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花已是两眼泪——武汉大学樱花背后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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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撄宁

序

又到了武大樱花盛开的三月，又到了无数游客涌入武大赏樱的时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源自抗战时期的樱花背后有一个凄美的中日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远比抗日神剧更不可思议，一个美丽的日本女人竟然因为爱情和家庭来到武汉帮助中国丈夫抗战。正因为她的努力和牺牲，日本樱花来到武大的历史被见证并记载。但抗战后因为家庭分裂和国共内战，她的生命如同樱花般的凋落。

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这个湮没在历史中70多年的故事被挖掘了出来。又为了让读者体会故事的精彩，我们用历史还原的方法，将故纸堆和黑白照片还原成鲜活的彩色场景，让你似乎能从文字里穿越到过去。

虽然本文很长，但请你一定耐心看完。因为这个故事精彩到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它曾经真实的发生过。

一、武将世家的天才少年（1912-1930）

1912年11月14日，在湖南大庸县（现张家界市永定区）东境岩口汤家坪的一个耕读世家，汤及晨的第二任妻子宋氏生下了第四个儿子汤祖堉。这个家族自先祖南京招勇将军汤忠信迁徙至此已经有六百多年，历朝历代都出过将军。和对家中其他男孩一样，家族的长辈们希望这个孩子也能像当时已经出名的堂哥川军军长汤子模一样，在世局动荡的年代成为报效国家光宗耀祖的武将。这个聪明又勇敢的男孩后来果然没有辜负家族的期望，成为继汤子模之后最有影响力的人，不过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

1919年，在汤祖堉八岁那年，刚满十八岁的二哥汤祖坛在家勤奋苦读，三个月不下阁楼，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湖南军校，轰动了十里八乡。两年后他以第一名成绩从军校毕业后，应堂兄汤子模的邀请，去川军担任警卫连连长。

有一年二哥回家探亲，身穿军装，骑马挎枪，纵横驰骋的英姿让家乡父老骄傲不已，也让年幼的四弟汤祖堉崇拜地五体投地。从此二哥成为他一生的榜样，直到去世。

30年代，英姿飒爽的汤祖坛

汤祖堉上学后，改名汤商皓。他从小聪慧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一直以优异的成绩读完小学、初中，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现为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1925年，汤子模被叛变的部下罗谨光杀害，年仅三十六岁。因此1930年，汤商皓高中毕业后没有去读军校，而是在驻扎武汉的二哥资助下，考上了刚刚建校的国立武汉大学。

在离开家乡前，父亲不幸意外去世。根据父亲的遗愿，在二哥的主持下，刚刚成年的汤商皓娶了与汤家世代通婚的王家一位贤良聪慧的女子——王惠友。新婚后不久，汤商皓就告别新婚妻子赴武汉上大学。没想到，这一别成了他们的永别，更成了两人一生的悲剧。

二、求学珞珈（1930-1934）

193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正处于黄金时期。在首任校长王世杰的领导下，武大高薪聘请起了一批名师来武大任教，并投入巨资修建宏伟的校舍。1929年才成立的武大，短短几年就成为国际水平的知名大学，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进步的标志。

汤商皓在国立武汉大学的毕业照

汤商皓考入武大时，还在原武昌中山大学的东厂口老校区上课。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他还积极参加了武汉的学生反日游行。他大三的时候，二哥干了一件更加惊天动地的事情，差点把命赔上。

1932年，时任武汉警备旅2团1营营长的汤祖坛侦知杀害汤子模的凶手罗觐光由南京开会回来住宿在武汉旅社。国耻家仇顿时涌上心头，当即率领一排战士闯进旅社以搜查为名擒住罗觐光将其押回营中，汤祖坛命令勤务兵胡志将罗觐光就地枪决，为堂兄汤子模报仇雪恨。然后汤祖坛好汉做事好汉当，自行前往武汉警备司令部自首，申请法办。

