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堂：我对老师的怕与爱（浮生八记之二）
(说明：本传记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的第一部分)
记忆的确是有选择性的，不到三岁时发生的某些事件，能记得这样清楚，但是按说应该记得更清楚的事——六岁时，上小学的第一天，我们老家叫“发蒙”——那天发生的“事件”，在我记忆中，却不是那么清晰。只是隐隐约约记得，我右手拿着一个小板凳，左手被父亲连拉带扯地拽着，很不情愿地跟着父亲往学校蹭去。
说是蹭那真是蹭啊，因为我对上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岂止是没有兴趣，实际上是有些恐惧。为什么恐惧上学呢？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简单点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生，不合群，而上学要和那么多不认识的人在一起上课，还要和那么多人说话，和那么多人一起玩儿，多为难啊！再一个是，不上学的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撒尿就什么时候撒尿，想什么时候拉屎就什么时候拉屎，多自由啊！但是在学校要讲纪律，只能下课时才能撒尿拉屎，还要排队，那急了还不拉到裤子里吗？想想42年前，要好吃的没有好吃的，要好穿的没有好穿的，要好玩儿的没有好玩儿的，唯一有的就是尿尿自由和拉屎自由。古代有名人说过：“不自由，毋宁死”，我上学第一天的心情是：“没有尿尿自由和拉屎自由，毋宁死”，当然那时我还不会用“毋宁”二字。
现在想来，几十年后，与其说是记得发蒙那天的一些事，不如说是记得那天的“情”——情绪体验。
世界上怕就怕“恐惧”二字，换句话说就是越怕越有“鬼”。
我发蒙后的第一位老师叫张学书，是位进过私塾的老先生，曾经在黄州城里做过拿工资的公办教师（至于他全家人怎么又回到村里，这我就不知道了），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文化人，学校经常把最难教的一年级让他教。我们一年级的语文和算术，都是张老师一个人教的。
张老师的字写得跟书上印的一模一样，很好看。
张老师不仅字写得好看，人也长得好看。他中等身材，经常穿的是那时流行的中山装，质地当然不高档，但是收拾得干净、得体，讲究（小时候我听见大人们对张老师评价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讲究”），看上去就显得有档次；喜欢抽烟，牙齿有些黄；发型很个性，是像毛主席那样整齐的往后梳着的“倒背头”，这样子的发型，那时在我们当地，是唯一的；言谈举止很有气质（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也很难在农村学校见到这样有气质的老师），不像农村人。他儿子张梦华和我们同龄同班。
张老师对人很和蔼，但是我们同学都很怕他。怕他不是由于他骂我们打我们，而是由于他虽然不打我们骂我们，但是老打他的儿子张梦华，打得还很厉害。张老师经常在上课时用“毛栗子”凿梦华的脑壳，甚至经常勒令他当众下跪，还不许他哭。
梦华老是挨他爸爸的打，并非他成绩不好，或者上课不专心听讲，两者都不是。实际上，张梦华的成绩在班上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差，中等是没有问题的。他上课时的注意力本来是很集中的，加上他爸爸经常打他，所以他听课时的注意力比一般同学更集中。要我现在分析，梦华所以老挨他爸爸的打，从梦华自身来说，原因是他听课时注意力太集中，也就是太紧张，以至于被他爸爸叫起来回答问题时，尽管他心里明白，但老是答非所问，他答非所问，于是又继续挨打。
张老师不打其他同学，只是老打梦华，给梦华造成恶性循环，他的成绩每况愈下，愈下愈况，愈况愈下，上课回答问题质量也就愈来愈差。而每到上课，张老师又喜欢叫梦华回答问题，于是课堂上经常发生这种现象：梦华把他的紧张紧张了同学，或者说其他同学和梦华一起紧张，于是其他同学也很怕张老师了。
我当然也很怕张老师。因为张老师给梦华吃“毛栗子”时，那声音响而且亮，比我父亲挖我的“毛栗子”时的声音还脆些。不知其他同学是怎样感受的，每当张老师给梦华吃“毛栗子”时，我当时的心理我今天是记得很清楚的：张老师的“毛栗子”说不定哪天就挖到我的脑壳上了。
由于怕张老师，就留下一个很丢人的关于“遗屎”的“遗事”。
