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干

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

20年前如果说汪曾祺是大师，或许还有人会露出迟疑的眼神。今天，我们在谈论汪曾祺大师时，已经非常自然。汪曾祺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值，很多作家生前显赫，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被人遗忘。对汪曾祺的评价始终在变化，汪曾祺在二十世纪的文学评价谱系中，是四十年代的文学新人，八十年代的优秀作家，九十年代的大腕级作家。二十一世纪，对作品的评价方式从“社会影响”逐渐转向“作品本身”，人们终于承认汪曾祺——二十世纪的一代文学大师。

造成汪曾祺在一段时间内被遮蔽的原因和我们的文学评价系统有关系，二十世纪评价文学的纵横价值标杆大致是：纵坐标，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1978年前的外来标准，主要由前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稍带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比如列宁肯定过的“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等。汪曾祺的作品，当年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他的作品被划入到休闲淡泊的范畴，和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作品一起作为文学的二流。因而翻开当代文学史，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

虽然汪曾祺早年美学趣味的构建，也受到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汪曾祺最心仪的作家不是福克纳、伍尔夫、乔伊斯、普鲁斯特这样热门的作家，而是国内现代主义热潮中不受追捧的阿索林。在《谈风格》一文中汪曾祺说：“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他的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的戏剧性。他的‘意识流’是明澈的，覆盖着清凉的阴影，不是芜杂的，纷乱的。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 阿索林在中国的冷遇，是另一种文学趣味在中国的遭遇，也是汪曾祺遭遇的一种缩影。

如今人们发现，汪曾祺连接了曾经断裂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作家，在文脉上曾有过刻意和“五四”文学划清界限的现象，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出现过一道鸿沟。汪曾祺是填平这道鸿沟的人，不仅因为他的写作跨越了两个时代，更因为他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在两个时代写出不同的文章来。他早年的《鸡鸭名家》和晚年的《岁寒三友》放在一起，是同一个汪曾祺，而不像《女神》和《放歌集》里面有截然不同的两个郭沫若。汪曾祺还把早年的作品修改后重新发表，比如《异秉》等，一方面是因为艺术上他精益求精，另一方面他以创作实践，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了有效的缝合。

早年的汪曾祺，除受到他尊重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外，还受到了“五四”时期另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作家废名的影响。废名是一个文体家，他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对汉语言潜能的探索不应该被忽略。汪曾祺的作品，对现代文学的传承和张扬，为一种文学价值的重估，为文脉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最精彩的研究资源。正如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曾经说到的观点：不是前人的作品照亮后人，而是后人的光芒照亮了前人。沈从文、废名影响了汪曾祺，而汪曾祺用他的作品重新照亮了沈从文，照亮了废名，也照亮了文学史上被遮蔽的角落。

汪曾祺对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延伸。沈从文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沈从文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而且将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历来少有诗意的观照。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这类乡村生活题材的作品，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几乎无人能及；汪曾祺的《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

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语言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对翻译文体是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他的小说语言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汪曾祺的小说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几乎没有欧化的长句，能让人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和《红楼梦》。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和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相比，汪曾祺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中国的小说叙事，在汪曾祺那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以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风起云涌，汪曾祺在各种场合就反复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二十一世纪，当我们在寻找呼唤“中国叙事”时，发现汪曾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文本。汪曾祺的写作，取意、融合，转化唐诗、宋词、元曲的意境，为白话文带来了罕见的美感，将中国传统文学的巨大资源库引流到白话写作中。汪曾祺对传统文学、文化资源的转化，具有楷模和榜样的价值，召唤着后来者。传统文化的影响，渗透在汪曾祺作品的每一个角落，他的触角在小说、散文之余遍及戏剧、书画、美食、佛学、民歌、考据等诸多领域，他的国学造诣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着读者。

