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一个教育科研方面的会议。会议上，有领导讲，做教育科研课题，要提倡两个“冲着”，即一要冲着实践，二要冲着奖项。
这种两个“冲着”的观点，我认为都是可以商榷的。
18年前，我通过全国招聘考试来到深圳市教研室工作，给单位做的第一个学术报告是《教研员要学者化》（这个讲座整理稿发表后，收录在2006年出版的《程少堂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之中）。在这个学术报告中，我明确提出我的工作目标是追求“做一个理论型的实干家”或“实干型的理论家”；我的基本工作思路是：“教研工作课题化，课题研究教研化。”我不光这样说了，而且我用18年可算是相当漫长的时间，坚持不懈地进行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坚持知行结合，道器纵横，18年开发主讲了19堂全市性语文味教学大型公开课，坚持用公开课的形式将自己的语文味教学理论现实化，坚持理论与实践湘濡并进，捆绑提升，终于在创立一种新的教学语言——语文味教学法和语文味教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创立了一个新的教学流派——语文味教学流派，使语文味这个当年的星星之火，演变成今天的烈烈燎原之势。因此我比有些人更有资格谈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先说做教育科研课题要不要“冲着”实践的问题。
首先，说教育科研要冲着实践，即理论要联系实际，这个没有错，但仅此一句并不全面，还有另一句话要说，即理论有时必须脱离实际。若理论不能脱离哪怕是富集教学智慧与创造性的教学实践（有些实践还不是富集教学智慧与创造性的教学实践），不能从这些哪怕是富集教学智慧与创造性的教学实践中萃取出教学思想之菁华，也就是不能脱离它所来自的具体实际问题而“飞升”即进入逻辑抽象，进而形成自己的体系，在此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矛盾运动，那是没用的，那实际上是不能叫理论的，只能算是经验，或者是实验的记录。而经验，不仅人类有，其他高等动物也可以有。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其他动物只有经验或本能，没有脱离实际的理论与理论思维，只有人类有脱离实际的理论与理论思维。因此好的教育科研，根源虽来自于教育实际，但到一定时候又必须要科学地脱离教育实际。我们通常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是就一般原则而言，是就长远而言。从长远来说，理论的现实化是理论的最好归宿之一，正如出鞘才是好剑。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并非是说所有理论一定要能联系实际，更不是说所有理论马上都要能联系实际。人类社会的思想、学术发展史证明，有一些理论从未在实践中现实化，但这些理论有些是很有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其中有一些甚至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有一些理论虽然后来被现实化了，但相当一部分是在理论提出很久以后的事。自然科学中有许多这样的基础理论，当时提出时是完全看不到有任何应用价值的，但过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人们逐步发现其应用价值，甚至发现有的应用价值前景非常广阔。而有一些理论，其价值并不在理论联系实际，而在理论联系理论，其功能在发展人的理论思维。当然，理论联系理论，其实也是一种特殊意义的联系实际，即联系理论实际。比如关于数的本质、美的本质、语言的本质等理论，某种意义上说，其作用只是一种理论的归纳或推演，很难甚至也没有必要将其操作化。
众所周知，理论既可以给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启迪，也可以给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启迪，就是说有些理论的价值在于给人以思想的启迪，而不是具体教给人如何去做。就教育理论而言，其导向的是反思，而不是行动。虽然教育理论研究的前提和目的都是为了教育实践，但教育理论并不能直接指导教育实践，教育理论也不等同于教育实践。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有许多中介环节，还有一些社会条件需要具备。比如如果你是教研员，你在学术上有研究有贡献，你克服困难，通过长期坚持讲公开课来将自己提出的教育教学理论现实化，但你的领导动不动就在大会讲什么“教研员的工作要离自己的研究远一点”，你说你怎样去联系实际？因此在中国，理论联系实际要克服的主要困难，首先是胸怀不够的领导明里暗里有意设置的种种障碍。另外，在教育科学领域，有些教育理论能够联系实际，联系实际能使这些理论的价值增值和扩大化。但不能反过来说，凡是能联系实际的理论都是好理论。人类的实践逻辑不等同于理论逻辑。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有些学者的说法——理论是实践的反义词而不是同义词。
