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堂志林（860）：向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致敬——参加高考40周年纪念
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又要开始了。我翻出珍藏的40年前我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和高考成绩通知单，感慨万千。
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我们这代人，整个中小学时代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中学时代除了会写大批判文章（当然，绝大部分同学连大批判文章也是不会写的），没有什么系统的文化知识的学习。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混乱。我们学校的名字就叫宝龙五·七中学，是当时湖北省著名的“先进典型”学校，学生天天学农，学军（搞军训），或者是批判资产阶级，数理化课程基本没有系统上过。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1977、1978、1979年连续三次参加高考，才终于考上大学。当然，中学时代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经历。比如遭遇了当时全国性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其间很早就阅读了杨荣国、冯友兰、冯天瑜等当时很当红的一些著名学者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因为会写作文，老师就经常派我在学校批判大会上发言，学校为此奖励了我几本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思想史》《简明中国哲学史》等书籍。那时家里穷，不可能有钱买其他的书籍，爱读书的我就把这几本书囫囵吞枣读了许多遍。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初步了解，主要来自这些书籍。中学时代我还从学校图书室读到著名学者杨天石早年写的小册子《王阳明》。这本书我毕业后没有还给学校，1999年我从珠海到深圳工作时它还在。2000年从珠海搬家到深圳后，由于书太多了没地方放，一时糊涂把它当废品卖了，现在想来颇为后悔。那时不可能想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对我后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家兄弟四人中我是老大，我头上还有一个姐姐。姐姐没有读过书。加上父母亲，全家七口人。祖母爹是五保户，自己单独住。那年头我家里算得家大口阔，很穷。那时父母亲不仅常常被外人欺负，而且也被有的亲人看不起。我的文章和讲座常常提到的，大舅走到我家门前和我母亲说话（我母亲排行老二），但不肯应我母亲邀请到屋里坐一下，就是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我从小敏感，懂事早，这些欺负和看不起，都在我心中一笔一笔埋着。我早早就想，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这样下去再这样被人看不起了。当时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于是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学写小说，想通过写作，从农村奔出来（莫言当时的写作水平不一定比我强多少，一笑）。我高中时的老师孙东临先生，就是看了报社退回的我的小说稿，误认为我是抄袭的，在班上点名批评我，我由此才有了亲炙孙东临先生近半个世纪的因缘。这个故事在教育部语文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名师讲语文丛书之《程少堂讲语文》一书中有专章详细记载。1977年恢复高考，湖北省是当年12月6日至8日三天考试。我现在珍藏着我1978年、1979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和高考成绩通知单，但1977年只有准考证，没有成绩单。有可能当时是恢复高考第一年，管理不够规范，只通知了成绩，没有发成绩通知单。但1977年我的高考成绩很差，是肯定的，记得除了语文、政治，其他科目分数很少，数学只考了8分，总分好像不到200分。而且数学这8分怎么得来的，我迄今都不太清楚，因为数学试卷上的题目我发誓我一个也不会做。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5科有3科考及格了，政治60分，语文61.5分，数学有进步，考了11.3分，历史成绩最高，67.5，地理56.7分，总分257分。加试的外语9分（外语当年不算总分）。1978年自然又没考上。不过高中时教过我语文的谢汉斌老师曾鼓励我说：“程少堂语文考及格了不错，今年在校生语文没一个考及格的呢。”1979年我准备继续报考本科，把我高中没有学过的数学中的三角函数，自学得很通（真是很通。因为开始自学时，我觉得三角函数有好多公式，非常难记。后来我学到只记一个公式，就能把其他公式都推导出来的程度）。加上我去高中母校看望孙东临先生时，他给了我一份母校高三年级刚刚考完的高考数学模拟试卷，要我拿回去做。这份试卷上面有一道模拟试题是“证明勾股定义”。当时我本不会证明勾股定义，但我去翻书看书上的证明，而且看得很熟。而1979年湖北省高考数学试卷上，有一道题正是“证明勾股定义”。