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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案：凡是复旦中文系的同学，很少有不知道陈尚君先生的，但真正了解陈先生的却也不多。陈先生曾任中文系主任，擅长文献辑佚、文史考据之学，曾有人以“乾嘉以来第一人”称之（尽管陈先生并不承认），重要著述有《唐代文学丛考》 、《全唐诗补编》 、《陈尚君自选集》 、《全唐文补编》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 等，其中《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及《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注定将成为不朽的经典，此外，他对《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也成为90年代中期轰动一时的学术事件。由于陈先生的学问比较专门，这里仅选录其一篇其代表作（即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辨伪），另外再以一篇先生对早年经历的回忆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采访稿充实之，务使大家能对这位当今中国在文献领域数一数二的大学者有一理性与感性兼备的印象，此则小编之愿也。
陈尚君《问学纪程》（节录）：
作为一名古典文学研究者，我的起步是相当晚的。
1952年，我出生于江苏南通。父母仅有小学文化程度，当然更说不上家学渊源了。刚进初中就碰上“文革”，没上几天课就“轰轰烈烈”了。以后去长江边上一个农场种了八年田，所幸碰上几位喜欢读书的朋友，“战天斗地”之徐居然囫囵吞枣般地从外语读到马列，从生物分类读到鲁迅、孔子。虽然二十岁以后方读到《唐诗三百首》，似乎己注定我在唐诗研究方面入段希望渺茫，但当1977年初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人复旦读书时，我对历史地理、中外作家的熟悉，颇使一些老师感到惊讶。
初进复旦时，我对文学与学术所知甚少，但仅隔一年多，在有关专业课刚开始恢复时，我即以专业第一、总分第二的成绩，破格录取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能实现这一转变，我很感谢两位老师:一位是陈允吉老师，我担任他的课代表时，他每周与我交谈数小时，以其渊博的学识，辅导我读书，使我眼界大开。另一位是任政治指导员的杨竟人老师，在我尚少自信之时，积极鼓励我报考研究生，使我了解到自己的能力。当时高考刚恢复，世人几全不知研究生为何物，高考落榜者知又有机会，争相报名。我能得到机会，很感庆幸。
导师朱东润先生当时已八十三高龄，仍精神矍铄，声如洪钟，每次上课都讲满两小时。记得第一次授课，讲如何读书，朱先生即要求不仅要读通读懂，而且要能力透纸背，读出表面文字没有包含的内容。朱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很推重英国传记文学的写法，治学讲究广博地占有史料，用自己的眼光审视历史，不为固有说法所囿，论著所及，无不机抒独出，识见迥绝。朱先生告诫我:记性好对做学问有利，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努力.甚至说到:好的学生应敢于对老师的说法提出质疑，不想超过老师的学生不会是好学生。第一年他对我之基础差颇多批评，学年考试出题《大历元年后之杜甫》，我用一个暑假写出长文，对宋以来视为定论的杜甫离蜀原因提出新说，与他的《杜甫叙论》持说亦不同。朱先生看后不以为忤，备加称许。他晚年对我寄予厚望，甚至说到我将给复旦带来光荣。感到愧疚的是，我后来并未能尝试他的治学道路，另走上考据辑逸一途，但就治学精神来说，我自信尚能有所薪传，无玷师训。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复旦古典文学人材济济，盛极一时.世纪之交出生的一批老先生都还在世，各领风骚，中年一辈也多学界扬名著作迭出，形成复旦学派。据我理解，复旦学派的治学特点，体现为气象博大，议论通达，重实证而多创新，且各具个性，自成面貌。在这一环境中读书工作，使我得到多方面的教益和鼓舞。给我以较多教益和关心的，还有王运熙、章培恒、王水照、陈允吉等老师。如我得通目录，即受教于王运熙先生。王先生讲到:作家以生活为创作源泉.学者应在读书中读出论题，使我印象很深。我最初的文章，也都是王先生推荐发表的。有些未曾亲聆教诲的老师，也能间接学到为学的方法。如蒋天枢先生强调读书必先校书，学问是生死以之的事情，他的研究生告我，很受启发，后治唐诗，颇注意会校各本，凡经眼之书，皆有所记录。