汤祖坛身为维持全市治安的军官，竟在其管区内徇私杀人，为堂兄报仇的事件霎时轰动武汉三镇。汤家只有还在读书的汤商皓在武汉，他急的没办法，到处奔走求助。有天他想到王校长经常和党政大员交往，于是贸然到王世杰校长的办公室哭着向王校长跪下，请他出面向湖北省夏斗寅省长和中央领导说情，救二哥一命。王校长仁心宽厚，当场被他感动而答应。过几天汤商皓见到夏省长，果然夏省长说王校长和他谈过，让汤商皓安心回去读书。

同时还有国民党元老覃振等纷纷援电营救这位忠义志士，在报界及各界人士声援下，湖北省省长夏斗寅指示军法处从轻处理，汤祖坛被轻判三年徒刑，服刑一年即释放。

同盟会骨干，国民党元老覃振

1933年，汤商皓搬入珞珈山新校区，很快被初具规模的新校区震撼了。这批由美国设计师凯尔斯设计的中西合璧的宫殿式早期建筑，古朴典雅，巍峨壮观。特别是珞珈山上依山傍水修建的十八栋别墅群，通水通电通电话，奢侈无比。从他后来的经历看，汤商皓那时就开始计划怎么回到珞珈山当教师了。

20世纪30年代初期武大校园全景图

在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口都是文盲的年代，能够读得起大学的多为富家子弟，能够考上名牌大学都是社会精英。以当时武大严进严出的教学体制，能从武大毕业的则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班后来出了不少人才，最有名的就是武大著名“哈佛三剑客”之一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汤商皓想直接留校工作，但光凭自己学校的本科学历含金量还不够，必须继续深造。当时中国研究生教育非常缺乏，只能去国外培养。

不过汤商皓早有准备，一毕业就被推荐到南京政府工作。作为汤子模的结拜兄弟，时任司法院副院长的覃振对年轻的汤商皓非常欣赏，很快公费保送他去日本留学深造。

当时南京政府发布的公文中，汤商皓担任蒙藏委员会秘书科员

三、留学日本与日本妻子（1935-1937）

在留学日本期间，日语似乎一点也没有成为汤商皓学习的障碍，其惊人的语言天分开始体现。他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研究部进修，后转修入东京商科大学（现东京一桥大学，享有“日本的哈佛”之称）研究部，学习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从汤商皓后来的经历看，当时的进修相当有成果。

可惜留学经历被战争打断。1937年夏，正当他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七七事变”发生，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他无法继续学业，只拿到了硕士学位。9月份他毅然与中国驻日大使馆人员一起辗转回国。不过和一般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汤商皓除了日本学位，还带回了闻名于世的“特产”——日本妻子。

1935年，汤商皓在东京留学期间寄宿在曾我熏夫妇家中，与他们的养女铃木光子认识并结婚。小两口在日本过了两年甜蜜的生活。1936年生下长子汤原华，1937年生下了次子汤少皓。当汤商皓决定回国时，铃木光子刚刚做完月子，不过还是带着两个孩子和丈夫回国。

日本东京地方政府给汤原华、汤少皓开具的出生证明

当时中日之间交战了多年，但很多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人，不仅以丈夫的家庭为重，而且以丈夫的国家和民族为重。比如郭沫若的妻子佐藤富子，蒋百里的妻子蒋佐梅，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等。不过令所有人都想不到，和这些被中国丈夫改变了命运的日本妻子相反，铃木光子后来改变了丈夫和孩子的命运，还间接地改变了武汉大学的历史。

汤商皓、铃木光子与两个孩子的合影

四、留校与留守（1937-1938）

汤商皓带着家人回国了，并以校友的身份回母校拜访了王星拱校长和杨端六教授。这是他准备多年的见面，因为留日期间，他常以学生身份将研究报告寄给杨端六教授指教。这次会见非常顺利，结果也是他一直期待的——王校长当即聘他做武大的讲师（相当于后来的副教授）。

王星拱校长与杨端六教授

在三年内，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留校目标的汤商皓可谓人生赢家。如果他能在武大任教下去，熬过乐山八年的艰苦岁月，到了1946年复校时才三十四岁，有可能成为武大最年轻的一级教授之一。可惜第二年，他和家人的幸福人生又一次被战争打破了。

