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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少堂:民办教师:苦乐年华,光辉岁月(浮生八记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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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堂:民办教师:苦乐年华,光辉岁月(浮生八记之七)

 

 

 

 

民办教师:苦乐年华,光辉岁月

 

——《浮生八记——程少堂自传》之一

 

   (说明:本传记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的第一部分)

 

 

 

   我是19766月高中毕业,19799月上大学的。这期间,做了3年民办教师。这3年的民办教师生涯,我既有光荣感,又有辉煌感。

 

先说光荣感。

 

民办教师是没有工资可拿的,拿的是和公社社员一样的工分。就是说,身份仍然是农民。在中国,农民身份,有什么光荣感可言呢?

 

那时节,农村生产大队办的学校中民办教师的命运,是完全控制在大队支部书记手上的,他要你教书你就教,不要你教你就滚蛋,回家种田。所以,做民办教师期间,我们最怕的就是大队支部书记。这个书记,就是下令推平我祖母坟墓的那个人。

 

更高层的领导基本上是不会光顾我们这样的学校的。但是大队支部书记经常到学校逛。他来逛,一是给老师训话,二是蹭饭。给老师训话,从来没说过表扬话,只是黑着脸骂人。所以他一来,老师们就紧张,他要跟哪位老师握一下手,那位老师就会激动半天。书记并没有什么文化,教书的事什么也不懂,但是他就是喜欢到学校瞎指挥。有一天,酒足饭饱以后,他心血来潮,要检查每个老师的教学进度。

 

我本来是教语文的,但是,初一的英语课没有人教,教务处主任黄火青要我把每周一节英语课兼起来。我说我只认得26个英语字母,怎么教啊?黄主任说:你还认得26个字母,别人还认不得呢!上边要求开英语课没办法,你先应付半个学期再说,以后不一定开。

 

话说到这地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硬着头皮上吧。好在半学期只有几节课,学校也不检查我的英语教学。于是我就每周兼教一节初一英语课,计划就教26个字母和国际音标(我也只会这个),抱着26个字母和国际音标打滚。轮到我汇报教学进度,我回答了语文教学进度以后,接着汇报了英语教学情况:

 

英语上了4节课,教了26个字母。

 

啊?你四节课只教了26个字母?书记很不高兴地说。

 

书记,只有26个字母啊!

 

那你不能勤快点翻翻书多教几个字母吗?书记很凶地瞪着我。

 

好在黄火青主任给我解了围:

 

书记,下次我们打条狗,请你吃狗肉,再让他多教几个字母!

 

一听说吃狗肉,书记的注意力马上转移,脸上就有了笑色。

 

不久后的一天,书记提前通知晚上要来学校,老师们心知肚明:书记又想开开荤。学校没有什么招待他,于是几位老师商量,上次黄主任答应给书记吃狗肉的,因此必须出去打一只狗,晚上给书记煮狗肉吃。大家雀跃着一致赞同。夜幕降临,书记一到学校,就闻到了狗肉香,脸色就好看多了。于是晚上就关起门来喝酒吃狗肉。几杯酒下肚,书记情绪高涨,少有的不批评人,说:

 

你们好好干,书教好了,我把你们提拔到大队小卖部去当营业员!

 

他这一句话让我们感动许久。那时的营业员可是一个肥差。

 

大队书记没把民办教师当回事。但是,在村民看来,民办教师是一个好位子。首先,民办教师也是教书先生,因此颇受村民尊重。其次,民办教师不用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或披风戴雨,或头顶烈日,辛辛苦苦地在地里干活,也着实令人羡慕。回想当年,我去做民办教师,还是父母亲托人说情,才得到机会参加考试的。当然,我做学生的时候成绩好是出名的,在这个学校读小学时成绩是全校第一名,老师都知道我,因此学校领导点名要我。我也争气,几个人参加招(堂按:那时没有“招聘”这个词,就是“招”)民办老师的考试,我考得最好。这应该是我当上民办教师的主要原因。

 

做上民办教师以后,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因此工作起来很是投入,得了不少先进工作者奖状。光荣感由此产生。

 

 

 

再说辉煌感。

 

作民办教师怎么会有辉煌感呢?这是我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或者说在特殊的时间,在特殊地点的所创造的一种特殊的“辉煌”。这种“辉煌”可以解释成:非常成功。

 