他的作品就是把中国故事讲好，是中国叙事，也是中国精神

汪曾祺的价值还在于打通了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将知识分子精神、文人传统、民间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旧的文化的一次成功改造。“五四”以来的文学，存在着过于浓重的文人创作痕迹。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也带着这样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的小说文气依旧，但接地气，通民间，浑然天成。这种“天成”，或许是被动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政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绳，讲话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文艺家要向民间学习，向人民学习。汪曾祺和同时代的作家必须放下文人的身段，从民间汲取养分，改变文风。

汪曾祺和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过五年，同时他阅读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作品。时代的风气，同事的影响，阅读的熏陶，加之汪曾祺天生的民间情怀，让他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汪曾祺被划成右派，发配到远离城市的张家口乡村，更加体尝到民间文化的无穷魅力。他的一些小说章节改写于民间故事，而在语言、结构的方面也处处体现出民间文化的巨大影响。汪曾祺的“民间性”或许不如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鲜明，但汪曾祺身上的传统文化底蕴是山药蛋派作家难以企及的，雅俗文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在这方面，汪曾祺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第一人。

繁华落尽见本真，风云过后蓝天在。三十多年的思潮更迭，经典作家也日显其光芒，汪曾祺的地位在尘埃落定之后被读者追捧。可以这样说，是读者和时间一直把他往前台推，往经典、大家的地位排。理解一位作家，不必看他生前如何或死时是否隆重，而要看他逝世后其作品还有没有人买？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研究？有没有人提起？作家舒群讲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大意是有些作家是作家影响作品，有些作家是作品影响作家。其实是说，有些作家因生前比较重要的地位、权力、身份，所以作品也随之重要；而有些作家生前地位不高，也没有特别的话语权，但其作品影响着他的地位。我想，汪曾祺就属于“作品影响作家”的类型。随时间流逝，慢慢大浪淘沙，泡沫消失，珍珠样的精品留下来。

汪曾祺生前没有太高的地位，也没有话语权，甚至没有住房，一直住的是他太太的房子——新华社的两居，总共大概50平米，很小。他临终前两年，儿子汪朗分得一套三室一厅。儿子让他住了进去，他也才有了画画、写作的地方。在那以前，他就在6平米的小房间里画画、写小说、编很多文章，真是蜗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汪曾祺的价值在显现，尤其作为文学教父的身份在慢慢地凸显。很多作家、学者谈到汪曾祺，都说这三四十年的中国文学，汪曾祺留下来了。

汪曾祺对文学史的影响、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推进作用，潜移默化。没有谁号召向汪曾祺学习，他靠作品的力量来打动作家和人心。他的作品就是把中国故事讲好，是中国叙事，也是中国精神。从汪曾祺的文字里，你能感受汉语的声音之美、造型之美，同时还能感受到汉字的传承之美。他把中国文化的历史宝库，用轻盈、欢快又淡定的方式呈现。汪曾祺的价值，今天才发现冰山一角。他涉猎的方面很多，比方说美食，他的美食文章大家都喜欢看。他写端午鸭蛋，细节深入人心。中华文化的特定之美，在他笔下都有充分体现。他的作品一直影响着广大读者，也一直被重复出版。有人粗略计算过，这些年除鲁迅外，著作每年都被反复出版的作家，大概就是汪曾祺了。也有些作家在一两年内，因一些原因，其作品会被出版社集中出版，但像汪曾祺这样每年都有几种书被有条不紊再版的情况，实在很少见。汪曾祺作品总量并不大，不算戏剧，总字数大概200多万字，相当于10多本书。《汪曾祺全集》中的“小说全编”，只有3卷，其中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一卷。因此，汪曾祺出版热，其实是重复出版，是种种单篇不停重新组合。这说明广大市场的需求与读者的需求。这些书多由图书公司策划运营，并没有国家层面的宣传或项目的介入，也并不属于文化界内的自我循环。这第一是因为市场需求在主导。汪曾祺的作品，读者还要读。第二也与中国图书发行分布不均匀有关。每家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出版发行区域，有的区域覆盖了, 而有的区域没有覆盖到。无论如何，“汪曾祺热”是民间自发形成的。