教育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是双向的、相互的。例如仅就教研员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这两类人来说，既要强调搞教育教学研究的教研员，自身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和执行力要强，也要强调教育系统的行政领导利用行政权力的影响力，引导、鼓励一线教师的实践联系理论。因为众所周知，在中国，有没有行政权力的影响力，办事的效率、效果是大不一样的。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的以下观点，即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的领导，如果真是有水平，真是正派，真是出于公心，真是有点胸怀，就应尽力帮助有学术贡献的教研员将自己的有创意的教育教学理论成果转化为教育实践，至少是不要常常企图阻遏甚至打击这种转化。教育系统的领导，不能一时在大会讲什么“教研员的工作要离自己的研究远一点”，企图故意阻遏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和教育实践相结合，一时又讲什么“做课题要冲着实践”。只有胸怀坦荡，真诚相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互动循环机制，才能使教育理论和实际保持充分的活力，促进理论与实际工作的协同进步。
我认为，教育科研成果最好的形态是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即理论上既能“顶天”（有创新、有突破），实践上又能“立地”（能转化为操作性强的教育实践技术）。这是教育科研成果最理想的状态，也是中国教育科研最稀缺的一种状态。教育科研成果要做到“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统一，做到“顶天”与“立地”的统一，一个重要前提是，先要力争做有出真正有创新意义、有领导性的基础研究成果来，而后谈基础研究的成果如何转化为应用和操作性研究的问题，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才会层次更高，意义更大，才是真正追求一流的做派。不然，仅仅靠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改头换面包装一下作为“成果”，哪怕混了一个“国家级”成果奖，但你以为你能骗谁呢？骗得了一时的荣誉，骗不了有火眼金睛的学术历史。我们回头看看，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教育界曾有多少教育科研成果获得了这大奖那大奖，但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有几个成果经得住了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
理论联系实际也不能太急功近利。不能将理论联系实际庸俗化。不科学地形而上学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有时不仅不会提升理论的价值，不仅不能扩大理论的影响，反而会糟蹋理论本身。即使是逻辑上科学的理论，如果急功近利地联系实际，有时甚至给实践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同时也会糟蹋理论自身的形象。典型的例子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中国从上到下要求“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实际，早上要联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早请示”，晚上要联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晚汇报”；农民过桥，有人拦着要先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才让过（文革期间，有一次我父亲从我四姨妈家里回来要过一座桥，红卫兵拦住他，要他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才让过桥。我父亲是文盲，不会背，红卫兵整整一上午硬是不让他过桥）；年轻人结婚，新郎新娘要先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才能进洞房（我们有什么资格嘲笑今天的朝鲜啊）。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象与发展不利。谈教育理论联系实际，也应避免堕入这种自设的陷阱。
再说做教育科研课题要不要冲着奖项（比如市级、省级、国家级奖等等）的问题。我认为，不宜提倡冲着奖项做科研。理由有三。
首先，倡导冲着奖项搞科研的出发点不是很好。根据每年诺贝尔奖公布后的报道可知，获奖的科学家通常的感觉大都是“意外”甚至“震惊”。这说明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会获奖。国内科学技术大奖获得者也多有这样的陈述。曾先后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中国物理学会叶企孙物理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鼎盛先生说，不要抱“冲刺诺贝尔奖”的想法搞科研。自从进入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以来，科研一直被王鼎盛放在第一位，“至于那些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研究成果能否获奖、能否当选院士、收入多少、个人知名度高低等问题，他从来都不太关心。”他再三强调，搞科研这条路很枯燥乏味，也很辛苦，贵在坚持和专一。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向所有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年轻人建议，“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抱着类似于‘冲刺诺贝尔奖’的想法来搞科研，不要期望别人能给予你多少喝彩，更不要指望专业知识在一夜间就转化为物质财富。