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2017年6月6日）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的文章《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郑永年在文章中指出，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该文认为，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该文指出，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我是1979年入学（79级）、1983年（83届）本科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的小人物。不过几年前，我也经历过与此有关的一次事件。大约八九年前，在深圳自己开公司的湖北大学中文系1985级校友黄鹂华女士给我打来电话，劈头就来了一句，说：“师兄，你怎么没有参加不久前举行的湖北大学深圳杰出校友活动？”顺便说一下，黄鹂华给我电话我很高兴，因为她长得很漂亮。我对黄鹂华说，我不知道这个活动啊，再说知道了我也不够格参加嘛。黄鹂华说：“师兄你肯定够格啊，他们应该邀请你参加的。”我对黄鹂华说，在中国当下，所谓杰出校友，大都是官员或富豪，官越大钱越多越杰出，我哪里够格哟。黄鹂华反复说我够格，我就说就是够格也要有人邀请，这个活动我完全不知道，没人通知我。黄鹂华说，这个活动不通知师兄就怪了，都是你们几个同年级同班同学在哪里操办。我对黄鹂华说，我说你也知道湖北大学深圳校友会的工作，都是我们湖北大学中文系79级的几个在深圳工作的同学在操办，他们平时就觉得同学聚会程少堂最难请，杰出校友活动这种事儿，他们就更不会请我参加了，再说他们都不杰出，我哪里能杰出呢？当然，即使请我参加，我真还不一定去参加这个活动呢。
黄鹂华给我电话后，我在网上查了查有关湖北大学杰出校友的信息，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副厅级以上官员（有个别著名中学的校长）。至于学者，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古汉语教研室主任的同班同学都没有看到名字呢（也许这位同学在列，我没有查到）。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不过，活着的时候自己想办法戴的，或别人给戴的这样那样所谓“杰出”的帽子，我看不会鲜艳太久。历史上连一些“正国级”的皇帝的名字，有的都被时间无情淹没了呢，不要说“副厅级”了。
2017/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