同时，我也注意广泛阅读古今学术大师的各类著作，从中汲取营养和方法，其中印象较深且对我之为学有启发的有:钱大听的勤作札记，己见为前人已言者一律不存;劳格为学格言“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年代学及“毋信人言，人皆逛汝也”的治学金言;陈寅格先生善于从常见书中抉发内蕴的史料运用能力;余嘉锡先生之掌握目录以治学。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岑仲勉先生，他对唐代史料全面而精密的把握，对唐代历史巨细不遗、契入微芒的周密研究，确令我向往，叹为观止。我仔细读过他的几乎全部的著作，得益极大，在作唐诗文辑逸和各类考订时，皆刻意追仿其为学的严密精微，有几篇文章还有意追迹他曾做过的课题。
七十年代末，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一书出版，国内唐代文学研究风气丕变，从一般的作家、作品研究，转向以实证为基础的多方位综合研究。在全面深人探讨文学与政治、文化、宗教、民族、艺术等等交互影响，探讨作者的生活道路及作品的特定内蕴、流派与文体的发展过程等方面，对唐代文学基本文献建设也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后，在程千帆、傅璇琮、周勋初、周祖谟等先生主持下，组织全国学人，完成了一系列大型著作的编纂。在我探索个人的发展道路时，也受到这一风气转变的影响，确定个人的选题计划，并在工作中得到上述各位先生与许多师友难以计数的支持和帮助。资料共享，疑义相质，视学术为天下公器，不以纠订商榷为违忤，我所接触的众多师友，在治学中都有这样的古风和气度。我以为，国内唐代文学近二十年取得的远迈前人的巨人成绩，是与这一学术群体的精诚合作分不开的，我身处其间也受益无穷。一位日本学者在评论我的工作时说到:“陈尚君周围的研究者群体及出版界与他的密切合作，热心支持，也令人羡慕。”对此看得很清楚。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我还默默无闻时，即予以信任，委以重大选题，使我得以无所顾虑地从事纂述。
但就我个人来说，冥心孤往地走向文史考据、文献辑录的治学道路，也是按自己的能力、兴趣、性格所作之选择。由于青年时期的荒学，其后自学的不系统，人大学后的急速进学，我自感基础并不好，不如许多渊源有自、学养深厚的朋辈。议论、鉴赏类的文字也写过一些，但总感到较隔一层，达不到很高层次。朱先生认为我的长处是“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理清头绪”，对文献有特殊的敏感。就记性能力来说，师友间多有称道，就对历史上的时、地、人、事、书诸方面的记忆理解和准确定位来说，我确有自信，但形象记忆与背诵能力则极差，唐人诗文至今也背不了许多，但对于数百上千作家生平出处、成千上万的典籍记载与诗文源流，则可如数家珍，有问必答，对各种悬案了然于胸，并能从全无关系的记载中发现解决问题的铁证。我想自己在学术上能做出一点成绩，除得到众多师友的提携帮助外，还在于能扬长避短，常卑以自持，将勤补拙，多思不懈。
八十年代初，发了几篇文字，朱先生批评尚有夹生之处，我也感到不足，因为均属发现问题再找材料而写成。整个八十年代，我发表文章仅二十多篇，远逊于同时出道的学人，但其间以全唐诗文辑逸为契机，对存世的唐代文学文献作了广泛而全面地阅读和清理，得以在学业上逐渐走向成熟。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节要)
陈尚君、汪涌豪