1938年2月，由于国土不断沦陷，武大果断停止了从建校起一直持续的校舍建设，决定西迁乐山。同时由于武大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坚固舒适的校舍，除了做校园，还可以修建防空设施，具有一定的军事用途。于是当国民政府2月从南京迁都到武汉领导抗战时，珞珈山很快成为国民政府办公的地区。蒋介石、周恩来等一批国共领袖都在在十八栋别墅区居住过，举行了各种抗战活动。

1938年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珞珈山居所前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

1938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武大操场检阅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成员

日寇为准备攻占武汉，早已进行了无孔不入的情报侦察。他们早就知道国民政府在珞珈山办公，但轰炸武汉时特意不炸武大。王星拱校长心里很有底，蒋介石在武大时日本人都不炸武大，占领以后应该也不会破坏，但谁也不能保证日本人就不破坏。

侵华日军航拍的武汉大学校园

到了1938年10月份，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利用武汉会战争取的时间，以及武汉的航运优势，武大将绝大部分的人员物资都迁往四川。可惜武大最宝贵的校舍搬不走，眼看日寇就要逼近武汉时，王星拱校长为保护这批已经成为国家民族瑰宝的校舍，安排了几个校工留守。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找到汤商皓要他也留守护校。

王星拱校长选择汤商皓，因为他有经商的经验，日语特别好，还有个日本妻子。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校长的判断非常正确，由于这几个关键原因，抗战结束时只有他们两人真正完成了护校任务。

汤商皓去年带着妻儿留校，今年还刚刚生下了女儿汤夏子，绝对没想过会带着他们去当亡国奴，因此再三拒绝。但王星拱校长情辞恳切，说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的校舍就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宝贵的元气。汤商皓最终临危受命，选择答应留守。

在选择的那一刻，他和当年做出义举的二哥一样，为了国家民族，把这自己及妻儿的安危放在一边。

从选择的那一刻起，他不再作为一个普通的讲师，而是作为一个做出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留在武大的校史中。

1938年9月2日，武大撤离前发布的续聘汤商皓公文，现存于武大档案馆

五、沦陷区遇险(1938)

1938年10月，日军接近武汉。根据现在的史料推测，王校长为了更加稳妥，在撤离武汉之前将留守人员分成几支队伍独立活动。其中汤商皓以消费合作社经理（相当于现在的校内百货商场）的身份带领5名校工留守。王校长最后给汤商皓留下手令：“纵武汉沦陷，以保全校舍为目的，不择任何手段”。

《支那事变画报》中日军占领武大的新闻图片，形容“武大豪华至极”

10月底武汉沦陷，汤商皓带着家人和同事迁入了法租界内预先订好的房子。由于当时汉口原有的俄租界在十月革命后收回，英租界在北伐胜利后收回，日租界在抗战爆发后收回，汉口的租界只剩下法租界。当时法国已经战败，投降后的伪政权维希政府与日本结盟，法租界成为武汉唯一安全的区域，于是大量难民涌入法租界避难。

幸好这时的日军已经不再像南京大屠杀时的那样残暴，没有对租界内的民众进行伤害。于是法租界和日军商议，决定逐户搜查，以疏散难民。结果在日军搜查中，汤商皓和同事们全部被日本宪兵逮捕。汤商皓的日语是相当好的，马上说明自己除了守校，没有别的任务。可惜面对连日本人自己都怕的日本宪兵，说什么都没用。

眼看着护校任务才刚刚开始，汤商皓和同事就要全部牺牲了，他们的故事也结束了。不过王校长早就替他们做好了准备，这时铃木光子隆重登场了！她以日本妇女的身份出面营救，很快丈夫和同事都被释放了。

如果说因为铃木光子，汤商皓被王校长改变了命运，那么这次铃木光子直接拯救了他的性命。在以后艰难的七年留守岁月中，铃木光子如同女神一般保护着丈夫和孩子，以及丈夫的同事和他们守护的武大校园。

