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童年

——《浮生八记——程少堂自传》之一

   (说明：本传记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的第一部分)

语文即人生，人生即语文。

要理解我的课，先理解我；

要理解我的理论，先理解我。

——题记

根据本丛书的编辑体例，本书的第一部分，是自传性的。当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传，而是业务性的自传。讲实话，这本书中，这一部分的写作是我最看重的。之所以最重视这个自传的写作，是因为，作为凡人，我觉得在我的一生中，很可能再也难得有机会被人邀请写自传了，更不用说邀请写四万字的自传。看重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写传记时容易让人觉得面目可憎，面目可憎的原因是一个字：谀。具体说，中国人做他传时易谀人，做自传时易自谀。所以我想，我的这个自传，虽然不一定能做到让人读后生欢喜之情，但是要努力做到让人读后不生或少生厌恶之感。因此，在本书开头的这一部分里，我将以个性化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坦诚，向大家敞开我的心扉，讲述我的语文人生，更准确说是讲述我的“语文即人生，人生即语文”的独特经历和精神印痕，也就是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或者说我之所以成为了现在这样一个独特的“语文人”的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

一、内在的童年

很小的时候，记不得是从哪里读到过一句契诃夫的名言：“我没有童年。”这句话让我的内心似无所动，又似曾略有所动，总之是一见就无法再忘却。但真正懂这句话，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

等真正懂这句话了，我就觉得，童年我是有的，但是我只有内在的童年，没有外在的童年。

什么是内在的童年和外在的童年？如果说外在的童年是游戏的童年，是在游戏中追求物质享受和生理享受的童年，那么，我的童年，是早熟的童年，或者说是过早开始内心体验的童年。

现在放在我电脑旁的是一祯发黄的老照片，我总怀疑它，怀疑它究竟是现实中的一幅照片呢，还是我梦中的一幅照片？也许，它既是现实的，也是梦中的吧？

这幅照片的背后，不知是谁用圆珠笔写下了一个时间：1963年10月。我问了五舅，他说他去当兵是1963年2月，这张照片是1963年2月份照的，照片背后的时间，应该是照片冲洗出来后寄给他的时间。

距今已有45个年头了。

这张照片当时是加印了很多张的。照片上共有4个家庭，当时至少加印了4张。我母亲在几个舅舅和姨妈中排行第二。小时候，我就在外婆家，在大舅家，在三姨妈家，在我家，都看到过这张照片。四姨妈和六姨妈出嫁后，七舅结婚成家以后，我在他们三家也都看到过这张照片。现在是硕果仅存，只剩下我手上这一张了，这一张也是我到处搜寻多年，才终于从三姨妈家搜寻到的。

我之所以对这张照片念念不忘，并不是因为这张照片上有我，而是因为，这张照片上没有我。

还有，就是照片上的母亲。三十岁时候的母亲，漂亮，忧郁，坚忍。不是这张照片，我就断然记不住母亲年轻时的漂亮，还有在我们家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她忧郁而坚忍的神情。

大约是1980年的春天，我在大学念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湖北省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心理学的专家，来我就读的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作一个学术课题的调研，主题是“你记忆中对你影响最大的童年事件是哪一件？”调研是用座谈会的形式进行的。班长与这位专家是熟人，于是班长从全年级108人中，挑选出七八个同学参加座谈。我也去了。不过，整个座谈会从头至尾我都没有说话。当时的我非常不情愿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童年事件提供给这位专家。

我当时的心情是：一个不相干的外人，怎么能理解一个三岁孩子的伤痛呢？

我记忆中对我影响最大的童年事件，就与这张照片有关。

说到所谓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事件，当然是因人而异的，即是说，一件事，对张三影响最大，但是如果发生在李四身上，或许就是小事一桩。

1963年2月，我的五舅通过了征兵体检和考试，要到部队参军了。

那时候（其实一直到1970年代都是如此），能够有人到部队当兵，是中国农村每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大事，大喜事。

