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非常清楚马勒要什么。我把我的私人感情和生命都放进了马勒的音乐 ]
第一财经日报：你年轻时第一次听到马勒《第二交响曲》是什么感受？到今天，这部作品的哪些地方最让你痴迷？
柯璞岚：马勒是一位能够用很私人的方式感动所有人的作曲家，他是用音乐来表达情感的大师。他曾说过：“我的音乐包含了我所经历过的一切和受过的所有煎熬。”这些感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所以能产生强烈的共鸣。他说，“交响乐必须就像这个世界一般包罗万象。”这部作品里洋溢着人类的各种情感：期盼抑或绝望、怀疑抑或信仰、大喜抑或大悲。每一种情绪都能在他的音乐中得到体现。
马勒对中国很感兴趣，他的《大地之歌》是根据包括李白在内的唐朝诗人的作品改写的。马勒会被李白的诗词所吸引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诗词是把自然的多变和美丽、生命的奥秘和永恒的悲伤都变成诗句，万物的伤悲都放入诗人的胸怀——这句话也是对马勒最好的描述。如果马勒和李白见面的话，他们会有很多话可以聊。
日报：这部作品是否给人们一种宗教层面的感慨？
柯璞岚：这是个好问题。马勒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相信人死后会有另一世界的生活。他的《第二交响曲》也叫“复活交响曲”，但这种“复活”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复活，也是一种自我更新、重新投入生活。我认为后者才是马勒的中心。马勒所描述的末日审判和一般宗教上的审判日是很不一样的，他认为没有人可以被评判，每个人是什么样的，就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到最后，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爱。
马勒的音乐很复杂，即便是阳光灿烂的主旋律，其中也会蕴藏一些非常阴暗的东西。有的人会在其中发现伟大的宗教情怀，哪怕你没有信教信仰，也可以感受到其伟大。
日报：从1982年到现在，你所指挥的作品仅限于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的小柔板。有没有想过尝试指挥贝多芬、菲利普·格拉斯等作曲家的作品？
柯璞岚：我很喜欢贝多芬，也很喜欢菲利普·格拉斯的作品，但拓展曲目对我来说有些困难，因为所有人都会邀请我指挥他们想让我指挥的作品。我对马勒很忠诚，我跟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就像是恋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我太太也同意。我在朱莉亚音乐学院任教时，也教马勒的课，他的其他交响曲我也反复练习过。但如果真的要指挥更多作品，我需要一个理由。可能有一天会试试吧。
日报：人们一直称你为“一曲指挥家”、“业余指挥家”，你自己怎么看？很多专业的指挥家都很难与乐团搞好关系，你作为业余指挥家，跟乐团如何相处？
柯璞岚：这个取决于你如何理解“业余”这个词，我对自己的定义是“爱好者”。很多时候，人们会因为爱好而在一件事情上投入许多精力，甚至会超过那些专业人士。我对马勒《第二交响曲》的理解要比大部分指挥家都深入，所以我在指挥时，很少有乐团提出异议。因为这不是我要乐团怎么样，而是马勒要乐团怎么样。比如说，在《第二交响曲》的最开始，有一段弦乐，大部分乐团会在这里加重音，但我会叫他们不要加这么多重音在第一个音上。有一位乐团首席曾经反对我：“柯璞岚先生，过去25年里我们都是这么拉的。”我的回答是，你们为什么不按照马勒的要求去做？当他们重新去研究乐谱时，发现马勒根本没标重音，他们过去25年都拉错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这跟业余或职业无关，而是一位指挥家对乐谱研究有多深入的问题。
我觉得自己跟乐团没什么问题，但别人都告诉我，会有些摩擦。我是否有能力，只要站上指挥台，乐团很快就能知道。如果你作为指挥，对自己有一点点疑惑，马上就会失去乐团的信任。可能我也会有错，但我不会迟疑。我对乐谱了解得非常清楚，而且我非常清楚马勒要什么。我把我的私人感情和生命都放进了马勒的音乐。
日报：马勒曾经说过，“我的时代终将到来”。人们普遍认为，马勒开始被全世界认知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马勒逝世100周年之际，你认为马勒是否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柯璞岚：因为逝世100周年，马勒毫无疑问成为了热门。现在在美国，马勒的作品音乐会超过了柴可夫斯基，与贝多芬一样多。但是要人们接受马勒，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纽约时报》的乐评人曾说，如果他写一篇关于贝多芬的文章，文中写错一个地方，会有五六个人给他写信，但如果一篇关于马勒的文章出现错误，就会有100多位乐迷写信来投诉。如果说其他作曲家能有这种待遇的话，那只有瓦格纳。
马勒的成功在于，尽管他自己也指挥，但他从不停止谱写美妙的音乐，他是个很棒的旋律家。他的《第七交响曲》被认为是最现代的作品，里面有很多无调性的东西，同时也有大量丰富而优美的旋律。在马勒之后的很多作曲家，都不会再写这样的旋律了，好像有个声音告诫他们，“不要再写好听的旋律了，否则你就是二流作曲家，一辈子没提供新的想法。”
马勒是浪漫主义时期最后的作曲家，同时，也是现代派最初的作曲家。他的脑中充满着各类事物的终结和重生。在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逝世之后，是马勒在引领着交响乐的潮流，是马勒把交响乐带入了20世纪，他的贡献大于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