营救事件以后，受法租界和日军的委托，夫妇两人与红十字会一起协助法日两方将十余万难民疏散完毕。南京大屠杀的悲剧没有在武汉出现，受难的同胞们对他们深表感激。

1938年10月，汉口的难民涌入法租界

一个月以后，武汉的交通和秩序恢复了，而武大果然被日军当做司令部使用。于是汤商皓委托铃木光子通过“武汉治安维持会”协商，看能不能去武大看看。结果铃木光子一出面，日本人不仅同意他们去看，而且还派一名宪兵随行。

六、舌战日寇，以身护校（1939-1945）

在日军攻占武汉前，为了避免因南京大屠杀而激起的巨大国际压力，下令不准破坏武汉的主要建筑和设施，其名单中特别提到武汉大学。日军占领武大后，正逢日本明治节（日本纪念明治天皇的诞辰设立的节日），他们举行了盛大的聚餐和游行以庆祝这特别荣耀的胜利。

1938年11月3日明治节，日军在武大举行聚餐和化妆游行

当汤商皓回到武大时，校内驻扎了一个联队的日本军队，但校舍基本保持原样。汤商皓由日本宪兵领着，在原来王校长的办公室见到了联队长荒原大佐（相当于上校团长）。面对日军的Boss，在日本虽然没拿到博士学位，但带回漂亮老婆的汤商皓毫不怯场，先介绍了随行的同事，再由铃木光子补充说明，然后以三寸不烂之舌，舌战荒原大佐，舍身护校。

和武大现在经济系的学生不同，那时经济系是隶属于法学院的。很快汤商皓向日本鬼子证明当年的法学课一点没有白学，而且辩论水平是国际级的，现在武大辩论水平高是有光荣传统的。

顺着日本美化侵华战争的荒唐说辞，他直接抛出经典的三段论，大意如下：

大前提：你们说日本人是来保护我们中国人和文物的；

小前提：我们武大就是中国的文物；

结论：你们应该保护我们武大；

建议：为了保护武大，你们换地方住吧，别待在武大了。

如果以现在抗日神剧的情节，汤商皓他们上次没挂在日本宪兵那儿，现在肯定挂在日本联队这儿。就算他们能把鬼子撕成两半，但凭他们六个人，把一个团的鬼子都撕光了也回不到法租界。

不过真实的历史往往比虚构的文学都精彩，后面发生的事就是比任何抗日神剧都不可思议。面对曾经留学日本名牌大学的汤商皓，荒原大佐居然像一个学生见教师的态度，热情而谦虚，很快点头同意。他还根据国际法原则，尽可能想办法满足了汤商皓的“合理要求”，大意如下：

根据战争原则，我们可以处理战利品，但武大没留下什么，而且建筑不属于战利品。因此我将把能调走的部队都调走，让没有调走的官兵也会“小心维护”。总之，我们会好好爱护武大的一草一木，请您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要不去其他地方看看？如果我们撤走了，我还会留信让换防的部队也要注意，到时请您再来看看。

汤商皓很满意，很快“道谢”告辞。一行人坐车回去时顺路上看了一下已经成为大兵营的校园，心痛不已。

1939年1月4日，日本高松宫宣仁亲王一行视察占领后的武大

几个月以后，汤商皓听说珞珈山的驻军换防了，于是带着原班人马去“视察”。这支部队的规模比之前的小了很多，校园成为了后勤基地。教室门口还用日文的字样贴有“不能骚扰”。接见汤商皓一行的是个军衔更高的文职武官高桥少将，他对汤商皓的态度比荒原大佐还和善。因此汤商皓没有再使出三段论，两人很快进入畅谈状态，高桥少将一口答应一定好好保护武大。聊到武大优美的风景和校园，激发了高桥少将的乡情。他说武大和日本的日光、箱根地区一样都是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可惜春天到了却没有鲜花。于是他准备从日本运点樱花来，种在武大，“以增情调”。他一时兴起，还带着汤商皓走到文学院前，指了指准备栽樱花的地方。