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有可能长期坐‘冷板凳’，所以千万要耐得住寂寞。”（网易新闻2016-03-10， 来源: 重庆日报）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晶能光电联合创始人、南昌大学副校长江风益教授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自己“搞科研从未以获奖为目的”。（中国江西网-江南都市报 2016-01-09）可见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的科学家，没有几个是冲着获奖去做的。倡导冲着奖项做科研，会导致做课题的人过分功利化，甚至追名逐利，出现学术腐败。当然，我并不反对做科研以及做其他事情的人抱有一定的功利目标，我反对的只是用过分功利化的心态去做科研。因为过分功利化不利于出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并且隐藏着学术腐败的可能性。另外冲着奖项去做科研也比较累心。
其次，中国当下的各种评奖文化、评奖机制很不健全。众所周知，在中国当下，显规则往往不太起作用，潜规则往往很起作用。表现在各种评奖中，即不是坚持按学术原则和学术标准真实评价学者和科研成果的贡献，而是根据利益关系、人际关系作抉择。在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荣誉与影响，大而言之可分为官方和社会（民间）两大类。一般规律是，获得官方性荣誉靠人际，获得社会性荣誉靠实力。凡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人们大体都会承认，当下中国各种体制内的评奖可以说是腐败的温床，评出的各种奖项相当多不是科研成果实际价值的反应，而是权利与人际关系在背后博弈的结果。更有人说中国的评奖就是权利与关系的一种分赃机制。因此你会常常看到，有些根本就不是做学问的人，但他就是本事大，什么样的垃圾课题都可以搞到省级、国家级课题立项，甚至省级、国家级大奖也都很轻易地一一收入囊中。但一些真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却难以被体制承认。据媒体报道，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曾多次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时还是卫生部推荐，但都没有成功，原因之一是说话太直的“性格”，在院士评审中不受欢迎。以美国名大学教授身份从美国应聘回国的北京大学饶毅教授，是国际著名生物学家，由于他回国后对中国科技界不良现状进行了猛烈批评，在中国科学院评院士时第一轮就遭淘汰。类似屠呦呦、饶毅等人这样有重大学术贡献却没有评上院士者，在国内并非个例。在中国当下，“吃香”的是那些善于搞人际关系，讨好领导者。这是一种不好的导向，会引导学者不安心学术研究，而去做一些追名逐利的事情。在这种评奖文化、评奖机制的诱导下，中国教育界当然也不能独善其身，中国教育科学领域的各种体制内奖项，包括那些所谓国家级奖项，如果不能说评出的获奖成果100%是垃圾，我敢以一个学者的学识与人格担保，这些获奖成果99%是垃圾。而做真学问，是要有一点“精英”或“贵族”情怀的，要有不屑与学术“暴发户”、不学无术者、涉嫌学术腐败者或拉帮结派者为伍的气魄。目前的中国教育界，不少人是打着教育科研的旗号，行抢课题、抢资源、抢职称、抢名誉之实。真正为了做出一点学术贡献来做学问的人，那就太少了。
总之，中国当下的各种评奖机制，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回答就是：你懂的！在利益交换、权钱交换、伪币驱逐良币生生不息的文化氛围之中，再倡导冲着奖项搞教育科研，会进一步毒化学术空气，毁坏教育科研的本来就不健康的根基。
第三，我个人的科研实践经历告诉我，真正有价值有生命力的教育科研成果，要用十年乃至二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去做才有可能诞生，而且最终要靠社会承认，绝不能靠获得什么奖项。
1999年，我以大学教育学副教授身份，通过全国招聘考试应聘到深圳市教学研究室工作后，就开始深入思考语文教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至2001年上半年，我正式提出语文味学术概念和理念，并展开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2002年，我将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课题申报深圳市教育科研重点课题的立项。那时，我们单位深圳市教学研究室和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规划办公室在同一栋楼办公。当时的深圳市教育科研成果办公室某负责人（是我老乡、大学校友）从他办公的二楼专程到三楼我的办公室，要我把课题标题中的“语文味”三个字换掉。他说评委认为“语文味”三个字太通俗，没有学术价值，把这三个字换了，就可以给我的课题立项。我当即毫不犹豫地说，我不要你们的经费和立项，“语文味”三个字不能改，我这个课题的价值就在“语文味”这三个字。我还说你们评委中肯定没有中文系毕业的，要是有中文系毕业的，难道不知道“味”和“滋味”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吗？我书架上有好几本以“味”“滋味”为书名的专著。我当然不会改掉“语文味”三个字，他们也自然就没有给我的课题立项。