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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少堂: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浮生八记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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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堂: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浮生八记之五)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浮生八记——程少堂自传》之一

(说明:本传记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的第一部分)

 

 

 

我是1971年上初中,1976年高中毕业的。这5年,正好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后一半。对于国家来说,这5年乏善可陈,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却是我学生时代最值得留念的岁月。

5年我得了许多奖状。和在小学不同,初中的同学来自全公社范围,老师都是来自四面八方,是拿国家工资的公办教师,评价同学比较客观公正,也比小学时更看重学习成绩。在初中的两年半时间里,我的学习成绩始终是班上和年级第一名,是整个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因此我每学期都能获得各种各样好几种先进称号。那时我们家墙上贴满了我的奖状。小学时代得老师偏爱的那个同村同学,上中学后一次奖状都没有得到。

中学5年,尤其是初中两年半时光,我是学校最出名的学生之一。出名的原因有三,一个是我虽然个子瘦小,长得很不起眼,但是学习成绩最好。尤其我的作文水平,当时是全校第一。初中时期,语文老师都是用两堂课时间,要我们当堂完成作文。绝大部分同学不能当堂完成,我总是第一个交作文,只要一节课就写好了,而且往往连草稿都不打。更让我自豪的是,我的每次作文都被老师拿到班上讲评。二是我上课回答问题数量多质量高,而且总是主动回答问题。尤其是上语文课,老师的课堂提问,基本上被我一个人全包了,往往是老师提问的话音未落,其他同学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就站起来把问题回答了,而且回答的还总是对的,其他同学对我羡慕佩服得不行。语文老师也有些惊讶,说以前没见过这样的学生,所以表扬我很多。三是我经常在学校批判大会上发言。当时是文革时期,学校经常开批判大会,先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后来又批判林彪、孔老二。批判大会上,老师代表和同学代表都要发言,由于我作文写得好,又敢于在课堂上主动发言,所以每次批判大会老师都要我发言。批判会发言不能拿稿子,有些发言的同学由于紧张,讲着讲着就忘了,完全忘了讲不下去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我可是把批判稿背得滚瓜烂熟,发言时尽管连大腿都打哆嗦,但是从没有因忘稿子而卡壳,偶尔忘了几句,我也会不露痕迹地用其他的话“蒙混”过去。

总之,你可以想像,我那时是学校的小名人。

我的学习成绩好,尤其是语文成绩出类拔萃,除了小有进步就得到语文老师表扬,于是我更加努力,有了成绩老师又大表扬特表扬,这样形成了良性循环之外,可能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一是小时候我得过肺病。有一种理论认为,得过肺病的人对语言文字比较敏感,中外文学史上许多作家诗人都得过肺病。因此“肺病与文学”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课题。我从小就对语言文字敏感,可能与这种“肺病气质”有关。

另一个原因是我有“想着心思学习”(这是我的一大优点,后来当老师我就想着心思教书)的习惯。比如,那时除了偶尔能看点连环画,是极少能看到其他课外书的,要有钱买课外书是很难的。我印象中,那时我家里有几本课外书籍,都是学校发给我的奖品。初中时代的奖品中,有一本上海出的《朝霞丛刊》中的散文集,大约20多万字。由于那时只有这一本课外书,所以我把这本书翻来覆去读了无数遍,书中很多好句子我都能倒背如流,然后找机会把一些好句子用到作文中去。我现在还记得的是,书中有一篇写农村大好形势的散文,开头第一句是:“啊,又是一个丰收年!”我对一篇文章竟可以用这样的句子开头大吃一惊!我太喜欢这个句子了,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开头!于是我找到一次作文机会,把这个句子用到那篇作文的第一句:

“啊!又是一个丰收年!”

你可以想象,一个十二三岁的农村初中学生用这种句子给作文开头,老师会怎样表扬他!