汤商皓心里很不高兴，毕竟樱花是日本国花，如果种中国的国花梅花多好了。于是建议高桥少将种梅花，说中国特别爱梅花。可惜高桥少将说，樱花树苗好弄到，梅花的树种难弄到，欢迎你们明年来赏樱吧。汤商皓这次没忽悠成功，只好漫不经心地答应。一行人路上又把武大巡视一遍，见没什么变化就回去了。

在汤商皓40多年后的家信中，提及当时武汉到咸宁地区驻扎有三个联队，其旅团司令部驻扎在珞珈山。后经他“劝说”，日军后来将司令部从珞珈山撤出，留下了一个野战医院驻扎，因此武大的校园得以保存。

日军占领武大期间，发行了精美的武大风景彩色明信片

历史毕竟不是小说，精彩又轻松的情节到此结束了。到了1939年冬天，武大留给汤商皓他们的经费用完了。他们一直联系不上迁到乐山的武大，武大也没法把钱汇过来。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两个同事想办法去四川回学校，一个回湖北汉川老家，剩下的一个走不动的老同事留下。至于他自己租下一个小店，让铃木光子向日侨批发部购买日用品再卖出去，由此维持生活，同时每隔几个月再去武大看看。

与有铃木光子保护的汤商皓一行相比，其他留守的校工命运就悲惨多了。我们从后来的史料中发现，当时留守的校工队伍还有2支。

武大学校在西迁乐山时，曾将大量重大且与教学部直接相关的物资，存放在汉口特二区（原英租界）英商新泰堆栈（仓库）内。1940年3月4日，日军派来的海军士兵数人，苦力60多人，载重汽车20余辆，将栈房前后门堵住，尽载所有财务而去，武大存汉物资被洗劫一空。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武大损失图书4万余册，仪器设备价值达40余万元。而负责看守这些物资的校工至今下落不明。

在1941年4月，另一支留守武大的校工，在汉奸的欺骗下，有3人被日本宪兵残忍杀害，另有1人逃脱。那位侥幸逃脱的校工至今不知所踪。

即使有铃木光子保护，汤商皓一行的生活也维持得艰难。1942年，最后一个陪他的老同事也回老家了，而四岁的女儿汤夏子不幸重病去世。汤商皓一家生活又陷入窘迫，幸好有朋友帮忙，他在汉口的中国银行找到一份工作，勉强维持家用。

1945年8月15日，一家人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他们的命运第三次被战争改变了，这次却是悲剧性的急转直下。

七、妈妈的头发（1946-1950）

1945年，武大准备复校武昌时，汤商皓和武大新任校长周鲠生联系上。周校长要他返回武大，但这时因为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急需日语人才与日本洽谈，因此汤商皓受邀去了台湾。

1946年9月，铃木光子作为日侨被遣返回日本，汤商皓托人将她身边最后一个孩子汤少皓送回了湖南老家。离别时，九岁的汤少皓痛哭着抓住妈妈的衣服不放。铃木光子把头发剪了一绺，又从箱子里取出写有汤原华、汤少皓两兄弟生庚八字的纸片交给汤少皓，泣不成声地嘱咐：“皓儿，你回老家后想起了妈妈，就把头发取出来看，见了头发就见了妈妈。”汤少皓在江汉关与母亲生离死别后，乘船途径洞庭湖时，看着夕阳和晚霞，感觉像母亲在凝视自己，不禁嚎嚎大哭。

1946年4月，铃木光子、汤少皓和两个亲戚在汉口中山公园合影

早在1938年，原配王惠友一人在家常年极度孤独，加上汤夏子刚刚出生。经过铃木光子的同意，汤商皓将3岁多长子汤原华托人送回湖南大庸老家交由原配王惠友抚养。出生于书香世家的王惠友将汤原华视为己出，从此母子两人相依为命。

1946年暑假，汤原华在家门闲玩时，忽然见到王母手牵着一个头戴草帽、脚穿皮鞋、衣着新颖的男孩。这男孩一见汤原华便喊哥哥！原来是从汉口回来的弟弟汤少皓。回到家中，弟弟取出生母一缕约尺长的头发和写着兄弟俩的生庚八字的纸片，很悲伤的说：“妈妈讲，上面规定要回日本去，要我回老家同哥哥一起生活，听王妈的话，想妈妈的时候，就看看头发！”有一天汤原华发现弟弟在看头发，王母忙去安慰他：“少皓你不要伤心，妈妈以后要回来的”。弟弟说：“妈妈不会回来！”更加哭得厉害，王母就抱着兄弟俩痛哭一场。哭后王母说：“少皓你以后要看铃木的头发，我们一起看好吗？我以后也剪一束放在一起。”