本来由于上学发蒙，失去了宝贵的随意拉尿拉屎的自由，觉得学校可怕，到张老师的课堂上就觉得更可怕。怕张老师，上课就不敢乱说乱动，上课时想上厕所也不敢吭气。及至有一天，张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讲的什么我全忘了，我只记得，那天课堂上忽然觉得肚子急疼，肠子咕咕直叫，一股内在的排泄力量来势凶猛。我正在火急火燎地痛苦着，想跟张老师讲，又不敢开口，在犹犹豫豫中，挣扎煎熬着，希望挨到下课跑厕所去的一瞬。伴着一个响屁，我的肠子里的秽物，在一秒钟之内（真是一秒钟）全拉在我坐的小板凳上（我那时穿的是开裆裤）。我觉得很丢人，于是把板凳翻过来放在地上。但是我的“罪行”没有能掩盖多久，周边的同学很快闻到臭气，告诉了张老师。张老师顺理成章的给了我一个“毛栗子”的同时，吼了我一声：“要上厕所怎么不跟老师讲一声！”
我忍着脑壳上的痛疼，默默无语。嗨，这时还有什么可说的！
张老师安排一位年纪大的女同学替我收拾。那位师姐一边说“臭死人”，一边把我带到水塘边，替我洗了屁股，然后又帮我洗了小板凳。
我是很感激这位师姐的，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呢！
尽管是农村学校，但是张老师很少打同学，他这是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我。
小学一年级这次沉痛的丢人事件，我小时候一直是完全归咎于自己怕老师的。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任何责怪张老师的意思。这不是我年纪大了，尊重老师，对老师的“失误”宽容，而是我觉得到今天我才真正懂得一个老师的伟大心灵。我觉得我终于搞清楚了张老师老是打自己的儿子，不打其他同学的奥妙：其他同学不能打，他是通过打自己的儿子，来教育我们，或者说震慑我们。
当然啰，要是老先生不让我们那么怕他，我就不会那样丢人现眼地把大便拉在教室里了。
由于有了这次丢人事件，后来我做语文老师（小学、中学、大学都教过），很注意努力不让学生怕我，也特别注意跟学生强调：上课时要是想上厕所，赶快去上，不要拖拉，也不一定要跟老师打招呼。我之所以跟学生这样强调，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到，一个小孩或一个学生，急着要上厕所的时候，他也许能坚持做几道数学题，但是绝对上不好语文课。
语文学习一定要在生理和心理都轻松的状态下进行。
不过，我怕张老师，也有爱张老师的时候。
小学一年级，认字很重要。上完几篇课文，张老师就把每一个同学都喊到他办公桌旁边，检查同学们的生字掌握情况。每到这种时候，同学们都很紧张，我却很高兴，因为尽管我长得又瘦又小不起眼，但是我没有其他同学那样贪玩，善于利用其他同学玩的时间学习。小时候我有一个很怪的心理从来没有人知道过：一看见其他同学玩我就暗暗高兴，因为他们玩儿我就正好可以抓紧时间学习了。由于学习的时间比同学多，所以总是能很快把课本最后的生字表都读熟记熟了，我巴不得老师早些检查我的生字呢。
那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张老师又开始检查同学们的生字了。这次是检查整本书的生字，结果你肯定猜到了：全班同学只有我一个人把生字表的生字全读对了。我小时候有些结巴，由于结巴，最后几个生字，我本来认得，但是憋了好久，嘴里就是念不出来，我很着急，生怕张老师又给我一个“毛栗子”，但是张老师反复地亲切地对我说：“莫急莫急，你肯定认得！”于是我真的全念出来了。
张老师很高兴，轻轻摸摸我的头，连续表扬我好几句，顺手用改作业的红笔，给我写了一个小纸条，说：“就你全认得！把条子带回去给你伯伯看看！让他高兴高兴！”
我伯伯就是我父亲。为什么我伯伯就是我父亲，等会儿再说。
那天一放学，我就拿着张老师写的条子，发疯似的往家奔，到村口碰到我父亲，父亲平时见我时比较凶，很少笑，那天见到我跑向他就笑脸相迎。我结结巴巴给父亲讲张老师的条子，由于过于兴奋，比平时就更结巴。当我还没讲清楚怎么回事时，一阵风吹来，把我手中的纸条吹到水坑中了。我连忙从水坑中捞起字条，一看，红钢笔写的字迹全模糊了。当时我心里那个后悔啊！好在父亲的话宽慰了我：“我晓得了，张老师跟我说了。”
要说我后来为什么喜欢语文，应该说跟张老师的这个条子有点不大不小的关系。
说到张老师的条子，很自然就联想到我念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小学学制是五年），数学老师给我的作业写批语的事情。