后来我也不再申报立项了，不和他们玩儿了。我自己和自己玩儿。尽管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搞了七八年左右就在中国语文界产生广泛影响，但语文味研究前十年没有得到过官方一分钱的经费支助，我都是靠自己拿钱和少数朋友赞助做语文味网站，做语文味课题的其他事情。深圳市教育科研成果奖评了几届，有几次我也报了，但要么不给你评，要么像故意侮辱你一样给你一个三等奖。我当然不会要这个三等奖。而凡是外请专家来评审，语文味理论与实践课题都是得分很靠前的。比如2011年深圳市举行首批教育科研专家工作室评审，这次的评审专家都是从国内各大研究机构（包括中国教科院）、大学请来的名牌专家，通过评审，程少堂语文味工作室荣获总分第一名。几年前，教育部举办第一次基础教育国家级成果奖，我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课题没有申报。事后单位领导特地问我，语文味怎么不申报国家基础教育成果奖？不仅要报，而且应该冲着一等奖报。我说不报了，我给中国语文教育史报一个奖。
青山遮不住，浩荡东流去。经过19个年头相当漫长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语文味从当年的星星之火，终于演变成燎原之势，其影响深广的程度，是我当年开始研究语文味时做梦也不敢想象的。我个人也因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深广影响入选四川师范大学《当代十大名师研究》课程，成为大学教科书级别的研究对象；全国高校已诞生数十篇以我和我的语文味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例如湖南师范大学最近几年连续诞生三篇研究我和我的语文味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华师范大学（原四川师范学院）2016届全日制研究生两位同年级同学的硕士学位论文，都以研究我为题目（参见《程少堂：兄弟我只是一个小学者，但也不是太小喽》）。这些硕士学位论文中，最重要的是东北师范大学张岩的近30万字的长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语文教育思想研究》，作为我国首部研究在职语文教师的语文教育思想之学术专著，2013年在北京正式出版。此书的出版，让我的人生从“读书—教书—写书”，一跃演变为“被别人写成书”。这些都是非官方的社会性荣誉，我把它们的从天而降，看作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情，我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今后有机会申报奖项，语文味课题也许会报，但获奖可能性小。因为在中国教育界（当然包括中国语文界），对评奖有话语权的人，不少人要么不了解、不理解语文味教学理论的深广影响和历史价值，要么不想了解，或者虽然了解但内心不想承认语文味教学理论的深广影响和历史价值，更多的是眼红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深广影响和历史价值。当你一个人胜过千军万马的时候，你让他们怎么给你评奖啊？
只有语文本身才配给我评奖。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三十年五十年后再看，谁的课题还在，谁的课题能进入学术史。这个你说了自然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时间与历史说了算。
前几天我在家里书架上翻出几个杜甫诗选本翻看，其中有介绍杜甫的文字说，杜甫在世时没有得到应有承认。其实和杜甫同时代的另一个伟大诗人李白得到真正承认也是后来的事。杜甫写过不少饱含深情地称赞李白的诗歌，其中还有为李白不被承认打抱不平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千古名句，是说李白身前寂寞，但生后是千秋万岁名。这说明杜甫写这首诗时李白还没有得到广泛承认。被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的《史记》之作者司马迁，被承认也是他去世很多年以后的事。屈原今天的形象，是直到南宋时期才被确立的，以前的正史对屈原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的。因此，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可以说是对真正的文化人、有贡献的学者之命运的真实写照与一般规律的深刻揭示。
著名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歌《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收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全诗如下：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
这篇随笔结尾，我模仿臧克家的名诗《有的人》，也胡诌几句：
有的主持人活着
他的课题已经死了
有的课题主持人死了
他的课题还活着
有些死去的课题身上负奖累累
它是被过多的奖项压死的
有些课题生命之树常青
因为它们是纯粹追求学问的结晶而无奖一身轻
胡诌得还马马虎虎吧？来，请全班同学站起来，和程老师一起放声齐诵——
有的主持人活着
他的课题已经死了
有的课题主持人死了
他的课题还活着
有些死去的课题身上负奖累累
它是被过多的奖项压死的
有些课题生命之树常青
因为它们是纯粹追求学问的结晶而无奖一身轻
我们历史上见！
2017/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