“汪曾祺热”的形成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现在提倡写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精神, 要有中国叙事。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更是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佼佼者。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就是要讲老百姓的故事。老百姓, 不是某个简单的工农兵或知识分子。老百姓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他们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汪曾祺捕捉到了，把他们写出来了，写出他们的人性美，写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写出他们生活中的正能量。汪曾祺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汪曾祺的小说里很少有愤恨或者是郁闷，很少有愤世嫉俗的情绪。这是一个好作家的文学情怀。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他不是满含愤怒或厌恶, 而是饱含柔情，给予希望。这就是“人间送小温”。当然，文学艺术在面对人生的时候，冷、热、温，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冷”固然不失力度。可“温”能不能送到，却体现出作家的能力和影响力。

第二、汪曾祺契合了当下的文化需求、文化理想和文学理念。汪曾祺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学观念, 他有一句话是“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1983年4月11 日，汪曾祺在写给刘锡诚的信中说：“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有益世道人心，这对于现如今的文学发展本应当只是最低的要求。反观今日文学，尤其是网络上的很多文学作品，我们不能说诲淫诲盗，但确实对世道人心没有积极影响。许多作品都过于娱乐化，或过多写人性的恶、暴力，过多写生活的阴暗面，以及不太健康的变态的情感、情绪。这些题材当然可以写，但问题在于作者怎么写。如果作者写这种作品的目的，只是为吐槽、猎奇、博人眼球或者只为感官刺激，那么这类对世道人心有害的作品是没有意义的。

汪曾祺的作品不一样。其实他的个人经历也是潮起潮落，一会儿被推到浪尖，一会儿又被抛入谷底, 但汪曾祺在作品里始终是一个积极的、向上的乐观主义者。汪曾祺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甚至即便在人生的最黑暗时期，他都还能感觉到生活的诗意，发出“生活是很好玩的”感慨，这也成为他相信人可能“欢悦的活着”的根源。

第三、汪曾祺的文学作品讲的都是普通人、小人物, 三教九流，世相百态，芸芸众生，身边故旧亲朋, 都很眼熟。他写的人物都“上不了台面”,锡匠、竹匠、敲脚的、捏背的、卖菜的、驶船的、玩杂耍的等等。这些人、这些职业，汪曾祺都十分投入感情去写，写他们的故事，写他们的生活情状和日常生活。他小说里可以说没有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也可以说没有一个英雄。比如《岁寒三友》里的县城小画家、小地主、小商人、小业主，比如《鉴赏家》里叫叶三的水果贩子，能跟季匋民成为好朋友。季匋民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叶三能够和季匋民谈艺术，说季匋民画的葡萄架里面有风。说明普通人也是热爱艺术、懂艺术的。汪曾祺就是写普通人的情操，写普通人的善良，当然也写普通人的悲悯。汪曾祺写的最大的人物, 是老舍先生，《八月骄阳》写老舍先生彷徨、犹豫到最后的绝望，写得非常好。

当然，汪曾祺热也与互联网有关。汪曾祺的作品几乎网上每一篇都能搜到。许多都没跟汪家签版权。我们很多当代的作家包括现代作家，互联网上很难找到，有的甚至没有。汪曾祺的作品到处都是，一定程度上给作品的普及带来好处，促进了汪曾祺作品的存活。在网上看过汪曾祺作品的读者，对他作品越发感兴趣，不少会购买他更多的文集。

汪曾祺可以当之无愧称为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他的“大”在于融汇古今、贯彻中西，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他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瑰宝，随着人们对他的认识深入，其价值越来越弥足珍贵，其光泽将会被时间磨洗得越发明亮迷人。

汪曾祺（1920—1997）

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