这位数学老师，不光是我的老师，以后还是学校校长，按说还是有恩于我的，我做民办教师，就是他点名要去的。那是后话。我念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至少有三年，他既是我的数学老师，又是班主任。这位老师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有些凭长相决定对学生的喜好。我记得，尽管我在班上和年级同学中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他除了讽刺我“好吃懒做，黄皮寡瘦”（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用这几个字在班上讽刺我的）之外，从来没有表扬过我，更没有给我评过一次先进。而学习比我差很多但是长得胖墩墩很可爱的一位同村同学，经常高高兴兴领奖状回家。在小学时代，我梦想获得一次奖状，这位老师从来没有满足我这种心理。但是他对我的作业要求很高，哪一次没有得满分，他就会写批评性评语。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不知怎么疏忽了一下，我的数学作业只得了97分，这位数学老师就在我的作业后面很用劲地写了几个大红字：“狂妄自大！”我当时也就10岁多一点，小孩子，哪里会“狂妄自大”啊！也就是偶尔作业不小心而已。再说小孩子的作业哪能老得满分的？面对这样的批语，要是糊涂一点的同学，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语感”差一点的同学，也就过去了。但是，我总是感觉到“狂妄自大”这几个字十分刺眼，让我十分不舒服。那时没有经济能力随便换练习本，又没有胆量把这张有批语的作业撕了，于是我就用橡皮把“狂妄自大”几个字擦去。但是，下一次数学练习本发回来时，在我擦去的地方，数学老师又用更大的力气写下“狂妄自大”四个字，而且比上次写得更大。更让我伤心的是，一天我放学回家，数学老师和管校代表（那时叫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家访，我到家门口时，他们正好从我家出来，见我回来，数学老师和管校代表一起对我父母说：“最近有点骄傲自满。”他们走后父亲就拿“骄傲自满”批评我。尽管我觉得“骄傲自满”比“狂妄自大”四个字程度轻多了，但是我仍然委屈得不行，我真是没有“骄傲自满”，更是谈不上“狂妄自大”，说是粗心大意还差不多。
记得我伤心地对父母哭诉：“我没有骄傲自满啊！我没有骄傲自满啊!”
孩子的心灵是不是都像我这样容易受到伤害呢？
也许，如果不是对文字有特殊敏感的孩子，就不会承受我这样的伤害吧？
回头说说“我伯伯就是我父亲”。
40多年前，在我的老家，当地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孩子叫自己的父亲为“伯伯”，叫自己的母亲为“姆妈”，“爸爸”和“妈妈”被认为是城镇（具体说是有城市户口）的孩子对父母亲的称呼，是很洋气的，农村的孩子是不能这样称呼父母亲的。没有明文规定，只是约定俗成，而且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有所改观。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小学同学中，没有哪位同学叫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是“爸爸”和“妈妈”的，也没有哪位父亲或母亲敢让自己的孩子叫自己是“爸爸”或“妈妈”的。当然，我也没有听人讲过为何不能这样叫。只有张梦华是个例外，他叫张老师为“爸爸”，叫他母亲为“妈妈”。要是换了其他同学，一定会受到嘲笑，但是我们都觉得张梦华这样叫“爸爸”“妈妈”很顺理成章。这可能也是我们爱张老师的一个表现。
而我之所以在此记下这个细节，是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到这种称呼背后的东西，而且极有可能，我是我读书的那所小学的同学中，如果说不是最早，也是最早之一，感觉到这种称呼的不同，并对这种不同进行初步“语文思索”的小孩。
现在不是有人说我们深圳语文味流派是“文化语文”吗？好汉也提当年勇，要是用今天的眼光看，我40多年前对“爸爸”、“妈妈”与“伯伯”、“姆妈”称呼的初步“语文思索”，也勉强可以算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思索”呢！