署名司空图撰的《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自明季以降，备受学者的重视。但据我们研究，此书实出明人伪造。
(一)《诗品》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杂著及文风取向的比较:显而易见的悖向(略)
(二)明万历以前未有人见过司空图《诗品》
追溯文献，我们发现从梁开平二年(908)司空图去世，直到明万历年间(1573-1620)的约七百年间，从无人说到司空图著此书，也未有人经见或引录此书。试分别述之:甲、司空图存世诗文中，无著此书之迹。今人或据其中有论诗、赏诗之语，谓《诗品》为其晚年作，仅属揣度。乙、自五代至元末，司空图传记有七种，见于《旧唐书·文苑传》、《旧五代史·梁史》(《五代史阙文》引)、《五代史阙文》、《新唐书·卓行传》、《宣和书谱》卷九、《唐诗纪事》卷六三、《唐才子传》卷八，或不云著作，或仅记文集。《本事诗》,《北梦琐言》等十多种唐宋笔记载其事迹，无及《诗品》者。丙、今存宋元公私书志，如《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及晃、陈二书等，均仅载其文集，不及是书。明人编《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百川书志》等，仍无其迹。其见书志著录，始于清中叶《孙氏祠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丁、笔者因辑唐代诗文，于宋元类书、地志、诗话、笔记等曾予通检，未见引录之迹。近年苏州、河南编纂《全唐五代诗》，检宋元旧籍逾千种，凡引唐诗皆制卡，仍未见此书片言只语。宋元人重诗学，伪书如《二南密旨》、《金针诗格》也迭见称引昔议。两相比照，尤可注意。明清人谓苏轼称及此书(详下)，今人云沧浪“九品”说肇自本书，均属误解。戊、明高丰秉《唐诗品汇》和胡震亨《唐音戊签》司空图小传，仍不及《诗品》，后者及季振宜《全唐诗稿本》，均不载此书。杨慎《升庵诗话》有《司空图论诗》一节，所举仅其论诗二书及《诗赋》。胡应麟《诗蔽》和胡震亨《唐音癸签》均曾罗列所知全部“唐人诗话”，自李嗣真《诗品》、李娇《评诗格》以降，逾20种，均不及司空《诗品》。《癸签》及许学夷《诗源辨体》均述及司空诗说，亦不涉《诗品》。明代典籍浩瀚，无以通检，然以上诸位皆博洽之士，于唐诗研治颇深，足证其时《诗品》尚未问世。
(三)《诗品》之出世及其疑问
今知最早议及司空《诗品》的，是明末郑郧(1594-1639 )《题诗品》(((阳草堂文集》卷一六)及费经虞(崇祯举人)《雅伦》(转录自詹幼馨《司空图<诗品>衍绎》)。此书刊本最早者有三，均出明季:一为吴永辑《续百川学海》本，南京大学有藏，崇祯刊;二为毛晋辑《津逮秘书》本，亦刊崇祯间，晋有跋;三为宛委山堂刊陶艇重辑《说郭》本，刊于崇祯、顺治间。清刊本有十多种，道光后复有多家笺解，均后出，可不论。上举诸家于此书均未说明版刻所自，仅引苏轼“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一句为证。《四库提要》指王昌龄《诗格》为伪托，皎然《诗式》在疑似间，谓此书真出图手，举证仅“持论非晚唐所及”、“深解诗理”而已。
归结起来，各家信此书为司空作，证据仅二:一是苏轼称及，二是深解诗理。如苏轼曾见此书，则确属渊源有自，可毋置疑。今检苏轼语见《书黄子思诗集后》，原文如次:“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论诗数语据图《与李生论诗书》撮录大意。次句中“有得于文字之表”为“其诗”之修饰语。唐宋人习称近体诗中一联为一韵，不以一首为一韵。“自列其诗……二十四韵”，应指司空图自己所作诗二十四联。《与李生论诗书》在陈述论诗主张后，即举己作为证，如“得于早春则有‘草嫩侵沙短，冰轻著雨销”，之类，恰为二十四联。(此据《司空表圣文集》及《唐文粹》，《文苑英华》收此篇仅二十三联，有二联不见集本。南宋周必大校《英华》时补人二联，《全唐文》又拼合三本为二十六联。)连“得于文字之表”的句式，也从“得于早春”之类所出，足证苏轼此语，与《诗品》无关。宋人引苏轼此篇者颇众，似并无异解，洪迈《容斋随笔》更直接指出:“予读表圣《一鸣集》，有《与李生论诗》一书，乃正坡公所言者。”牵合于《诗品》，始于明末。
