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重回百年前：旧体诗是怎么失败的

http://www.chinaqking.com 期刊门户-中国期刊网2017/6/22来源:《看历史》文/黄小凡

[导读]你知道鼓吹新诗的胡适，他的旧体诗有多好吗？而当鲁迅说，青年应该“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时，他自己已经埋头读了十年古书。胡适、鲁迅那一批新文学的干将们，其实旧体诗写得非常好。重新回到100年前新诗和旧体诗交战的现场，你会发现：这也许是历史给我们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你知道鼓吹新诗的胡适，他的旧体诗有多好吗？而当鲁迅说，青年应该“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时，他自己已经埋头读了十年古书。胡适、鲁迅那一批新文学的干将们，其实旧体诗写得非常好。重新回到100年前新诗和旧体诗交战的现场，你会发现：这也许是历史给我们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新诗的诞生

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回国前写成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这一年他26岁。

这位26岁的青年，提出文学改良的八点建议，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号角：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观点的核心，一是用白话而弃文言，二是不要用典和对仗，反对旧体诗的心思再明白不过。

中国是诗的国度，每个传统文人都会写诗，但是在那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旧体诗已经日益难以表达新生活、新想法了。其实，在胡适之前，就已经有不少人在想这个问题了。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

白话的主张由来已久，1861年，洪仁玕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了《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这不难理解，洪秀全自己科举考试屡次失利，他内心肯定对文言文是不以为然的。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文，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

文言文遇冷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用文言文写文章实在太难了，只有那些刻苦攻读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才会学习文言文写作，这就把绝大多数人都排除在了文学的大门之外。随着国门开放，中国开始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报刊，而报纸的目标读者，一定是大众，这就要求作者要用普通人能看得懂的语言来写作。可以说，白话文革命势在必行，最后由胡适这位26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生发起最后改革的总攻，也是顺理成章。

要搞白话文学，必须在三个层面发力：小说、散文和诗歌。相比之下，写新诗是最难的。虽然普遍采用章回体，但是中国一直有白话小说的传统。白话散文，看起来也很容易，因为报纸上已经有新文体了，再说“散文”的“散”字，本身就意味着可以随便写，只要按照说话的方式来写文章就行了。诗歌最短，但是诗歌的革命却是最难的：新诗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你们写出来看一看？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牢牢控制了新文化运动话语权的干将们，在此进行了真正的创作实验。胡适本人，也开始写新诗了，《蝴蝶》就成为中国最早的白话诗之一。胡适有很强的使命感，他加快创作进度，1918年底就出版了《尝试集》，这是中國最早的新诗诗集。让我们看一下胡适的大作：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非常幼稚，现在看来只能说是打油诗。但是，胡适虽然采用了白话写诗，也没有使用典故，每一行字的字数却还是一样的。一眼看上去，这还是旧体诗。一个从小写旧体诗的人，要改写新诗，是何等艰难。相比之下，下面这首《梦与诗》，虽然写得也不怎么样，但是却已经有新诗的模样了：

《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直到徐志摩出现之前，中国的新诗不但难以赢得读者，即便是这些诗人自己，也都比较尴尬，在新文学的几种样式中，新诗的进步是最慢的。胡适很有先见之明地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尝试集》，是很有道理的。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新诗都处于尝试之中，但是在这种尝试和探索的过程中，大家倒是达成了共识：旧体诗自己写写玩儿吧，就别拿出来发表了，那样对新文学的发展可不利呢。

“敌人们”

和胡适们比起来，他们的“敌人”分量一点儿都不轻。

“新文化”的敌人们，首推林纾（林琴南）。其实，这个林纾一点都不守旧，他虽然不懂外语，但是在当时却是“翻译”外国文学最多的人。他一生翻译了170多部外国文学著作，最著名的要数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茶花女》）、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其实，林纾是不懂外语的，他要请那些外语好的人，先看一下原著，然后把故事讲给他听，他再用文言把故事重新写一遍。但他的文笔非常好，他翻译的《茶花女》很多人看得痛哭失声。

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一个月后，林纾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予以回应。在文章中，林纾提出“文无所谓古也”，认为“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今译为拉丁文）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这本是寻常的文艺争论，却遭到新派学人轮番嘲讽。

刘半农、胡适在《新青年》反复嘲讽林纾误译，林纾的翻译确实不够忠实原文，随意删改。傅斯年则撰文称，林纾“怕白话文风行了，他那古文的小说卖不动了，因而发生饭碗问题，断不至于发恨拼此残年，反对白话”。轮番轰炸下，林纾终于把持不住，掉入了对手圈套，先后写了《荆生》《妖梦》，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进行人身攻击，把这场争论降低到了互骂的水平。

除了林纾外，另外一个反对新文化的就是辜鸿铭。辜鸿铭的祖籍是福建，他出生在马来西亚，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让他自幼就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据辜鸿铭自己说，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先后读过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的他，有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嘲笑英国人，讽刺美国人没文化。在众人皆呼“打倒传统文化”之际，他成了异类，逆潮流而动，高调宣称“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我们来超拔他们”。他在北大讲课，教英国文学，学生嘲笑他留着辫子，他说：“剪掉头上的辫子很容易，剪掉心中的辫子却很难。”

第三位反对新文化的干将是林亚泉，他是蔡元培的铁哥们。林亚泉16岁中秀才，21岁肄业于崇文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教员。1900年秋到上海，创办中国近代首家私立科技大学——亚泉学馆，培养科技人才。本来醉心于西方文化，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现实惊醒，于是重新审视中国固有之文化，提出用中国传统文化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1918年4月，林亚泉在《东方杂志》发表《迷乱的现代人心》一文，批评那些认为要救济中国，必须依靠西洋文明的人。

如今，重新审视这一批反对者，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并不是什么守旧的人，他们了解西方世界。像辜鸿铭对西方文学的了解，远在胡适等改革派之上，而林亚泉对西方文化不足的观察，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义。林纾反对的是白话，林亚泉反对的是西化，而辜鸿铭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一战期间在德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以说，这一场争论，是不折不扣的混战，与现在人们在网上的骂战很像，站队比“站对”重要，其实真正有耐心看对方在说什么的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