另外家里有两本毛泽东的书。那年月,每家每户都有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和林彪写序言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林彪事件以后,开展批林批孔,记不得我又获了什么奖,学校奖给我一本《评法批儒材料》,是中国古代儒家法家文献摘录及其注释,很厚,估计有40万字左右。到了1975年“批林批孔批周公”,学校又给我发了一本奖品——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大约有40万字左右。杨荣国教授是当时得到过毛主席表扬的著名学者,因此这本书当时很流行。

大约就是这几本课外读物了。数量虽少,但是少也有少的好处,就是我把当时手上仅有的这几本书读得很熟,一写大批判文章就翻看这些书,写作文的水平当然就比一般同学高出许多。

我对中国古典文化,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了解,主要就是来自《评法批儒的材料》和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这两本书。尽管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些著作的观点都是片面的或错误的,但是,它毕竟让我对中国古典文化和中国古代思想史有了一些初步的接触和感性的认识,而且,从时间上说,这种初步的接触和感性的认识,可能比现在的许多孩子要早不少。现在十四五岁的孩子,有几个能接触到或愿意接触《中国古代思想史》这样的学术著作呢?

我的语文成绩突出,和同学相比写作能力特强,乃至后来能够在语文味或文化语文方面有所作为,和早年读这些书有关。

但是那时读得最多的,也是最喜欢读的,是《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

也不是我一个人如此。当时有一首名字叫《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的歌曲传唱全国: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功夫,

深刻的道理呀我细心领会,

只觉得心里头热呼呼。

哎!好像那——

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

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呀,

毛主席的雨露滋养了我呀,

啊,我干起那革命劲头足。

 

一字字啊一行行,

一边那个读来一边儿想,

革命的真理呀金光闪,

句句话说在我的心坎儿上。

哎!好像那——

一把钥匙打开了千把锁呀,

心里升起了红太阳呀,

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呀,

啊,我永远握紧手中枪!

 

 

毛主席的著作中,我背得最熟的首推当时已经发表的全部毛主席诗词。这些诗词语文课上老师都当成课文逐篇精讲过(那时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毛主席诗词,是语文课中的主要教材),同学们都背得很熟。我们对毛主席的诗词喜欢得不得了,有时背诵,有时唱歌(当时毛主席诗词很多都被谱成曲广泛传唱),过春节写春联一下笔就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等等,一写文章或者一开口就会引用“一唱雄鸡天下白”、“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等名句。实事求是地讲,我们这辈人小时候几乎没有背诵过唐诗宋词等古代诗词,但是,我们反复背诵过毛主席诗词,这约略可以弥补一些遗憾,因为,照我看来(也是学术界的看法),毛主席的诗词,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杰出的篇章之一,他的有些篇章中的意境和气魄,不仅前无古人,亦很可能后无来者。

我喜欢读八万八千字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像当时很多人一样,当时我能将这本俗称“八万八”的小红书,很流畅地从头背到尾。

毛主席的长篇文章中背得最熟的,当然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

由于小时候能够把毛主席的“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如今我学习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理论就比较容易。《为人民服务》不是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张思德学习、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讲述的不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问题么?《纪念白求恩》不是号召人民学习白求恩高尚的思想情操,讲述的不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问题么?至于《愚公移山》,显然主要是倡导人们科学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讲述的是生产力的问题。由于对毛泽东的“老三篇”从文字到内涵都太熟悉了,所以,在学习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思想和理论时,我都能很自然地和毛主席的“老三篇”联系起来。

李敖说:“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李敖的书我读过不少,我也很喜欢读李敖。但是,作为读者,我不同意李敖的自我评价。30多年前,我和全国人民中许多人一样最爱读毛主席的书,除了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毛主席的文章确实是超一流文章。我觉得,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

毛泽东的白话文最大特点是雅俗共赏。你想想,在延安抗大讲课,那些听众有多少层次?有文盲,有小学生,有中学生,有大学生,还有不少满口“希腊”的留学生,但是,毛主席的报告不同层次的听众都能听得津津有味,各得其所。     