刚做民办教师的第一年,我只有17岁,还是个大小孩,但是在青年教师中已经算出类拔萃的人物了,因此经常和领导一起听其他年轻老师的课。我们学校有一位女教师,初中毕业,读书时学习成绩很差,但她是大队主要领导的儿媳妇,因此被特殊照顾做了民办教师。有一天上语文课,她把“但是”这个词讲了老半天,她自己当然讲不清楚,也就把那些一年级的孩子都搞得糊里胡涂的。最后这位女老师说:“但是”都不知道?你们记住!“但是”就是转弯的意思嘛!接着要学生用“但是”造句。学生憋了半天,造句道:

 

今天早上我出门上学,从我们家到学校,我经过了三个“但是”。

 

我那时的水平也不高,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间,要辉煌一下,也不是什么难事。

 

当然,最感辉煌的,是民办教师那几年,我成了讲大型公开课的“专业户”。

 

我做学生尽管做得不错,但是教书,却是门外汉。加上当时年纪小,只有17岁,肚子里的货色又不多,站在讲台上总是发虚。  

 

当然,我的发虚和别的青年老师的发虚有所不同。因为我毕竟是这所学校青年教师中“最有水平的”,再加上中学时代经常在大型批判会上发言,所以心理素质比较好,而且那时就基本养成了一种“人来疯”习惯,听课人越多,我发挥得越好。更有一绝招,就是,我经常回忆中学时代的一批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是如何上课的,然后模仿他们的一些做法。这样下来,我的课就比一般年轻老师的课明显要好些。因此,别的老师都怕讲公开课,我呢,倒是盼望有机会讲公开课,表现一下。

 

校内的公开课,听的就是那几个老师,所以并没有多少紧张。再加上周围的青年教师水平差些,所以,一讲,就成功,至少是比较成功。

 

汪集区(现在的汪集镇)文教干事黄干事(后来做了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校长),是一个懂行的文教领导。他经常故意只提前10分钟,就是在上一节课快下课时到达学校,然后下一节课就要听老师们的课。这个时候,老师们就比较紧张。学校为了面子,经常要程烈夫老师讲课给黄干事听。每次黄干事来了,我呢,也紧张,但同时也失望。紧张的是怕领导安排自己讲公开课,毕竟10分钟准备太短了;失望的是,领导总是安排程烈夫老师讲,我没有表现的机会。

 

烈夫老师是我民办教师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烈夫老师是我们程贤咀下湾人,是我小学三年级时的语文老师。我上三年级的第一天,父亲没有钱给我买靛水(堂按:方言,就是钢笔墨水),就和烈夫老师讲,希望用几天他的办公靛水,等家里母鸡生蛋了卖了钱买靛水。烈夫老师满口答应。有一次由于紧张,给钢笔上靛水时,我把烈夫老师的靛水瓶都打翻了,靛水淌了一桌,但是烈夫老师并没有责怪我,连脸色都没有给我看。这事我记得很牢。

 

烈夫老师家里是富农成分。其父早年毕业于国民党时期南京中央大学政法系,在我们当地很有名。烈夫老师念高中时成绩很好,本来考上了大学,但是政审时,由于是富农成分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烈夫老师不仅是我工作的学校,而且很有可能是当时全汪集区,综合素质最好的老师。据说有一次全区民办教师转正(转成公办教师)考试,他的考分最高。他长得既潇洒又漂亮,歌唱得极好,二胡也拉得特棒,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他脾气也好,和所有老师关系都非常好。是公认的学校业务“一把手”。老师们都很敬重他。

 

欺负他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大队支部书记。1976年的一天,烈夫老师看报,习惯性地研究报纸上中央领导的排名,然后在吃饭时和大家议论此事。大家正议论在劲头上,书记来了,一听大家议论的内容,书记眉毛一横:

 

程烈夫,又是你打头的吧?你总是对国家领导人说三道四,看来你还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你不要上课了,今天下午到5队(堂按:就是我们村)去劳动锻炼,什么时候锻炼好了什么时候回来!

 

全大队有8个生产小队,我不知道书记为什么令烈夫老师到我们村去劳动改造。

 

三个月后,烈夫老师劳动锻炼的“鉴定书”是叫我回去写的。那时我父亲是生产队队长。父亲说,把烈夫老师的鉴定写好些啊!书记要来听的!那还用说,我是烈夫老师的学生,他待我又好,所以写鉴定时绞尽脑汁,搜肠刮肚,用尽全力,满纸都是“程烈夫同志认识非常深刻,劳动非常积极,给生产队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之类的好话。那天我受命在我们村群众大会上念这个鉴定书。看到坐在会场的烈夫老师,我一边念鉴定书一边心里怪怪的,我总觉得我怎么能给老师写鉴定念鉴定书啊?很难为情,感到很不自在。所以我对文革中那些跳上批斗大会主席台挥拳打老师的学生完全不能理解。