1950年，县城开始镇压反革命分子，镇上组织群众观看幻灯戏《白毛女》，兄弟俩也陪同大人们去看。汤少皓看了说：“汉口放映的电影比幻灯几百个好看，电影里的人和真人一样，能动能说话。”一位工作人员当场训斥他，从此兄弟俩再也不敢来了。过了几天，有20多人挑着箩筐来到他们家门口，母子三人没敢多言就出去到隔壁亲戚家坐下。汤少皓想出去看看，但被一个民兵拦住了。

几个小时以后，民兵说：“你们可以回去了”。他们回家一看，才发现家被抄了，除了一点衣服和粮食，其他一无所有。汤少皓还发现妈妈的头发和箱子衣服一起被拿走了，哭成了泪人，大叫不停：“妈妈的头发不见了！我要头发，我要妈妈的头发”。母子三人也一起大哭起来。

直到30年后，兄弟俩才知道生母早已去世的消息。1946年，铃木光子在汉口和汤少皓离别时已经预感是永别，才忍泪剪下头发留给兄弟俩。1947年3月，在一个樱花盛开又凋零的日子，失去了丈夫、孩子的铃木光子回到日本东京后不到一年就忧郁而终，年仅三十四岁。

铃木光子的灵牌

八、樱花在武大的重生（1945-1947）

1945年10月，武大从乐山派人到武汉接受校产。11月5日，周鲠生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对全校师生说：“辛树帜及陶因两位先生也曾经来电报告，校舍大部分完好，水电也尚在。我们的武汉校舍，经过八年抗战中的沦陷，而得如此保全，的确是最可欣幸的一件事。”

1946年10月，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武大师生终于从乐山迁回珞珈山，复校武昌。

1947年，也就在铃木光子逝世的那个3月，武大迎来复校后的第一个春天。当校园里的草木开始迎接春天，师生们惊讶地发现，老斋舍前面多了28株日本樱花，还开出谈谈的白色花朵。对这些侵略者留下的遗物，不少人主张砍掉。但在曾经留学日本的生物系主任张珽教授的主张下，这批樱花作为日本侵华的历史见证和中国抗战胜利的战利品最终保留了下来。

从此这批因战争遗留在武大的东京樱花，像珍珠的种子一般留在这座有深厚人文底蕴的百年学府中。而她和她的后代们用无比璀璨的浪漫和美丽在武大从此开启了另一段不可思议的传奇，直到今天。

1947年，武大老斋舍前的樱花

九、守望珞珈四十年（1945-1997）

1946年，台湾省发布的职员录，汤子炳担任秘书处专员

1945年，汤商皓去了台湾以后，改名汤子炳，担任台湾省省长陈仪的主任秘书，参加了台湾受降仪式。1946年，根据日本投降时移交的文献，他主持编写了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本台湾正史《台湾史纲》，代表国家重新确立了台湾与大陆自古以来血肉相连的历史。这也是自连横（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编撰《台湾通史》25年后又一本台湾正史。

汤子炳编写的1946年版《台湾史纲》

这时汤子炳已经和武大没有直接的关系，又变回了武大校友的身份，但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的护校任务已经结束，可报告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完成。

1964年，在台湾的武大校友们成立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在成立大会上，汤子炳向校友们报告了护校的经过，在场无不感动。老校长王世杰和总务长熊国藻等老师当面安慰他，百余名校友鼓掌鼓励。

1949年9月，时任国民党第91军少将参谋长的二哥汤祖坛，随同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在甘肃酒泉起义。受此影响，汤子炳60年代以后离开政界，先后在台湾中兴大学、淡江大学任教，著有《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等多部教材。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后去美国定居。

