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做官是三等人才
一、大学教授们的鱼和熊掌
最近，一则消息引起教育界、学术界的关注：国家教育部发了个通知，要求在位的高校领导不得申报“长江学者计划”。很多人喝彩，也有一些人忧心重重，陷入鱼和熊掌之境地：到底是选择让人艳羡的乌纱帽，还是去象牙塔里做个让人尊敬的学者？
这一两难问题的背后，凸显是的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现象：忽而是学而优则仕，忽而是仕而高则学。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是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个传统。古往今来，无数做学问者，很少是真正把学问当成终极目标和意义，而是将其当作一个跳板。学好了，瞅准个机会，参加科考也好，等人举荐也好，甚至拴个钓饵去钓鱼也好，等着当女婿、当门徒也好，为的就是一个字：出仕。
范进中举自不必说，连仙们圣们又要几个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明明知道“长安居大不易”，也要待在那里，流连在朱门外，等着一朝被赏识、被钦点，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的甚至以退为进，假装逍遥山林，以求“关注”、“点赞”，转而再出山。
就连“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世外桃源里的陶渊明，也是五次三番，徘徊于仕宦、流连于官场。只是到了末了，靠“隐”曝得大名，个人品牌完美建立之后，有官吏隔三差五送酒送钱，才“不为五斗米折腰”。
当代学者柯华庆将中国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成功上位的御用文人；一类是在野文人。在野文人的人格并非比御用文人更高，因为在野文人的目标正是成为御用文人，只不过在竞争中败北而又不能坦然接受失败而已。“我们几乎可以在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发现在野文人评价当时的社会‘道德沦丧’、历史的每个阶段在他们嘴里总是最黑暗的时期。”但一转身，他们登上了权力的高台，由“在野”而“御用”，便立刻翻脸。
再看看大学领导们。在当下的环境中，没有几把刷子，是很难在知识分子扎堆的大学里谋得顶官帽的。虽然有人秉持“和谁我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人生态度，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个？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凭什么你能上我不能上？”“即使我不上也轮不到你上！”
但上了之后，领导们还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做研究吗？日常校务、政务、俗务，已经让他不得脱身了。于是，在某课题、某项目上，领导挂个名字的事便屡见不鲜。并不是说大学的领导们学术不精，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
由此看来，在学与仕之间，领导们“选择性障碍”真的很大。
在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每一个个体都必须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方能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
找准定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需要极为清醒的自我认知，也需要极为坚定的自守。
二、他推掉了送上门的官帽
让我们看看100年前的“90后”，是如何面对这样的选择的：
1940年，38岁的李方桂正在云南、四川做田野调查。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拟请他出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一说是语言组主任），就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研院总干事傅斯年出面邀请。
这里要交待一下，1929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李方桂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在国内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毛头小伙子。所长傅斯年在赵元任的推荐下，慧眼识珠，邀请李方桂担任专职研究员。要知道，和李方桂同时被聘为首批研究员的可是陈寅恪、赵元任这样的大师（李从清华学校毕业时，这二位已经和梁启超、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了）。
按理说，李方桂怀傅斯年的知遇之恩，这次面对送上门的官衔，应该是会接受的。
但傅斯年去了几次，李方桂都没给面子。对自己学问之外的东西，他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平日里就亮出“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的风格。他的学生马学良说：“先生很少社会活动，几乎无日不到研究室，每进研究室即伏案潜心著作，不终篇默无一言。”
傅斯年出于公心，想延请一位德才兼备者领导一个团队。而李方桂一门心思放在自己的学问上，对于这种送上门来的好事，并不领情。一个登门相邀，一个坚决不从。最后，李方桂急了，冲着年长数岁的傅斯年放炮：“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平日里恃才傲物的傅斯年听了，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也是著名的“大炮”，“自负才气，不可一世”。他曾是“五四运动”的游行总指挥，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被胡适称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还曾上书蒋介石，发表文章，炮轰孔祥熙、宋子文。他能容年部下“三等人才”的讥讽，并不以权势压人，实乃大家风范。
（李方桂）
多年之后，李方桂撰文回忆傅斯年，盛赞：“只要我想做些什么研究，他无不赞成，这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研究，成了李方桂事业的全部。
李方桂是当时不愿入仕做官的学者中的一个。他们以学术为身家性命，视做官为羁绊。气节也罢，风骨也罢，清高也罢，总之，他们的独立之精神，一直在。
三、四年获得三个学位
喜爱民国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其有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之谓。
但很少知道李方桂。
只有语言学专业的人，才会知道，真正在世界语言学领域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人，大概只有赵元任、李方桂几位。而美国的语言学家评价更高：已故的李方桂教授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
李方桂最响亮的是名头，与傅斯年有关。傅曾说过，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而周法高接着这茬儿往下说：李方桂是“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李方桂原籍山西昔阳县大寨，嗯，就是那个著名的“农业学大寨”的地方。其祖、父一门两代进士及第。他出生在广东，因为父亲在那儿做官。自幼聪颖，7岁时便能蹲在椅子上陪父亲的同事打麻将。