少堂：我对老师的怕与爱（浮生八记之二）
(说明：本传记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的第一部分)
记忆的确是有选择性的，不到三岁时发生的某些事件，能记得这样清楚，但是按说应该记得更清楚的事——六岁时，上小学的第一天，我们老家叫“发蒙”——那天发生的“事件”，在我记忆中，却不是那么清晰。只是隐隐约约记得，我右手拿着一个小板凳，左手被父亲连拉带扯地拽着，很不情愿地跟着父亲往学校蹭去。
说是蹭那真是蹭啊，因为我对上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岂止是没有兴趣，实际上是有些恐惧。为什么恐惧上学呢？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简单点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生，不合群，而上学要和那么多不认识的人在一起上课，还要和那么多人说话，和那么多人一起玩儿，多为难啊！再一个是，不上学的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撒尿就什么时候撒尿，想什么时候拉屎就什么时候拉屎，多自由啊！但是在学校要讲纪律，只能下课时才能撒尿拉屎，还要排队，那急了还不拉到裤子里吗？想想42年前，要好吃的没有好吃的，要好穿的没有好穿的，要好玩儿的没有好玩儿的，唯一有的就是尿尿自由和拉屎自由。古代有名人说过：“不自由，毋宁死”，我上学第一天的心情是：“没有尿尿自由和拉屎自由，毋宁死”，当然那时我还不会用“毋宁”二字。
现在想来，几十年后，与其说是记得发蒙那天的一些事，不如说是记得那天的“情”——情绪体验。
世界上怕就怕“恐惧”二字，换句话说就是越怕越有“鬼”。
我发蒙后的第一位老师叫张学书，是位进过私塾的老先生，曾经在黄州城里做过拿工资的公办教师（至于他全家人怎么又回到村里，这我就不知道了），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文化人，学校经常把最难教的一年级让他教。我们一年级的语文和算术，都是张老师一个人教的。
张老师的字写得跟书上印的一模一样，很好看。
张老师不仅字写得好看，人也长得好看。他中等身材，经常穿的是那时流行的中山装，质地当然不高档，但是收拾得干净、得体，讲究（小时候我听见大人们对张老师评价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讲究”），看上去就显得有档次；喜欢抽烟，牙齿有些黄；发型很个性，是像毛主席那样整齐的往后梳着的“倒背头”，这样子的发型，那时在我们当地，是唯一的；言谈举止很有气质（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也很难在农村学校见到这样有气质的老师），不像农村人。他儿子张梦华和我们同龄同班。
张老师对人很和蔼，但是我们同学都很怕他。怕他不是由于他骂我们打我们，而是由于他虽然不打我们骂我们，但是老打他的儿子张梦华，打得还很厉害。张老师经常在上课时用“毛栗子”凿梦华的脑壳，甚至经常勒令他当众下跪，还不许他哭。
梦华老是挨他爸爸的打，并非他成绩不好，或者上课不专心听讲，两者都不是。实际上，张梦华的成绩在班上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差，中等是没有问题的。他上课时的注意力本来是很集中的，加上他爸爸经常打他，所以他听课时的注意力比一般同学更集中。要我现在分析，梦华所以老挨他爸爸的打，从梦华自身来说，原因是他听课时注意力太集中，也就是太紧张，以至于被他爸爸叫起来回答问题时，尽管他心里明白，但老是答非所问，他答非所问，于是又继续挨打。
张老师不打其他同学，只是老打梦华，给梦华造成恶性循环，他的成绩每况愈下，愈下愈况，愈况愈下，上课回答问题质量也就愈来愈差。而每到上课，张老师又喜欢叫梦华回答问题，于是课堂上经常发生这种现象：梦华把他的紧张紧张了同学，或者说其他同学和梦华一起紧张，于是其他同学也很怕张老师了。
我当然也很怕张老师。因为张老师给梦华吃“毛栗子”时，那声音响而且亮，比我父亲挖我的“毛栗子”时的声音还脆些。不知其他同学是怎样感受的，每当张老师给梦华吃“毛栗子”时，我当时的心理我今天是记得很清楚的：张老师的“毛栗子”说不定哪天就挖到我的脑壳上了。
由于怕张老师，就留下一个很丢人的关于“遗屎”的“遗事”。
