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 图为作者收藏的钱名山行书十言联,《风雅与归―――毗陵钱谢书画展》　在常州博物馆展至6月11日。

　　近日检理家中旧藏，翻出了钱振鍠名山先生写给朱大可的一副对子：“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是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不由引发我的诸多感慨。

　　名山先生是江南大儒，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因批评朝政而遭黜归乡，设“寄园”讲学。弟子中如谢玉岑、程沧波、吴作屏等皆有名于时，尤以谢稚柳先生的成就最著，影响最广。道德文章之外，尤擅书法，融碑帖于一炉，端严庄重，气宇堂皇。徐悲鸿先生极爱重之，曾致书玉岑先生求购，“愈多愈佳”。上世纪80年代时，谢稚柳先生为老师刊　《名山集》　四卷，同时着意搜求老师的墨迹，不惜用自己的精品山水与人交换。曾长期挂在谢老书房中，后来又被刻在他墓碑上的“绚烂归平淡，真放本精微”一联，便是在此际获致的。我的这副对子，约略于同时在朵云轩购得。上款人朱大可为民国知名报人，只是我无缘识荆，因为我知道他的时候，他早已去世了。当时喜欢这副对子，不仅因为它是谢老的老师所写，而且写得好；更因为它的句子寓意深刻。不过说来可笑，当时我所认为的“好”，主要在上联的　《庄子》语，属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为赋新诗强说愁”。今天重新打开，注意力已转到下联上了。

　　句出欧阳修的　《相州昼锦堂记》。这篇文章，许多文选都没有收录。《古文观止》　是收入的，并引“人云”：“天下文章，莫大于是。”这个“人”虽不知是何人，但所“云”却深合我心。

　　这篇“天下莫大之文章”写的是北宋初的贤相韩琦，但劈头先写到的却是苏秦和朱买臣。所论系针对“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而发。尤其是年轻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以不平的心态，激发他们的发愤拼搏，“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于是“高车驷马，旗旌导前，骑卒拥后”，意气之盛，“惊骇而夸耀”，让当年轻侮他的人，一个个“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领教他的颜色。王禹?　《待漏院记》　中所斥的“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大抵以出身穷厄者居多。所以一旦得志，还乡显摆以出当年的一口恶气，是他们十分看重的一个“政绩”。

　　韩琦则不然，“世有令德，为时名卿，公自少年，已擢高科、登显士，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包括苏洵、苏辙父子，都曾上书于他。小苏之书称“非有取于斗升之禄”，而“愿得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我也曾与李白的“上韩书”以“龙蟠凤逸”自居而乞拔“我”泥涂、“激昂青云”相比较。而韩琦的志向，“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他“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衣锦还乡的计划。仁宗至和年间　(1054-1056)，韩琦节度家乡相州　(今河南南阳)，同僚以衣锦荣归请其有所纪念，他拗不过众人的美意，便在旧宅的后圃造了一座“昼锦堂”，“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诗中所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　这就完全颠倒了从来的“衣锦昼行”观。欧阳修有慨于此，便写了这篇　《相州昼锦堂记》，借表彰韩琦的德行，重申人生得意的真义，不在荣耀乡里，更不在荣耀家庭和个人，而在光烈天下!　即所谓“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然而，古往今来，苟富贵，而能不生衣锦还乡之心者几人哉!　而一旦以“闾里之荣”为念，能葆“邦家之光”者又几人哉!

　　或言，韩琦因为出身富贵，所以把一己、一乡的荣耀看得很淡；对于出身贫贱困蹇的人，一旦发达，扬眉吐气实属人情之常啊!　大体上，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也不尽然。因为富贵贫贱，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这在苏轼的　《上梅直讲书》　中分析得非常清楚。当时的苏轼，还处在困厄之中，但他的精神却很富有。他上书梅尧臣，当然有企求功名以报效家国的意思，但更看重的却是精神的操守：“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不得志)　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相形之下，苏秦、朱买臣之辈，即使跻身到了物质的富贵者之中，精神上实在还是可怜的贫贱者。而历来对君子、小人的区分，正在于精神而不是物质的富贵、贫贱之别；更准确地说，是心理的健康宽广和疾病狭隘之别。

　　“唯心理疾病者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这是为今天的心理医学所证明了的。心理健康者处贫贱，“分之宜也”而安贫乐道；处富贵，“责之在焉”而鞠躬尽瘁。心理疾病者处贫贱，“天道宁论”而怨天尤人；处富贵，“出人头地”而得意忘形。俗称“小人失意”，好比疾病方生，虽然有损于人，但对社会的破坏力还不是太大；而一旦“小人得志”，好比病入膏肓，由衣锦还乡的趾高气扬，膨胀而为无所忌惮，对社会的破坏力之大就不可估量了。文章者，经国之大业，治世之良方。医之大者，世推治大病的扁鹊而不是“治未病”的其兄长；则文章之大者，世推不砭失意而砭得志的　《相州昼锦堂记》，宜矣!

　　至于名山先生，虽无韩琦的赫赫功名，但其一生的行藏，全以邦家为重、天下为忧。虽处江湖之远，蓄道士之装，而道德文章，忠义贯日月；其讲学，要在修齐治平，故门下多志道弘毅的国士；赈灾民、吁抗战，更奋不顾身，满头风雨，慷慨以赴。大江南北，一时奉为士林正气。则这副对子，与其说是他对朱大可的寄望，毋宁说正是他本人的自况。而人生于天下的莫大文章，显然也不限于作为居庙堂之高、被衣锦之荣者的规鉴，同样也可以成为处江湖之远、赋道冠之闲者的目标。先生　《梦江南》　云：“只有人心望甘雨，从无天意惜闲云。”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悔人心望甘雨，纵无天意惜闲云!　其君子的操守，决不以位卑而有愧于韩琦；私谥“清惠先生”，亦“是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