记不得父母亲是怎样得到这个消息的。电话是肯定没有的（那时只有在电影中才能见到电话），书信也肯定没有，因为那时我们家没有识字的人。应该是哪位亲戚传口信带来的好消息。

那时我只有三岁，但是我清楚地记得父母亲高兴地准备着，要去外婆家的情景。

该说说外公外婆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写到外公外婆的第一批文字。

小时候，其实我最不愿意去的就是外婆家。按说，这肯定是有最初的原因的，但是我也记不住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固执地觉得，小时候的我又瘦又丑，在里孙外孙中间最不起眼，外祖母不喜欢我，而我又犟，经常哭闹（不能排除有用哭闹的方法以期引起注意这种可能性）；等到我“一根筋”胡搅蛮缠得母亲没有办法时，总是外祖母恰到好处地出面来解决问题。外祖母的拿手好戏是，从厨房的柴火堆中，抽出一根一米左右且很有弹性的棉花秆，掰去上边的枝枝杈杈，一边挥舞得簌簌直响，一边冲我吼叫着：“我看你还哭不哭！我看你还哭不哭！”就在外祖母挥舞着棉花秆吼向我的时候，我当然还在继续发挥我的个性，继续从音量到音质以及音色都很个性化地可持续发展地哭着，等到外祖母的棉花秆的确打在我的屁股之上，留下一条条红红的印痕之后，我就只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地不再哭了（当时的感觉应该这样表达：“不能再哭下去了！”）。我想外祖母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凶，因为以后只要外祖母拿着棉花秆一吼，我马上就乖了，其他里孙外孙也乖了。其他事可能似梦非梦，这一点我确是记得很清楚的，成年以后还和母亲说笑过此事。当然，小时候也有一点不很理解，就是外祖母的棉花秆为何都只是抽打在我的瘦小的屁股这一小块面积之上。

外祖父呢，他老人家是1962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去世的，按说我肯定是见过他的，但是他去世时我很小，他生前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不过，给外祖父起坟（我的老家的民俗：老一辈人去世的第一年，坟墓中的棺木两头是垫了枕木或石头的；满一年后有隆重的棺木落地仪式，叫起坟），我是记得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人在屋外大声说，外公的棺木已经落地，这时忙里忙外的外祖母也刚做好了饭，她掸掸身上的灰尘，拿着一个圆草垫子，大哭着出了门。

我知道那个圆草垫是用来磕头用的。

我只见过外祖母大哭过这一次，那哭声真是撕心裂肺啊。那天，我看见从厨房出来的外祖母忽然大声痛哭着出了门，只是怔怔地吃惊地望着她，觉得好生奇怪——这么凶的外祖母也会哭么？外祖母哭得很是伤心，虽然那时我很小，但我对外祖母的痛苦还是有所感应。长大后才知道了外祖母的辛酸：她12岁到外公家做童养媳，和外公生了11个孩子，其中有四个夭折。他和外公含辛茹苦地养活了我的大舅、我母亲、我的三姨妈、四姨妈、五舅、六姨妈和七舅7个孩子。外祖父去世之后，49岁的外祖母又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家。

记忆中虽然没有留下外祖父的身影，但是，外祖父在我的记忆中又无处不在。那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舅舅姨妈们反复说过，外公去世时留下口头遗嘱：他死了要程大哥（堂按：指我父亲。外公外婆习惯喊四个女婿为某家大哥）给他穿寿衣，不要品山穿。

品山是我的大舅。

外祖父之所以这样恨大舅，是情有可原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祖父外祖母饿得全身浮肿。据五舅讲，外祖父实际上是饿死的。那时，做村干部的大舅大舅母和外祖父外祖母同住一间屋子，大舅的厨房和外祖父外祖母的厨房中间只隔一米多高不到两米的土砖墙。大舅和大舅妈在那边做饭，米饭的香味飘到这边来，馋得两位老人直流口水，用外祖父的话说，是“欠死一口血”。但是大舅竟从没有主动给两位老人送过米饭。