本来由于上学发蒙，失去了宝贵的随意拉尿拉屎的自由，觉得学校可怕，到张老师的课堂上就觉得更可怕。怕张老师，上课就不敢乱说乱动，上课时想上厕所也不敢吭气。及至有一天，张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讲的什么我全忘了，我只记得，那天课堂上忽然觉得肚子急疼，肠子咕咕直叫，一股内在的排泄力量来势凶猛。我正在火急火燎地痛苦着，想跟张老师讲，又不敢开口，在犹犹豫豫中，挣扎煎熬着，希望挨到下课跑厕所去的一瞬。伴着一个响屁，我的肠子里的秽物，在一秒钟之内（真是一秒钟）全拉在我坐的小板凳上（我那时穿的是开裆裤）。我觉得很丢人，于是把板凳翻过来放在地上。但是我的“罪行”没有能掩盖多久，周边的同学很快闻到臭气，告诉了张老师。张老师顺理成章的给了我一个“毛栗子”的同时，吼了我一声：“要上厕所怎么不跟老师讲一声！”
我忍着脑壳上的痛疼，默默无语。嗨，这时还有什么可说的！
张老师安排一位年纪大的女同学替我收拾。那位师姐一边说“臭死人”，一边把我带到水塘边，替我洗了屁股，然后又帮我洗了小板凳。
我是很感激这位师姐的，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呢！
尽管是农村学校，但是张老师很少打同学，他这是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我。
小学一年级这次沉痛的丢人事件，我小时候一直是完全归咎于自己怕老师的。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任何责怪张老师的意思。这不是我年纪大了，尊重老师，对老师的“失误”宽容，而是我觉得到今天我才真正懂得一个老师的伟大心灵。我觉得我终于搞清楚了张老师老是打自己的儿子，不打其他同学的奥妙：其他同学不能打，他是通过打自己的儿子，来教育我们，或者说震慑我们。
当然啰，要是老先生不让我们那么怕他，我就不会那样丢人现眼地把大便拉在教室里了。
由于有了这次丢人事件，后来我做语文老师（小学、中学、大学都教过），很注意努力不让学生怕我，也特别注意跟学生强调：上课时要是想上厕所，赶快去上，不要拖拉，也不一定要跟老师打招呼。我之所以跟学生这样强调，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到，一个小孩或一个学生，急着要上厕所的时候，他也许能坚持做几道数学题，但是绝对上不好语文课。
语文学习一定要在生理和心理都轻松的状态下进行。
不过，我怕张老师，也有爱张老师的时候。
小学一年级，认字很重要。上完几篇课文，张老师就把每一个同学都喊到他办公桌旁边，检查同学们的生字掌握情况。每到这种时候，同学们都很紧张，我却很高兴，因为尽管我长得又瘦又小不起眼，但是我没有其他同学那样贪玩，善于利用其他同学玩的时间学习。小时候我有一个很怪的心理从来没有人知道过：一看见其他同学玩我就暗暗高兴，因为他们玩儿我就正好可以抓紧时间学习了。由于学习的时间比同学多，所以总是能很快把课本最后的生字表都读熟记熟了，我巴不得老师早些检查我的生字呢。
那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张老师又开始检查同学们的生字了。这次是检查整本书的生字，结果你肯定猜到了：全班同学只有我一个人把生字表的生字全读对了。我小时候有些结巴，由于结巴，最后几个生字，我本来认得，但是憋了好久，嘴里就是念不出来，我很着急，生怕张老师又给我一个“毛栗子”，但是张老师反复地亲切地对我说：“莫急莫急，你肯定认得！”于是我真的全念出来了。
张老师很高兴，轻轻摸摸我的头，连续表扬我好几句，顺手用改作业的红笔，给我写了一个小纸条，说：“就你全认得！把条子带回去给你伯伯看看！让他高兴高兴！”
我伯伯就是我父亲。为什么我伯伯就是我父亲，等会儿再说。
那天一放学，我就拿着张老师写的条子，发疯似的往家奔，到村口碰到我父亲，父亲平时见我时比较凶，很少笑，那天见到我跑向他就笑脸相迎。我结结巴巴给父亲讲张老师的条子，由于过于兴奋，比平时就更结巴。当我还没讲清楚怎么回事时，一阵风吹来，把我手中的纸条吹到水坑中了。我连忙从水坑中捞起字条，一看，红钢笔写的字迹全模糊了。当时我心里那个后悔啊！好在父亲的话宽慰了我：“我晓得了，张老师跟我说了。”
要说我后来为什么喜欢语文，应该说跟张老师的这个条子有点不大不小的关系。
说到张老师的条子，很自然就联想到我念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小学学制是五年），数学老师给我的作业写批语的事情。