那么，《诗品》可否是己失传的司空图三十卷本《一鸣集》中的一部分呢?也可否定。其文集十卷今存宋、明刊本多种，诗集五卷为胡震亨所辑，今均可从宋元人著作中找到出处，明以后典籍中未有不见前代称引的作品出现，知三十卷本文集亡于明以前。
梁启超云:“古书流传有绪，其有名的著作，在各史经籍志中都有著录，或从别书记载他的渊源。若突然发现一部书，向来无人经见，其中定有蹊跷。”《诗品》在司空图身后七百年寂无所闻，在明末伪书蜂起之际突然出现，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其中定有蹊跷”。
四、《诗家一指》与《诗品》
偶读许学夷(1563-1633)《诗源辨体》卷三五有云:“《诗家一指》出于元人，中有《十科》、《四则》、《二十四品》……《二十四品》以典雅归揭曼硕，绮丽归赵松雪，洗炼、清奇归范德机，其卑浅不足言矣。”既有《二十四品》，所举四目又皆同《诗品》，似非巧合。
承蒙南京大学张伯伟博士提供明万历五年(1577)朱级编《名家诗法汇编》本《诗家一指》，并告此书最早见收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刊黄省曾编《名家诗法》，无撰人，万历本题作“范德机《诗家一指》”，当为嘉靖三十一年(1552)杨成刊《诗法》时所加。
万历本《一指》与许学夷所见本同，首有序，分《十科》、《四则》、《二十四品》、《普说外篇》、《三造》五部分。其中《二十四品》与《一指》品目全同，各品韵文与《诗品》亦基本相同(异文较近《津逮》本)，惟有题注:“中篇秘本，谓之发思篇。以发思者动荡情性，使之若此类也。偏者得一偏，能者兼取之，始为全美，古今李杜二人而已。”其中十三品下有注:《雄浑》、《沉著》、《高古》、《劲健》注“杜少陵”，《冲淡》、《自然》“孟浩然”，《典雅》“揭曼硕”，《洗炼》、《清奇》“范德机”，《绮丽》“赵松雪”，《含蓄》“孟郊”，《精神》“赵虞”，《旷达》“《选》诗”，另十一品无注。
就我们所知，迄今各种《诗品》笺注本，尚未征及《一指》。二者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可无疑问，但究竟孰先孰后，孰真孰伪，尚侯深究。
(五)《诗家一指》的初步研究
《一指》作者，万历本称范德机(即范种)，许学夷称元人，皆不确。明高儒《百川书志》、清黄虞樱《千顷堂书目》及《明史·艺文志》皆著录此书，作者为明人怀悦。
怀悦生平，据上引三书及《列朝诗集》、《明诗综》、《静志居诗话》、《明诗纪事》，知其字用和，嘉禾(今浙江嘉兴)人。曾以纳粟入官。明代宗景泰(1450-1456)间在世。所居在相湖(今嘉兴市东北郊相家荡)南，有柳庄、东庄、北花园，自号柳溪小隐、相湖渔隐。与当时江南诗人如景泰十才子等频为园亭诗酒之会。有别集《铁松集》，不传。又选同时人诗为《士林诗选》，四库列入存目，今似已不存。其诗约存十余首，皆近体，多流连山水之作。
《一指》是一部指点作诗与观诗方法之著，其书名用《景德传灯录》载“天龙一指头禅”所谓天地摄于一指之意，表示欲以此书总摄诗理。书中有两处阐述全书各部分关系，一是序中云学者具备某种眼光后，“由是可以明《十科》，达《四则》，该《二十四品》，观之不已而至于道”。二是《普说外篇》云:“集之《一指》，所以返学者迷途，《三造》所以发学者之关钥，《十科》所以别武库之名件，《四则》条达规键，指真践履，《二十四品》所以摄大道如载图经，于诗未必尽似，亦不必有似。”均指出全书是一个整体，各部分从不同方面指示门径。据我们研究，其中仅《三造》为摘录前人语录(所录以《沧浪诗话》、《白石诗说》最多，另有《六一诗话》、《后山诗话》、《蔡宽夫诗话》等十余种)，故列于外篇，其余均作者自撰。《十科》指构成诗歌的诸项要素，分为意、趣、神、情、气、理、力、境、物、事十目。《四则》分别就命句、遣字、诗法、体格诸方面言实现《十科》的方法。至于《二十四品》，“该”为掌握、兼摄之意，“图经”为唐宋方志之通名，即言这部分于诗所作分述，其功用与图经备载山川津梁相同。“品”非三品、九品之类具有等次高下之分，而是用佛典中经品名之“品”，指分列各细目。
作为论诗格诗法之著，《一指》承沿了唐宋以来同类著作的格局，但取径较宽，涉及句法字法、声律用事、结构布置、风调体格、取法门径及作者修养诸方面。从其标举的主要倾向来说，一是要通晓古今而能知其变化，二是重立意而又能意外成趣，三是重自然天成而反对人为雕琢。