我们从小就对大舅没有感情，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但是我们从小就对五舅、七舅以及三个姨妈很有感情。他们人好。

五舅要去参军，自然是大喜事，按惯例，我们全家都要去外祖母家的。当时我们家有6口人：父母亲、姐姐、我，我下面有一对双胞胎弟弟。那年姐姐6岁，而双胞胎弟弟只有8个月大。顺便说一下双胞胎弟弟。母亲生双胞胎弟弟时，接生婆把两岁多的我安排在母亲床边一个凳子上，让我坐在一旁观看。我是看着母亲生下老三老四的。我还记得，母亲生下老三后有一会儿，接生婆惊喜地叫了一声：“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等一会儿母亲又生下了老四。我后来才知道，这对双胞胎弟弟可把母亲折腾得够呛，生下他们后的两个冬天，母亲晚上睡觉都没有脱过棉袄，后来几十年间，经常疼得母亲直掉泪，折磨得母亲连头也梳不了的肩周炎，就是那时得的。

去外祖母家给五舅送行的那一天，我不记得天上是不是有太阳，也不记得是不是在刮风，更不记得村边是否有鸟在啼。我只是看见父亲拿来两个箩筐，把像小老鼠一样的老三老四放进去，挑起来，然后别有用意地看了我一眼，旋即出了门。随后母亲也看了我一会儿，就要把我带到厢房中。我感觉不对劲儿，大哭，抱住母亲的腿不放。母亲也不顾许多，拎着我到了厢房，一转身把厢房的门上了锁，然后拉着6岁的姐姐，出门，到外婆家去了。

那时该是春天，却好像已是深秋了。

我扒着门缝，连续不断地大哭，声嘶力竭地暴哭，伤心欲绝地痛哭。

这是我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不知道哭了多久，最爱我的祖母爹来了。

长大后，我对这张给五舅送行的照片给予了极不同寻常的关注，经常看这张照片。照片上，外祖母坐在中间，凡当时出生了的里孙外孙都济济一堂，围坐在她的周围，那气氛其乐融融，单单只缺我一人。

每次看这张照片我都很伤心。

当被锁在厢房之时，以及此后看到照片时，我之所以伤心，是幼小的我觉得不被爱，甚或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与其说遗弃在厢房，不如说遗弃在荒原。

信不信由你，就是从那个时刻起，我开始领略了人生的荒原感。

应该说，父母亲把我丢在家里实属无奈之举。以当时的情形，是不得不放一个人在家的。因为我家离外婆家有15里地，路程较远，当时还没有公共汽车（即使有公共汽车也没有钱坐），父亲要挑老三老四，母亲要带姐姐，姐姐6岁了，自然可以自己走一点，而我当时还不满三岁，与其放能走一点的姐姐在家，不如把我这个差不多完全要人抱的放在家里。父母亲显然是没有办法带我去才把我锁在厢房中的。因此，从主观上说，这件事上父亲和母亲是没有任何过失的。

但是，客观上，或者说从后果看，这件事却在我心中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挥之而不去，每每想起来总觉伤心，及至长大成人之后，还多次在母亲面前提及此事。母亲有时玩笑说我记仇。

其实哪里是记仇。我之所以对这件事记忆深刻，是因为我感觉这件事对我的性格形成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我的内向，我的倔犟，我的孤僻，我的忧郁，我的尖锐，我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之微妙的直感，我对细微情感情绪的捕捉，我对语言文字的敏感与喜爱，我的一心想要获得重视的执著，乃至我以后的一切所谓“学术思想”与“成就”，大约的确都和这件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待念大学之后，接触到弗洛伊德有关童年经历对成长的影响的理论以后，我更加确信这一点。

可以肯定地说，从这件事开始，我幼小的心灵就开始感受到了什么是孤独，什么是无助，什么是对爱的企盼与呼唤，以及呼唤和被呼唤的是如何难以应答。

这样一颗敏感的心灵，这样一个性情的灵魂，喜欢上语文，喜欢上文学，是再自然不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