毛泽东的一些著名文章层次非常清楚,篇章非常干练,要点非常突出,而且逻辑非常严密,说服力极强,是文章典范中的典范。

多少年以来,我养成一个习惯,一写大块文章,就读一下毛主席的几篇著名文章,读得最多也是我最喜欢的是以下诸篇:

《实践论》

《矛盾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

我从《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三篇哲学论文中,主要学到的是哲学思维方法。到现在我还保留有一本文革期间印发的毛主席哲学著作的解读书籍。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学到的是调查报告的写法。我认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中国现当代文章史上调查报告中的经典之作。

当然,一般人调查报告毕竟写得少。对我后来影响更大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这几篇文章,其精干的文章结构方法、强大的说理逻辑,对我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战争规律说到革命战争规律,再说到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从一般到个别的严密逻辑推演,绝对是运用形式逻辑的光辉典范。《论持久战》运用了立论、驳论、设问、分析等多种手法,通过比较敌我两方军力、经济、政治和资源的优劣,分析敌消我长所需的内外条件,以及影响这些条件形成的诸因素和可能的变化等;批判了“亡国论”,驳斥了“速胜论”,经过抽丝剥茧,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文章表现出的中国政治家、军事家之豪气,让朋友和敌人折服,更让鬼子胆寒(当时蒋介石发给手下将领两本书:《论持久战》和《剿匪手本》)。这些文章合理的结构和缜密的思维等等,都给中学时代的我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乃至成为我日后作学术研究写作论文反复温习模仿的范本。

我很庆幸中学时代的这些阅读。因为,有了这种“取法乎上”的阅读,才使我日后具有了进行这种高层次模仿的可能性。

实际上,这种模仿在当时就有了一些尝试。

中学时代我写过好多篇批判稿。记忆最深刻的批判稿,是1975年下半年批判邓小平的一篇《孔老二的私淑弟子》。当时是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时期,学校组织“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大会,这篇文章是按老师的要求写的。写完后在校内外多次上千人的大会上作过巡回发言。后来,《黄冈报》(黄冈地区党委机关报)一位记者找到我的语文老师,要把我的发言稿拿到报纸发表。那时我们学校还没有学生在报刊发表过文章,所以学校很重视,语文老师指导我反复修改好多次,反复修改的过程实际上同时就是我自己反复阅读毛泽东的几篇著名文章的过程。经过反复修改,通知说第二天见报。不料,到了第二天,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公布,这篇文章就没有能发表出来。

现在看来,《孔老二的私淑弟子》这篇文章的观点和内容,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它的写作和修改过程,是一次极好的议论文写作训练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把后来上大学和读研究生7年期间,我所经历的所有的议论文写作训练的效果加起来,也不如这篇文章的写作和修改过程对我后来写作的影响大。

可能是这篇文章的写作和修改经历,无形中在影响着我,我做语文老师后,非常重视指导学生反复修改一篇文章。

我到现在仍然喜欢读毛泽东的文章,写字台上至今还摆放着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做了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后,我在全市语文教师大会上多次向老师们推荐阅读《毛泽东选集》四卷。以后我会继续推荐。因为我觉得,读了毛泽东的文章,哪怕就是读我推荐的那几篇(这些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动手写的,不是由秘书操刀的),你就会明白,毛泽东当年是怎样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你就会懂了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什么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就会领略毛泽东的伟大智慧和气魄,领略他的洞见,他的无与伦比的深刻和博大;你就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他这样一个只有中专学历的有些“土气”的人做领袖;你也会懂得为何后来人们对毛泽东产生迷信和个人崇拜。一句话,你就知道毛泽东何以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出于个人目的,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话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我敢说,毛泽东的有一些话,非常正确,怕不只顶一万句。毛泽东的这些光辉篇章,如果你能静下心来精读一篇,胜读杂七杂八的文章一万篇。

 

 

 

 

 


 


最后更新[201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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