(六)所谓司空《诗品》是明末人据《一指·二十四品》所伪造
《诗品》与《一指》存在因袭关系至明，其可能性有二，即《一指》将《诗品》抄入，列为第三节，或《诗品》本为《一指》中之一节，明末有人将其析出，伪题司空以行世。
孤立地看，读者较易赞同前说:司空图论诗确有卓识，又得东坡称许，而怀悦仅是明前期不知名的小诗人;《诗品》自明末迄今，获无数名家激赏，从无人致疑，《一指》在明代即流布不广，外篇又曾广钞宋人诗说。不作深考，即指《一指》为剿窃，似在情理中。
但综合本文前此所考，我们确信《一指》渊源有自，并非伪书，而《诗品》则来历不明，大可怀疑。试分别述之。
甲、从二书出世时间看，《一指》早于《诗品》。《一指》成书于景泰前后，今知有嘉靖、万历间三种刊本，而《诗品》自唐末迄明万历间，绝无流传之迹，出世当在天启、崇祯间，迟于《一指))约150年。
乙、明末许学夷、胡震亨均述及司空诗论，又曾见过《一指》，其态度值得玩味。许氏对《一指·二十四品》仅斥为“卑浅不足言”，不云与司空有关，但对“外篇又窃沧浪诸家之说”则颇致不满，是其不知《诗品》为司空图作。胡氏在《唐音癸签》中引录《一指》二则，但其述司空诗论及唐人诗学著作时，均不及《诗品》，是其亦不以《二十四品》为司空之作。
丙、《二十四品》是《一指》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作者分述各部分关系，已见前引。《一指》多有四言句，如“变化诗道，灌炼诗情，会秀储真，超源达本”、“造化超诣，变化易成，立意卑凡，情真愈远”、“茂林青山，扫石酌泉，荡涤神宇，独还冲真”等，与《诗品》行文风格一致。在用词造语方面，也多一致。如“真空”、“造化”、“超诣”、“盲然”、“独鹤”等词，二者均多有所见。《二十四品》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奇花初胎”、“如转丸珠”、“握手已违”等句，《一指》别有相类似的“不著一字，窅乎神生”、“春花初胎”、“如转枢机”、“握手俱往”等句，信出一人之手。又《二十四品》推崇自然妙造，无取人为雕镂，每言“真宰不夺，强得易贪”、“妙造自然，伊谁与裁”、“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在《一指》中，这类意见俯拾皆是:“随寓唱出，自然超绝”、“犹月于水，触处自然”、“形趣泯合，神造自如”，可谓若合符契。
丁、《诗品》中某些描写，应属江南风物，如“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月明华屋，画桥碧阴”之类。虽非实写，总为作者所熟悉之环境。司空图除曾入宣州幕府，一生多居北方。而怀悦生于江南富庶之区，所居又濒湖。《静志居诗话》载其居处环境及友人唱和诗中，能见到的正是春水柳阴，花开鸟鸣，华轩春舫，琴笛佐欢，与《诗品》的描述正相一致。
戊、《诗品》多有用唐宋诗文处。如“月出东斗”，用苏轼《赤壁赋》“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御风蓬叶，泛彼无垠”，用前文“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驾一叶之扁舟，……羡长江之无穷”。“纤稚”，出苏轼“发纤稼于简古”一语。“独鹤与飞”，句式仿韩愈《柳州罗池庙碑铭》“春与猿吟分秋鹤与飞”，此文司空图虽得见，但宋初韩集此句作“秋与鹤飞”，自欧阳修据石刻揭出原文后方引起世人注意。
综以上诸证，可断定《诗品》为明末人据《一指》伪造。其托名司空图的原因，大约有二:一是《二十四品》中的某些提法与司空图诗论有接近处，二是苏轼“二十四韵”一语，与《二十四品》之数正合，为作伪提供了佐证。在明末伪书泛滥之际，此部“名著”悄然问世，并欺谩世人达三个半世纪之久。
(七)余论
虽然本文细节方面尚有可酌处，明末作伪者为谁仍有待研究，《诗品》为明人伪造应可为定论。要否定这一结论，必须从宋元旧籍中举出司空图作《诗品》的确凿书证。只是从明末迄今的大量论著，除苏轼那段话外，未能提供任何可靠的书证。
