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2年9月进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化系，到1991年5月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前后九年。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夏志清先生一直是我的指导教授。从那以后到现在又过去九年了，我和夏老师还保持着书信往来，寒暑假我去美国，也总会去看他，请他和师母吃一顿饭。
从我这一面看，夏老师无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老师。九年差不多占去我全部求学生涯的三分之一，十八年则又差不多占去我过往时光的三分之一，这样的老师你生命中很难有第二个。从夏老师那一面看，我自然无法知道他的感觉，他比我年长二十多岁，友朋遍天下，慕名仰望他的人很多，他一生教出来的博士就有十三个，那么，我在他生命中的份量不可能像他在我的生命中一样，这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名人多寂寞。名学者尤其寂寞。慕名者慕的是名，并非人；以文会友，又往往会的是文，而非友。所以一个学者，一个教授，生命中真正实在的往往是同自己学生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尤其如此。中国士大夫自古讲“在三”(事父、事师、事君)之义，民间也有“天地君亲师”的传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是中国人的习语，至今也还有人提起。虽然奉行者是凤毛麟角，但有此一说与无此一说到底是不同的。夏老师一生教了十几个博士，洋人居多，其中不乏已成为名教授的，但一直往来密切的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以我在纽约时所见到的，我总觉得夏老师其实很寂寞。我老是记得，在秋冬黄昏时分，在哥大校园附近的街道上，常见他头戴一顶软帽，颈上围一条厚厚的羊毛巾，身着黑色短外套，手上提着一袋蔬果，微微偏斜着身子，迈着急急的碎步，头也不抬踽踽独行于萧瑟的寒风中。有时我离他很远，或在街道的另一边，不便打招呼，我便停下来，静静地看他走过去，消失在远处。这时候心中满满溢着的总是两个字：寂寞。
夏老师在公众场合喜欢说笑，尤其喜欢跟女孩子们开玩笑，这几乎是所有认识夏老师的人的共同印象。他那带着浓重的苏州口音的国语，杂着高分贝的英语，时时爆出一串大笑，飞过party，飞过饭桌，飞过人群，诙谐百出，洋溢着智慧，洋溢着生命力。然而奇怪地，我每每在他喧哗而夸张的笑语中，感觉到一种隐藏在背后的深深的寂寞。他的无拘无束，没有忌讳，我总觉得像一个面具，把一个内向、害羞、不善社交的紧张敏感的灵魂掩盖起来。人群中，他的话总是滔滔不绝，迅速地、毫无预兆地从一个subject跳向另一个subject，让人难以追踪。你有时甚至觉得它没有逻辑，但不久就发现大半倒是自己的迟钝，而并非对方的混乱。你也许有点尴尬，但更多的是惊佩。我常常听到他在课堂讲了一个笑话，而底下居然没有反应时，他惊奇而悲哀地问：“你们为什么不笑?”
夏老师是耶鲁的英美文学博士，而让他饮誉学界的却是《中国现代小说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和《中国古典小说》（Classical Chinese Novels），以这样的学问要在美国找到几个知音，自然是不容易的。有一次我陪夏老师去送在史丹福大学任教、其时正来哥大演讲的刘若愚先生回去。火车尚未到，我们在车站里的cafe小饮，刘先生在微醺中大发牢骚，抱怨美国那些教中国文学的同行们的浅薄与不通：中国人的英文不通，美国人的中文不通。在刘先生的愤世嫉俗中，我也感到他深深的寂寞与悲哀。刘先生不久就去世了，夏老师特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东夏与西刘＞，登在纽约的《世界日报》的副刊上，那篇文章的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但是我敢说，最能体会与同情刘先生的寂寞与悲哀的，舍夏老师外，怕没有第二人吧。
夏老师在曼哈顿西一一五街的家，我去过很多次，每次留给我的印象都是五个字：凌乱的书堆。桌上、沙发上、茶几上、书架上，到处是横堆竖叠的中英文书籍、报纸、杂志、学生的论文，要找到一块放茶杯的地方都不容易。后来他搬了新家，在西一一三街，特地沿墙装订了一排排的搁板来安顿他那些拥挤的、混血的臣民。他得意地指着搁板对我说：“唐翼明，我花了五千美金做的这些书架，你看，很扎实！”想象他一个人深夜埋首在那些书堆中－他喜欢工作至凌晨二、三时才睡觉，孜孜矻矻、跋前涉后，应该会邂逅许多古今中西的贤哲吧，应该与他们谈得很愉快、很充实吧。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在他的话里感到的还是寂寞。
〝Professor C. T.Hsia〞，在美国汉学界，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圈中，可说是无人不晓，它同“祖师爷”、“最高权威”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至于在中国人的文学研究者与爱好者中，台湾自不必说，就是大陆，“夏志清”三个字也是人人皆知的。我常常想，像夏老师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人，为什么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竟然是寂寞呢？或许寂寞只是我自己当时心境的投射？在纽约的几年，我不是没有欢快热闹的日子，除了读书，我也交了不少朋友，也参加侨社的活动，做过一家中文报纸的主笔，组织过一个文学社，举办过书法展览。在一次偶然性的事件中，我还莫名其妙地成了纽约地区留学生中的头面人物，上过美国的电视和报纸。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心境的基调其实是寂寞。一种远离主流、远离中心、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文化“边缘人”（Marginal men）的寂寞。这种寂寞是促使我后来决定离开美国到台湾任教的重要原因之一。夏老师有没有这种“边缘人”的感觉，我没有问过他，但我记得有一次同余英时先生谈起这种感觉，余先生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边缘人。”那么，夏老师大概也不能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