 

烈夫老师返校后,就跟我说,以后上边有人来听课,你去讲。

 

他们这些人只提前10分钟到学校,我怕准备来不及。我心里既高兴又紧张,回他的话。

 

没得事,10分钟准备足够了,你就把一堂课的几个主要问题设计好,板书设计好,就行了。烈夫老师指教我说。

 

烈夫老师的这句话,是对我教学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成了我终身的教学圣经。

 

在烈夫老师的指导下,我逐渐摸索到一些讲公开课的基本规律。比如,在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师自己的基础上,确定教学目标,通过主问题设计将教学目标层次化逻辑化,然后把教学过程的启承转合设计好,尤其是教学过程中的过渡要设计好,切入点(突破口)要小而巧。另外要准备一点调节课堂气氛的好“料”。

 

以后上级有人来学校,公开课就由我上了。虽只有10分钟准备,但是我按照烈夫老师的指教,用七八分钟设计好几个主问题,把板书设计好。有时他在和上级领导聊天的中间,跑出来看看我的设计;有时我去把他从领导身边喊出来,请他看看我的设计。烈夫老师过来后,有时点拨几句,更多就是鼓励。上课铃一响,我满怀信心走上讲台。

 

由此,我讲的课被上级领导大力推崇,区文教组多次在我们学校举行由我主讲的全区性大型公开课。这样层次的公开课,在我以前,这个学校是没有开过的。

 

记得第一次上全区性大型公开课之前,区文教组教研员林老师亲临学校三天,天天坐在我的床上和我说课。林老师又高又瘦,但是说起课来很有激情,而且思路很新。我记得那次上的是《巴甫洛夫给青年的一封信》,思路基本上是他出的。正式上课那天,我还是紧张,到学校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灌下去,好让咚咚直跳的心平静些(那时只有这条件)。

 

毕竟是烈夫老师的弟子,头一炮打得很响。我旋即成了全区语文老师中的名人。    

 

不过当时没有多少名人的感觉。最大的感觉是,通过这次做课,我的课堂教学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因此我认为,讲公开课之前,如果能跟高水平的教师说课磨课,对青年教师的成长意义重大。

 

顺便说一下,我讲公开课时,我中学时代的其他语文老师也都来听课,只有孙东临先生和谢汉斌先生从来没有来听过我的课。他们不来听我的课,我既感失望,又觉轻松。要是他们真坐在下面听课,我可能会要乱了方寸。我估计,他们不来听课,大半是为了减轻我的压力。

 

讲了几次全区性公开课,小小的王龙学校名声大振。校长不久从民办教师转正成公办教师。那个从来没有和我握过手的大队支部书记,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但是,没有等到他提拔我到大队小卖部做营业员,19799月,我终于在第三次参加高考后考上大学,到武汉上大学去了,只好挥一挥手,向我辉煌的民办教师生涯告别了。

 

我上大学后,烈夫老师还给我介绍过对象。那女孩是他的学生中最漂亮的一个(真是漂亮),也是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已经接了她父亲的班当了工人拿工资。不过只有初中文化。要是我在家里做民办教师,能娶上她,恐怕是梦想。但是,我现在毕竟是难得的大学生了,想找文化程度高点的。因此我不愿意,但又不好直接拒绝,就给烈夫老师回了一信,引用了在大学刚学的半懂不懂的李清照的名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这个引用在那个语境下好像不大准确,意思可能弄反了。意思弄反了最有力的证据是,根据我的引用,水平高的烈夫老师还以为我同意这门亲事。后来,他对我父亲说:少堂不同意,又跟我打哑谜。

 

1980年代后期,烈夫老师开始患糖尿病,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不到50岁,就英年早逝了。父亲说,烈夫老师去世前,人已经消瘦得完全变形,见到我父亲,说:我不知能不能见得到少堂一面啊?我父亲说:他太远了,你怕见不到啊!

 

听着父亲的转述,我有些伤心。我觉得父亲回答得不大好。要是当时父亲告诉我一声,我就是不能专程回老家一趟,写封信给烈夫老师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想,烈夫老师要是能看到我一封信,哪怕是只言片语,他也应该心生些许安慰吧?

 

我欠了烈夫老师一笔帐啊。

 

总有一天,我得给烈夫老师上上坟,在烈夫老师的坟前给他磕一个头,在烈夫老师坟头献上一束珍藏在我心头几十年的鲜花。

 

 

 

 

 



最后更新[201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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