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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夜郎自大”成语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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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自大”成语的形成

“夜郎自大”成语的形成

作者:闫平凡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03日 13版)
 

  “夜郎自大”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着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比喻妄自尊大。因为贵州为古夜郎地,所以“夜郎自大”就和贵州联系在了一起。对此,诸多学者,尤其是贵州学者就这一成语的形成展开讨论,并把《史记》所记和“夜郎自大”等同起来。事实上,自明代万历以前,典籍中所记夜郎问题,几乎都是照录《史记》原文,而无“夜郎自大”之称。显然,“夜郎自大”并非司马迁加给贵州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时间出现了这一说法呢?

  “夜郎”与“自大”“妄自尊大”意义相关的最早材料出自王世贞。万历三年(1575)王世贞作《答赵中丞良弼》有“鄙人倘遂信之,得无令人作夜郎王观乎。一笑,一笑”之语。这是以“夜郎王”自嘲。又万历四年(1576)春作《初春偶成自嘲》,诗曰:“一城如斗大,人笑夜郎王。”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国朝诗评》中评论明代一百二十多名诗人,其中有“杨君谦如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汉大”之语。又明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九十四《与马仲良民部书》(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即1613年)记载:“四夷君长,守一隅以奉正朔,亦不敢夜郎问汉大也。”从王世贞和茅元仪的记述来看,“夜郎”和“妄自尊大”意义相关联应该在嘉靖、万历年间就开始形成了。

  “夜郎自大”一词最早见于明安世凤的《墨林快事》一书,其卷七“李后主”条言:“既非奇而铨甄,又非据夜郎自大,而一时佞谀之口,因而嘘之。”此条后记时间为“天启甲子七月晦”,天启四年,即1624年。又《天启实录》卷八十一记天启七年(1627)二月乙巳(初八)蓟辽总督阎鸣泰疏亦用“夜郎自大已久”之语。明戴澳《杜曲集》卷十“书潘嘉客墨谱后”记“能复夜郎自大耶”。其署己巳年,即明崇祯二年,亦即1629年。此时“夜郎自大”为“妄自尊大”的义项已经形成,并被广泛使用。周文郁崇祯十二年(1639)始成书的《边事小纪》卷四《毛大将军纪略》篇有“雄视海外,夜郎自大,信口而谈,罔识忌讳,其迹固有可诛者”之语。可见“夜郎自大”一词在天启年间被广泛使用。

  为什么是在明代嘉靖、万历时候形成“夜郎”与“自大”相联系的说法,以至天启年间有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形式呢?这与当时贵州社会的发展不无关联,其中涉及的原因或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流官的不断进入。明代贵州建省,开始了流官治黔的新时期。明之前,历代中央王朝也在贵州设立郡县,但主要依靠本土民族首领间接管理,中央派到贵州的流官甚少。刘学洙、史继忠《历史的理性思维:大视角看贵州十八题》一书对(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作了统计,结果为“汉至元1600多年,中央入黔的官员有案可查者,从楚庄蹻与汉唐蒙算起,仅仅110人。贵州建省后,明清两代五百数十年,中央入黔的官员大增,县以上的共达2137人”。书中认为,这些客籍流官入黔,带动了贵州本土人才的成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从明正统四年(1439)到崇祯十年(1637)198年间,明代贵州中进士者130人,其中军籍子弟18人,官籍子弟33人。”如上述王世贞,其祖王倬于成化十四年(1478)考取进士,曾任贵州按察司副使。显然,王世贞能用夜郎来描述和自嘲,一方面应该有其祖父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与曾做过贵州提学佥事的吴国伦交往甚厚,对贵州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其次是贵州人才的培养。据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的统计:“贵州以开闱乡试为界,此前的160多年间,只出了30名进士,546名举人。而此后到明末的107年中,就出了107名文武进士,1213名文武举人。举人进士的成倍增加,反映了贵州社会文化的巨大进步。”民国学者杨恩元曾说贵州“人才极盛,实在明中叶以后”。随着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贵州文化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如谢肇淛为杨师孔《秀野堂集》作序言:“吾友杨君愿之,鹊起夜郎,才具横绝一世。”又曰:“夜郎自青莲、龙标过化之后,鸿蒙之气郁勃未宣,历千年而后,得愿之神秀所钟,固非偶然。”因此,夜郎是明代学者借用《史记》的记载对贵州的描述,本无贬义。

  再次是播州之战的影响。播州之战被列为万历三大征之一,首辅申时行从军费开支过大的角度,对“播州之役”提出批评,认为该役使“三省财力耗费以巨亿计”,穷兵殚财,非国家之利。李化龙《平播全书》载《叙助兵饷疏》中提到:“盖汉孰与我大,从古夜郎王之见,固若斯矣。”谭其骧在《播州杨保考》中说:“元明之世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谚,言土司之最巨者,实则田、岑、黄三姓,亦非杨氏之比也。”虽然此时播州未属贵州,但其地和贵州相连,平播后把它分为平越府和遵义府,平越隶贵州,遵义属四川,后在雍正年间亦把遵义改属贵州。显然,此时对播州的描述也是借“夜郎”来指称,用“妄自尊大”来批评杨氏。

  最后是汉语四字格的形式影响。四字格是汉语成语的主要形式,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四字语句经传习而直接演变为成语;二是大量的寓言、历史故事等,被加工提炼成四字格成语。古代的文章写作往往引经据典,使用名言警句来阐述观点、表达感情。出于语言精练、形式谐美的考虑,在引用时往往把典籍中的许多内容和语句改造为四字格成语,如“滥竽充数”“指鹿为马”等。那么“滇自大”与“夜郎自大”之间,最终定型为“夜郎自大”,也应该是和汉语四字格成语形式相关联的。

  (作者:闫平凡,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最后更新[201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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