明末作伪者从不为世重的《一指》中析出《二十四品》，托名于司空图，并以苏轼之语为证，艺术识见和作伪技巧均很高明。此书出世后，在诗学史上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围绕此书产生的大量赓续、笺释及理论探讨著作，也各具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这一切，并不会因《诗品》辨伪而变得全无意义。只是有不少问题确应作重新的探讨。这些问题是:没有了《诗品》，司空图诗论是否应重新评价;今人多云严羽诗论出于司空，其创新意义是否应重新审视;回归《一指》后的《诗品》及怀悦其人在诗学史上地位又当如何，是否应放在明初诗坛风气和江南文化氛围中作重新认识;对明末以来围绕《诗品》产生的数量巨大的学术遗产，又该如何评价，哪些仍有价值，哪些应予修订。
我们愿与学界同仁共同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修订三史，藏书四屋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看到陈尚君老师的书房时，还是狠狠地震撼了一下，龚定庵的一句诗瞬间跳上心头：“拥书百城南面王”。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陈老师又给了我们重重一击：“我的书房一共有四个，我领你们去看看吧。”那，每一个……都是这样……吗？一扇扇门推开，天啊，还真都是这样。全套的《新史学》杂志、全套的《史语所集刊》已经不算稀奇了，香港中文大学散出的全套《续藏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复旦一共只有三套，这一套因为是注销的，只要付运费），陈老师指着某间书房的某个书架的某一层的皇皇数十巨册说，“那一套敦煌文献买齐了，花了十万块。”除了这些成套书刊之外，但凡涉及汉魏晋唐宋的文献资料，或购买或复印，陈老师都会至少收藏一本（部、篇……）。问：“您对版本有什么讲究吗？”答：“不玩古董，但文献上很讲究，主要用影印本。基本典籍我都有很多文本。”于是想到有人评价陈老师做学问是竭泽而渔、务求完备，呵，还真要那么多家当。
忆及当年被推荐来复旦念书的往事，陈老师笑称自己那时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因为机缘巧合，才得以就学于中文系。不过，当时一起在农场劳动的知青，许多都是最好中学的读书尖子，大家彼此切磋砥砺，“当时出的书能买的都买了，书还是读了不少的。”1977年入复旦，一年之后，就考上朱东润先生的研究生了。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底子并不很厚的工农兵大学生在一年的时间内突飞猛进呢？——“我只是把干农活的精神用来读书罢了。”复旦四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一为朱东润先生——“朱先生的格局非常宏大，而且对已有的定论绝不轻易认可。不了解他的人觉得他的立说好像没有文献根据，熟悉他的人才知道他阅读古籍有多么勤奋和深入，而且善于用自己的眼光分析问题”。二是陈允吉先生——“我当时是陈先生的课代表，陈先生每周三的晚上都会跑到学生宿舍，跟我们聊几个小时。现在看来，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三则是王运熙先生——“王先生讲授的版本目录学，让我掌握了做学问的基本途径。”
坊间传闻，陈老师喜欢K歌，还酷爱周杰伦，每次写文章都要听。向陈老师求证，他摆摆手，哈哈大笑：“K歌还是可以散心的，就是我自身实力有所欠缺。偶尔听过周杰伦，就被他们说成是‘每次’了。听邓丽君的歌倒是可以写写东西，周杰伦不行。”最近这些天，陈老师白天忙完，晚上十二点到家，都会看一个小时的央视流行金曲合集——“学问做到极致，常常是没有办法和外界交流的，学者需要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看着满屋子要把人淹没的文献资料，和书架最底层常年放着的枕头被子，还有渐渐等身的著作（说话的当口，有一本唐代文章索引刚看完校样，未来几年，据说还要再出好几部），真会觉得，也许高手终究是寂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