时父母商量跟五舅和七舅借钱，要我给五舅和七舅写信，开口是每人借100元，希望最少有一个人能落实。五舅在部队做军官，五舅妈从农村到部队做随军家属，孩子多，经济条件差些。七舅和七舅妈在葛洲坝电厂工作，工资和生活待遇很好，又只有一个女儿。七舅是1949年出生的，他小时候读书，初中是在离家较远的李集中学住读。住读要给学校食堂交米才有饭吃。外婆家没有米，七舅都是从我们家背米到学校交给食堂的。我算了算，七舅念初中时正是全国人民吃不饱饭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的尾声。因此他和我们家感情深些。当时父母也判断，五舅可能不会借，七舅的100元应该有把握。最后七舅说有困难没有借。五舅借了100元。38年前的农村，100元还真不是个小数目。我分析七舅不借这个钱的主要原因，是七舅怕借出去了没有还回来的时候，或者还回来时他不好意思接受，又不愿意不接受。其实我当时就是不读大学，家里借的钱也是肯定要还的，何况当时我已读大学，毕业后有工资，这个钱肯定是还得起的。我也知道还家里盖房子的借款，是我作为长子的当然责任。大学毕业后第一年结婚，第二年底就把五舅的这100元借款给还了。
1988年小弟少波考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他上师范大学，像我当年上师范大学一样，有国家发的基本伙食费，但很不宽裕，且总要有点零花钱。头两年，我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每个月按时寄点钱给他。两年后，1990年我又再次考上大学，到华中师大教育学念教育系研究生，成为小弟的同系“师弟”。当时女儿瑶瑶还未满6岁，刚上小学，只靠她妈妈一个人工资生活。我念研究生只有生活费，那时我就有买书癖，常常要从夫人那里拿钱买书。因此念研究生后，我显然没有能力在经济上再继续给小弟支持了。
《我们当年》那篇文章写过，作为小小老百姓，当年我们也和众人一样，希望能办个婚礼。但当时家里的确没有这个条件。我的新家的所有家具，都是岳父岳母准备的。岳父岳母只是要求我把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头半年工资（1983年6月至1983年12月）给了夫人，以准备一些寝具和其他生活用品。2015年底女儿结婚前，亲家、亲家母和我们见面，商量如何办孩子的婚事。他们的意见是给两个孩子一笔钱让他们旅行结婚去，简单、省事又时髦。我的意见传统，主张还是要办个婚礼。我认为该有的仪式还是要有。我还说，当年我和瑶瑶她妈妈结婚没有条件办婚礼，总觉得是个遗憾。最后女儿的婚礼在深圳最高档的酒店——蛇口希尔顿酒店举行，我在婚礼上发表了一个倾情讲话（链接地址：《少堂志林（376）：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
我们这代人，从农村最底层奋斗出来，经受过下一代完全不能理解的，甚至也不愿意理解的许多艰苦与磨砺。这些艰苦与磨砺，有物质的，更有精神的。如今我要感谢青少年时代的这些艰苦与磨砺，因为它们早已沉淀为我们这代人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不断执著追求、不断超越自己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后来人生高度的坚实之底座。
2017/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