后来，父回山西，他随母居北京。母亲曾是慈禧的代笔女官，见识非一般人所能比。在母亲一人的操持下，李方桂受到极好的教育。私塾毕业后，转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小、附中。1921年，他考入清华学校医科预科，但对语言学很感兴趣。
像同时代的预科学生一样，李方桂顺利从清华毕业后，先后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开始学习令自己着迷的语言学。兴趣加上天赋，他如鱼得水。
1926年获语言学学士学位、1927年获硕士学位、1928年获博士学校。4年获得本、硕、博三个学位，这在美国教育史上是十分罕见。有后人评价，李方桂是中国赴美留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第一人。
在美学习期间，李方桂先后师从国际著名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山鼻祖伦纳德·布龙菲尔德等大师，研究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方法和印欧语史学的知识，学过希腊拉丁语比较、古波斯语、袄教经典语言、古斯拉夫语，又作了泰语、藏语、梵语、立陶宛、古挪威语、吠陀语等方面的深入探讨。
李方桂的硕士论文，被迈克尔·克劳斯称为“Athabaskan 语言研究中众所周知的里程碑”。而他的导师萨丕尔则这样表扬他：“一个中国学生在他第一次田野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大家以为已经灭绝了的重要的印地安语。……这个语言对于拟测整个Athabaskan语的原始特征可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一次田野调查就有此成果是难得的。”
在研究过程中，李方桂记录了一些部族里面最后一个懂得用自己原来的语言讲述的人。后来，当那个部族消失之后，他的记录就成了极为重要的档案。他对最后两位马佗里印第安人的语言调查研究，是现存的对该语言进行研究的唯一成果。
甚至有一些原住民的后人，想向他学习他们已经失落的祖先语言。
（李方桂著作）
有评论认为，他是当时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古代汉语言文化、汉藏语系与历史文化、侗傣语、美洲印第安语、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等多个领域里，都做出了基础性奠基性贡献的一位语言学家。
“我们从事语言研究，不要把范围限制在某一种语言上，同时研究的角度不要只是单方面的，可以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角度研究。这范围很广，总之要求博而能精。”李方桂说。
四、一位世界级学者，一位人格高尚的人
赵元任对李方桂评论甚高：“中国语言学家之中，只有极少数人，研究的范围涵盖汉语的南北古今及其他相关的语言，其中之一就是，我的老友兼同事李方桂。”
获得博士学位后，导师准备留李方桂在美国继续做研究，但他下了决心：“我要回国！”
继1929年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后，李方桂先生在燕京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夏威夷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中美多所知名学术机构和大学，从事语言研究和教育工作，培养了丁声树、傅懋勣、马学良、张琨、柯蔚南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奠基人。
1939年，李方桂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满，决定回国。彼时，中国战火纷飞，而一双儿女幼小。妻子徐樱（证婚人是胡适）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出发，准备投奔在欧洲的哥嫂。在买船票时，李方桂心情沉重，打算买一张去中国的，三张去意大利的。然而，深爱着丈夫的徐樱临末了改变主意：“四张票都回中国！”徐樱为名门之后，其父徐树铮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
（李方桂与妻子徐樱合影，1932年）
回到国内，李方桂主要是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工作。在纷飞的战火中，工作、生活条件自然无法与美国相比，他带领学生奔波于中国西南各地，针对少数民族语言开展田野调查。
他曾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调查侗傣方言20余种，足迹遍及中国西南，被称为“国际侗傣语语言学界的第一人”。
因为经常出没于最偏僻的乡间，他每次外出回到家，都带回来一身的虱子。徐樱就将他的棉衣放在蒸笼里蒸。有一次，傅斯年来访，而棉衣还在蒸笼里，李方桂只好裹在被窝里，与傅斯年探讨问题。
在大西南奔波的那段岁月，虽然条件艰苦，但李方桂苦中作乐。蛰居成都时，与陈寅恪、吴宓、萧公权并称为燕京大学的“四大名旦”，写诗唱和，不亦乐乎。
他擅长中国画和西洋画，曾为“张家四姐妹”之一的张充和的书籍配画。他在音乐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曾和多位名家合作过昆曲。
（李方桂全家福）
1987年8月，李方桂在美国加州去世。有媒体撰文援引外电报道：“硕果仅存的‘少数民族语言学之父’李方桂的去世，代表了人文科学领域语言学时代的历史结束。”（史文寿：《少数民族语言学之父李方桂》，2001年第4期《沧桑》第10页；王振：《少数民族语言学之父》，2013年11月29日《中国民族报》第07版“理论周刊”）
华盛顿大学教授乔治·泰勒说：“我们只要想起方桂那沉静而宽厚的风范，内心就激荡不已。他是一位世界级公民，世界级学者！是国际学术合作力量的一座灯塔！是一位人格高尚的人！”
乔治·泰勒还说：“如今我们痛失了一位杰出人物，我们唯一能够弥补的是，永远纪念他、了解他。”
但当今的学者，还有几个人记得李方桂？
学术，于李方桂等大家而言，是一生追求、为之奉献的真理。所以，他们视官爵若弃履。
而当今，学术于不少知识分子而言，则是争取名利的工具。有新闻报道，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
呜呼哀哉。
李方桂（1902-1987），英文名Fang-Kuei Li，原籍山西昔阳县。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主要奠基人之一。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语言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鲍阿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说他是“中国在外国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人”。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的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之权威学者，并精通古代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希腊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亚文等，著有《龙州土语》、《武鸣土语》、《水话研究》、《比较泰语手册》、《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等，及论文近百篇，有“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