这样，1979年高考，我5科有4科考及格，政治65分，语文76分，数学45分，历史69分，地理68.3分，总分323.3分。1979年湖北高考文科本科线是300分。即考试一共5科，每科平均及格就可上本科。1979年湖北省高考文科重点线（相当于现在所谓一本线）是310分，我超出重点线13.3分。这是原始分（当时还没有搞标准分）。这个记录我们家几代人都还没有打破呢（一笑）。由于孙东临先生本科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孙东临先生1980年考回吉林大学念公木先生的先秦文学研究生，毕业后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是著名文学家、学者，已退休多年），我就在高考志愿表重点大学一栏填报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还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孙东临先生对我说，考古专业很热门的，难考，不过可以试试。最后这两所学校都没有录取我。当时我是民办教师，按国家关于民办教师参加高考的有关规定，普通院校我报了武汉师范学院（毕业的那一年武汉师范学院改为湖北大学）。上面照片中的那个信封，是1979年我收到的大学入学通知书的信封，信封上的邮戳标明，时间是1979年9月4日。
从上面准考证照片可以看出，三张准考证，只有1979年的准考证上有照片。实际情形是，1978年准考证上的照片，是从1977年的准考证上揭下来的，1979年准考证上的照片，是从1978年的准考证上揭下来的，即三年的准考证都是用的同一张照片。为何这样呢？很简单，就是穷，没有照相的钱。
我连续三年参加高考，这是很需要毅力的。当时的压力很大。我1979年第三次报考时，学校教务主任就在吃饭时拿我开涮说：“程少堂连中三元。”虽然周遭满是嘲讽，但我私下的决心是：三年考不上考四年，四年考不上考五年。当时湖北省是本科、专科、中专一张试卷考试，高考成绩出来后，分别划本科、专科、中专的分数线，根据成绩高低，按本科——专科——中专的顺序录取。我的高中同学和我一样都是农民的孩子，成绩稍好一些的同学，都为了跳出农门求保险，在1977年或1978年报考中专先后离开了农村（有一个同学考上了专科），只有我固执地坚决地要考本科。我坚持不报考专科和中专，这在当时冒了很大风险。虽然我私下打算坚持考五年，但1979年如果考不上，后面就肯定不行了。因为从1980年开始，英语要计入总分。我当时做民办语文教师。1978年，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各初中学校要开设英语课，学校领导就要我兼教本校附设的初中一年级班的英语课。我说我怎么教得了英语啊，我只学过26个字母。上文提到的那位学校教务主任说，你还学过26个字母呢，其他老师连26个字母都没学过，你不教谁教？于是我就被赶鸭子上架，兼教初一年级的英语，一周一节。好在学校领导也不管我教什么，我就把26个字母和国际英标教了半个学期。我这样的英语水平，1979年要是还考不上大学，1980年继续考，外语计算总分，那就只好继续挂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是，连续三年参加高考，大队（即现在的村）都按上级规定派人去给考生做饭（1977年我们大队社会青年连我是两人报考，1978年和1979年我们大队社会青年只有我一个人报考），每次考试时间都是两天半，8餐饭，我每餐饭都吃不进去一点儿东西。吃不下饭，不是不饿，而是当时心理压力太大，内心很急很焦虑，以至于完全没有食欲。因此我当时很瘦，这个从准考证上的照片可以约略看出来。
真是光阴似箭啊，活着活着就老了。回头一顾，从1977年首次参加高考算起，我已经奋斗了整整40年了。实际上，我在上中学时学写小说就已经开始踏上人生的奋斗征途了。这样算来，我的奋斗历程，迄今已有接近半个世纪之久了。
如果我当年不杀开一条血路考大学考出来，我自己的命运就会很可悲。2016年，老家的高中同学举办毕业40周年纪念活动，当年班主任老师亲自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回去参加活动。回去后才知道，当年我们班60几位同学，已有10几位不在了。要是1979年没有考上大学，到今天我即使还活着，人生也很不堪了。如果我1979年不杀开一条血路考出来（包括大学毕业7年后不是又继续考回武汉念研究生），或者换一个意志薄弱的打头处在我的位置做兄长，我们家后面的情形就很难说。不是很难说，是你去求人，别人理都不一定理你。至于考上的是什么学校，虽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几十年工作过好几个单位，周围的同事不乏国内著名大学毕业的，还有留学生，土博士洋博士一大把，但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出有谁的学问做得比我更好，学术贡献与学术影响比我更大。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执著追求与奋斗，我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成就还是有一点的啰。我认为，人要有所成就，一是要有远大理想。二是要有担当。这里的担当，先莫奢谈为国奋斗，先要敢为改变家族命运和面貌而不懈奋斗，先改变家。三是要有为实现这个理想坚韧不拔的毅力与持之以恒的事业激情。四是要有行动，要不断进取。
我是很佩服我自己在近半个世纪漫长的时光中顽强不屈、坚韧不拔、不断进取、激情浇注打造学术江山的奋斗精神的。就这一点而言，我周围的所有人，都不如我，甚而至于大不如我。因此，我向我自己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致敬！
2017/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