这位数学老师，不光是我的老师，以后还是学校校长，按说还是有恩于我的，我做民办教师，就是他点名要去的。那是后话。我念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至少有三年，他既是我的数学老师，又是班主任。这位老师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有些凭长相决定对学生的喜好。我记得，尽管我在班上和年级同学中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他除了讽刺我“好吃懒做，黄皮寡瘦”（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用这几个字在班上讽刺我的）之外，从来没有表扬过我，更没有给我评过一次先进。而学习比我差很多但是长得胖墩墩很可爱的一位同村同学，经常高高兴兴领奖状回家。在小学时代，我梦想获得一次奖状，这位老师从来没有满足我这种心理。但是他对我的作业要求很高，哪一次没有得满分，他就会写批评性评语。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不知怎么疏忽了一下，我的数学作业只得了97分，这位数学老师就在我的作业后面很用劲地写了几个大红字：“狂妄自大！”我当时也就10岁多一点，小孩子，哪里会“狂妄自大”啊！也就是偶尔作业不小心而已。再说小孩子的作业哪能老得满分的？面对这样的批语，要是糊涂一点的同学，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语感”差一点的同学，也就过去了。但是，我总是感觉到“狂妄自大”这几个字十分刺眼，让我十分不舒服。那时没有经济能力随便换练习本，又没有胆量把这张有批语的作业撕了，于是我就用橡皮把“狂妄自大”几个字擦去。但是，下一次数学练习本发回来时，在我擦去的地方，数学老师又用更大的力气写下“狂妄自大”四个字，而且比上次写得更大。更让我伤心的是，一天我放学回家，数学老师和管校代表（那时叫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家访，我到家门口时，他们正好从我家出来，见我回来，数学老师和管校代表一起对我父母说：“最近有点骄傲自满。”他们走后父亲就拿“骄傲自满”批评我。尽管我觉得“骄傲自满”比“狂妄自大”四个字程度轻多了，但是我仍然委屈得不行，我真是没有“骄傲自满”，更是谈不上“狂妄自大”，说是粗心大意还差不多。
记得我伤心地对父母哭诉：“我没有骄傲自满啊！我没有骄傲自满啊!”
孩子的心灵是不是都像我这样容易受到伤害呢？
也许，如果不是对文字有特殊敏感的孩子，就不会承受我这样的伤害吧？
回头说说“我伯伯就是我父亲”。
40多年前，在我的老家，当地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孩子叫自己的父亲为“伯伯”，叫自己的母亲为“姆妈”，“爸爸”和“妈妈”被认为是城镇（具体说是有城市户口）的孩子对父母亲的称呼，是很洋气的，农村的孩子是不能这样称呼父母亲的。没有明文规定，只是约定俗成，而且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有所改观。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小学同学中，没有哪位同学叫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是“爸爸”和“妈妈”的，也没有哪位父亲或母亲敢让自己的孩子叫自己是“爸爸”或“妈妈”的。当然，我也没有听人讲过为何不能这样叫。只有张梦华是个例外，他叫张老师为“爸爸”，叫他母亲为“妈妈”。要是换了其他同学，一定会受到嘲笑，但是我们都觉得张梦华这样叫“爸爸”“妈妈”很顺理成章。这可能也是我们爱张老师的一个表现。
而我之所以在此记下这个细节，是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到这种称呼背后的东西，而且极有可能，我是我读书的那所小学的同学中，如果说不是最早，也是最早之一，感觉到这种称呼的不同，并对这种不同进行初步“语文思索”的小孩。
现在不是有人说我们深圳语文味流派是“文化语文”吗？好汉也提当年勇，要是用今天的眼光看，我40多年前对“爸爸”、“妈妈”与“伯伯”、“姆妈”称呼的初步“语文思索”，也勉强可以算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思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