1985年5月初，汤子炳从美国洛杉矶坐飞机回湖南老家张家界扫墓，次子汤少皓举家到上海虹桥机场迎接。父子骨肉分离几十年以后终于相见，两人老泪纵横，抱头大哭。长子汤原华和二哥汤祖坛带家人则等候于长沙火车站。汤子炳见到二哥二嫂，垂泪下跪行大礼，汤原华夫妇和汤少皓夫妇也流着热泪，长跪不起。

回到家乡，汤子炳首先祭拜了父母的墓地。面对他题写的“锥心文革殃枯骨，泣血华碑慰先灵”碑联，泪眼模糊，焚香跪拜。然后去原配夫人王惠友墓前祭奠，他老泪纵横，低声说：“惠友，我对不起你。”同行亲友无不悲怆。

5月25日下午，在老同学华中工学院张培刚教授和武汉大学黄永轼教授的邀请下，七十二岁的汤子炳回到阔别四十年的武汉大学。他看到母校的巨大变化，以及欣欣向荣，绿叶成荫的樱花不胜感慨。

1985年，汤子炳与同学张培刚、黄永轼在黄鹤楼前合影

对他而言，当年的铃木光子、同事、日寇都不在了，王星拱校长也不在了，他也没有报告的对象了。但武汉大学还在，当年的任务还未真正完成。他在抗战时经历的珍贵记忆，有责任和义务为后人保留下来。

于是在校友总会刘以刚老师的建议下，数月以后，汤子炳在美国写下了3000余字的《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寄给校友总会，成为至今唯一一篇关于武大抗战留守和樱花起源的珍贵史料。

整理现在的史料发现，在奉王星拱校长命令留守武大十余名校工中，有3人遇害，其余人至今下落不明。只有汤商皓一人真正完成护校任务，并回到武大报告了留守经过。

自此，在心中守望了珞珈整整四十年以后，他终于完成了王星拱校长当年委托的重任。

80年代武大樱花盛开的美景

汤子炳晚年一直从事两岸交流和侨务工作，受刘道玉校长委托组建了武大美国加州校友会，并担任会长一职。

1987年，他将《台湾史纲》增补了部分内容，委托张培刚教授的妻妹谭冰心改写成白话文在大陆出版。

1997年2月20日，他组织加州上万人华侨欢迎哈尔滨号驱逐舰访问美国圣地亚哥港。

1997年，汤子炳在哈尔滨号军舰与政委夏克伟合影

1997年11月2日汤子炳因患肺癌病故，享年八十六岁，由台湾退休的汪子清将军主持公祭。, 吊唁的侨胞和美国各届友人络绎不绝，送花圈挽帐者排成长龙。出殡之日，车辆塞途，交警维护，绵延数里。

1997年，汤子炳在洛杉矶的葬礼

十、父亲的选择和无法选择的父亲（2015）

2015年五一期间，经过多方联络，我终于在张家界见到了七十九岁汤原华老先生。他长得很像母亲，但两岁就离开日本，三岁就离开父母，现在身上已经没有一点关于日本的痕迹。

2015年，汤原华先生在家中书房

当他拿出父母的照片，以及80年代在日本的舅舅姨妈寄来的家信，我才真的确信汤商皓和铃木光子不是文献里虚构的角色，而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开始他以为我是和刘以刚老师一样年龄的退休教师，没想到却是一个年轻人。于是他一直对我的来访很不能理解，因为即使他的孩子们，提及这历史十分伤感并不愿多提。

80年代，在日本的姨妈铃木时子和她寄来的小礼物

于是我告诉他，他父母当年的历史是一个无比精彩的故事。一个留日归来的青年教师，和自己的日本妻子，在校长的恳切要求下，在武汉沦陷的七年中完成不可思议的护校任务，还见证了武大樱花的来历。故事的结局却是凄美而令人回味。特别是铃木光子，她因为对丈夫、对孩子的爱，创造了一个战争中的奇迹。如果不是她，汤商皓和同事早就被日本宪兵杀害了，后面的故事和历史都不会发生。她是武大抗战史中最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我要把她的故事用真实而鲜活的方法写出来，还与她一个历史的公道。

