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时我就知道，燕南园是北大圣人居住的别墅区，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就住在燕南园60号别墅里。那时，我认定中文系是我的最佳选择。

　　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因为他编注过的一部厚厚的四卷本的《古代汉语》。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是花了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部巨著的，又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而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这部《古代汉语》为王先生带来的版税收入竟然是那样的惊人。入学的第10天，中文系指派高年级学生王川带我们去拜谒王先生，在经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时，王川说，这银行里的半数存款都是王先生一个人的！

　　进入印号楼之前，王川叮嘱我们，见先生时，“切忌手在脸上乱摸乱抠”。这句嘱咐，让我觉得王先生十分神圣。等到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去拜谒前辈时，“不得乱摸乱动”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我们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去参拜长者，除了毕恭毕敬之外，别无他选。

　　王先生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客厅墙上挂着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另外还有一幅老舍夫人胡�e青画给先生的山水。

　　先生家到处都是书，包括厕所，因此显得拥挤不堪。后来我发现，因为书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的家居特点。前不久我去郎润园采访季羡林先生，老人家的两套单元，也全部被书刊挤满了。

　　我入学时，王先生已超过80岁。他既是老人，又是孩童。他曾拉住我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大家窃笑。陈建功是77级学生，当时已因《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蜚声文坛，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

　　提起“文化大革命”，王先生十分委屈地说，当时的红卫兵还没有我们大，却伸手戏摸他的光头，先生从没受过此等委屈，认为这比让他死还要可怕。

　　由于身体原因，王先生已深居简出。但当年的中文系元旦联欢，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我实在不清楚，毛孩一帮，群魔乱舞，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笑逐颜开。

　　上二年级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写一写燕南园主人们的晚年，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我怕别人赶了前，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楼，按了先生的门铃。先生下楼后，坐进沙发。当他确知我没有预约，便无论我问什么，回答只有两句：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你没有预约。

　　没有想到，10年后我自己也成了被人经常造访的人，而我最不喜欢的，也同样是不速之客。你必须尊重他，否则，他会传你闲话，但他打乱的是你一连串的计划。

　　不过，没等到我悟出此类同感，王先生已经作古，终年86岁。

　　上中学时，我们去北大玩耍，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我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看到我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残垣之后，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举动吓坏了，便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站在矮墙外，双手接过小花。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我知道，他是在努力地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但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位写过鸿篇巨制的朱光潜，竟会是如此矮小的老人！他中西合璧，学富五车，身高却只有150厘米。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先生对后生的爱，听着让人动容。那时，许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时常到先生家索要钱票。先生乐善好施，家门大开，从他悟彻一切的目光中可以知道，朱先生不问得失，完全是一位打碎了算盘的人。

　　大三的时候，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途经那段残垣，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送过一枝小花。

　　直到今天，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

　　朱先生病故时，是89岁。听闻先生乘鹤西去，我驱车回家，把那部夹着两朵小干花的《西方美学史》点燃，心中默念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瑶教授是我所见过的先生中，寿命最短的一位。但他74岁时，记者还误以为他会长寿。

　　记者问他：“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王先生答曰：“秘诀有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

　　王瑶是朱自清教授的研究生，完全继承了朱先生的遗风。他从不给研究生上课，而是像朱先生那样把学生们请到家里喝茶，他自己则像朱先生一样抽着大烟斗。朱自清有长寿眉，后生也曾以为他会长寿，但他体弱多病，只活了50岁。据说，王先生所有研究生也都个个继承了王先生的衣钵，信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是长寿之本，因此大多体弱多病。

1996年，我为央视大型系列专题片《香港百年》作总撰稿，每星期要去港澳办文化司审节目。谢伟民是王先生的博士生，在那里当处长，我见他不吸烟，便责问他如何发扬先生的健身法则。谢处长立即辟谣，说先生以身作则是真，但弟子全部效法是假。

　　不过，如此浪漫的讹传佳话，我简直不忍截断，所以至今仍热衷于以讹传讹，不在话下。

　　王先生溘然长逝时，恰是他发表长寿宏论的第2年，终年75岁。

　　大三的时候，我对中文系厌倦到了极点，闹着要转到法律系。正是这时，我们开了一门新课――“民间文学”。可以料想，我对此类课程该是多么厌烦。

　　开课大约4周之后，我才勉强听了一堂课，原因是听说授课教师是屈玉德，她是金开诚先生的太太。当年“金开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不光是语言学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他的太太该是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第一次上屈教授的课，我就被吸引了。但吸引我的不是她讲的民间文学，我只是望着这个女人发呆。

　　听说金先生娶屈教授时，屈教授是北大第一美女。但眼前的屈教授，已被疾病改变成另外的模样。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中，屈教授祸不单行，患了咽癌。长期的痛苦完全覆盖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也差不多打碎了她的发声器官，她竟以鼻音方式为刻薄的学生们讲了十几年课。　　记得1985年隆冬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天刮着凛冽的北风，本来就不乐意忍受屈教授难听的鼻音的同学，这下就更不愿意离开热被窝，去教室上课了。那一天，屈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着，但百人教室只稀疏地坐着7名学生。她没有像往日那样点名，把没来的人登记下来。她望着窗外的风，低声说：“有7个人，我也会来上课。即使只有1个人，我也会来。不过，如果1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

　　当时，我们在座的7个人都很难过，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后悔了。

　　我有一个夙愿一直没有完成，我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1989年4月15日，屈教授咽癌扩散，与胡耀邦总书记同一天病逝。

　　我考进北大的时候，中文系的骆一禾和法律系的查海生刚好毕业。骆分到《十月》杂志社，查分到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骆一禾、查海生、西川，并称“北大三大诗人”。

　　刚跨进校门，我和臧棣找到西川。他当时尚在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后来，英语专业扩大成了“英语系”。但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见过骆一禾和查海生。

　　实际上，西川的诗，远远高于骆和查。但或许真是未谋面的人更能引起广泛好奇，所以骆和查便一直遭到师弟们更高的迷信。

　　骆的诗我没有一首喜欢，但我仍然着迷地想知道他的事情。后来，中文系81级有一个叫“张芙”的女孩做了骆一禾的女朋友，我便格外注意张芙，想知道喜欢这样女孩的男人该是什么样子。

1989年5月，我终于在见到了骆。他是个典型的文弱书生。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见他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那天，他竟然突发脑溢血，瘫倒在张芙怀里……抢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不出一个月便死了，年仅26岁。

　　见到查海生是什么时候，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极其普通的一个人。如果把他放在北大某个食堂，他会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无法引起特别的注意。他决不可能像西川和臧棣那样容易被人认出来。不过，他写下的几首好诗，在被金钱突然搅乱的岁月里，一直被人传诵着，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查海生是典型的穷人的孩子，他有敏感的心和脆弱的神经，在诗的领域里，他幻想着“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宿舍。他在墙上挂了块几近破碎的灰布，声称是太阳。凭直觉说，此时的他已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他完全置身于幻象之中。

1989年3月，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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