汤老先生对他的历史悲剧不愿提及，不过我对他母亲的尊重打动了他，他将自己整理几十年的资料全部给我阅读和翻拍。

2015年，汤原华先生在家中与作者的合影

当我仔细阅读完汤原华先生的回忆录《我的大半生》，我才知道他父亲当年的选择让他付出多么大的代价。1950年母亲留下的头发被烧毁后不久，养母因为海外关系，被批斗后投河自杀。从十四岁起自己和弟弟孤苦伶仃长大，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父亲，日本人的母亲，他在各种政治运动都遭受了冲击。1979年，在做了二十多年的砖瓦厂的工人后，他终于恢复了公职。与在美国的父亲联系上后，又因为父母的原因，1986年他调任大庸县侨联办工作，1994年恢复干部身份，2001年以科级干部级别退休。

终于我能理解他的感受，由于他父亲的选择，一个美满的家庭，因为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家庭分裂，导致他和弟弟一生的苦难。即使快到了耄耋之年，想起自己的两位母亲，他也忍不住伤感。

完成几天紧张的采访后，我祭拜了汤商皓在家乡的衣冠冢，用一张开满樱花的武汉大学地图表达一个普通校友对他无法言语的感激。

汤商皓在故乡的衣冠冢

在那几天，我成了他家以外对他父母最了解的人。

谈起过去，如果1942年他的妹妹汤夏子没有早逝，1946年他母亲遣返回日本时应该可以带着一起走。有个孩子在身边，他母亲就不会三十多岁就郁郁而终。1985年时，他的父亲、母亲、妹妹可以一起在老家相聚，那该有多好。

如果1945年他父亲知道国共内战会以中共的胜利而结束，他去台湾时可以把他们两兄弟一起带去。50年代在台湾，他和弟弟应该有机会读大学。

如果1950年他的养母没有想不开，他和弟弟能够读完高中，后来的生活也不会没人照顾。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最后与他告别时，我终于忍不住问他：“您是怎么看您父亲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父亲是无法选择的。”

1996年，汤原华与父亲汤子炳在张家界黄石寨合影

十一、后记及感谢

再精彩的故事也有结束的时候，汤商皓和铃木光子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不过这个故事还有更精彩的情节淹没在史料中尚待挖掘。自从2016年3月，本文以《武汉大学樱花背后不可思议的故事》为标题发表以后，我得到很多朋友和读者的支持和鼓励。还有很多人都被这个故事感动，希望我尽快能将这个故事写成小说，拍成电影。不过我以尊重事实，还原历史的原则，决定先收集全汤商皓和铃木光子的史料。虽然他们的资料散落在武汉、南京、东京、台北等地，收集工作非常困难，但借助汤商皓的家人，和武汉大学以及校友的力量，我相信能在几年内一定完成这项工作。

同时作为一个珞珈山上出生，樱花树下长大的孩子，我从小听着父辈们讲武大的故事成长。关于武大的樱花和校史还有很多其他精彩的故事，我将会陆续写出，请大家继续关注龙门（longmen518）微信公众号。

在此感谢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各位领导、专家和朋友们，名单如下：

武汉大学资深老校友，武大元老皮宗石之子：皮公亮先生；

汤商皓、铃木光子夫妇的长子：汤原华先生；

汤商皓、铃木光子夫妇的次子：汤少皓先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人文资深教授：冯天喻教授；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胡德坤教授；

武汉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张发林先生；

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专家：涂上彪教授；

武汉大学档案馆原馆长、校史专家：徐正榜教授；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校史专家：李工真教授；

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武大校友通讯》原主编、校史专家：刘以刚教授；

武汉大学广东研究院院长、深圳校友会秘书长：方国威博士；

武汉大学深圳校友会秘书处：钟晓宇；

武汉大学深圳校友、龙门（longmen518）创始人：李映宏先生；

剑桥大学康河计划负责人、国王学院终生院士：艾伦·麦克法伦教授；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康河计划研究员：王子岚博士；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吴蔚博士；

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刘姝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