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有境界，学术贡献有大小。
高可以到，一个人不做某项工作，某个领域就不能诞生，某个问题就不能解决；
一个人不做某项工作，领域的诞生延迟、问题的解决延迟；
在一个领域已经建立、问题已经解决后，再反观已有的所有研究，去除某人的工作，这个领域出现一段空缺；
反观已有的研究，去除某人的工作，这个领域出现一块空缺，这一块不是某个历史阶段，而有一些交错或平行的工作；
低可以到，将某人的工作从历史文献中删除，对理解该领域毫无影响。
…
爱好何种研究，也就可能是追求一种境界，虽然不一定人人都意识到。
评价贡献大小，需要从整体看，并仔细和客观地比较，在同一领域和问题，哪些工作是关键，哪些工作特别突出。
{对于具体讨论张亭栋的工作，最近李连达提出哈尔滨医科大学关继仁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用关的文章否定张亭栋的工作创新性。但如果读了文章内容，就知道它实际加强调张亭栋工作的重要性。关继仁文章明确说，他对7例白血病人用Fowler溶液（含三氧化二砷），“每疗程平均为两个月，其疗效观察白血病计数有所减少，但无恢复正常者，一般临床症状无进步”，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对本病（指白血病—笔者注）使用砒剂…等但效果均不满意”。也就是说，如果按此文章的结论，就不应该使用三氧化二砷的制剂治疗白血病。
在此，需要说明，有点奇怪的是，李连达提出关继仁文章后，2月5日明确声称关继仁的文章报道Fowler液能够治疗白血病（“哈尔滨医学院临床内科教研室的关继仁医生1958年报告49例中，有7例在1950年后用此药治疗有效”），与关继仁原文两次叙述的事实相反，2月6日和12日暗示关继仁用Fowler液治了白血病。不知道李老师是否读了原文，抑或因观点先入为主而未看清楚关继仁的结果和结论。
假设张亭栋是继续关继仁的研究，那么张亭栋的结论与关继仁的相反，这样仍然是张亭栋的发现为重要。我们知道，张亭栋的工作始于乡村中医合并用药对很多疾病尝试的基础上。可以说，如果任何人在1972年开始试用三氧化二砷，面对国际国内很多人曾多次对不同疾病进行过尝试，就是在黑龙江省，也有两种相反的结论：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内科教研组的关继仁在1958年发表论文认为含砷的Fowler氏液不能治疗白血病，而乡村老中医合并多种中药、以及哈医大附属一院药师韩太云用癌灵一号试过多种疾病（包括癌症和非癌症如感染），认为好像有效，但很快因为毒性和针对性的问题又遇上困难。所以，在1972年，砒霜能否安全地治病，治什么白血病，并不清楚。那时，对砒霜的治疗作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对白血病，也无定论。而在张亭栋等的工作之后才改变大家的观念、纷纷仿效，都集中将化学分子用于一种白血病亚型。张亭栋工作起了关键作用，带来该领域的改观，使人们敢于试用三氧化二砷治疗早幼粒白血病（APL）。
依据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可以看到张亭栋和他的合作者们从1973到1992年的二十年期间发表了重要和关键的研究。他们的后继者们，如上海血液研究所，也都说明是知道哈尔滨的工作才开始自己的工作。其他人的工作基本是1996年以后才成为热门。一个课题组做主导的核心工作二十年，在任何自然科学领域都被认为很突出。
所以，张亭栋的工作有两点很突出：1）通过确定疗效和发现适应症而改观砒霜治病这一领域，2）持之以恒的一系列工作主导领域二十余年。
张亭栋的工作不可能既无古人、又无来者，而是他做了主要的工作，前面参考了他人，后面也有其他人跟上，进一步完善。如果他一个人、或者一个课题组把所有工作都做完了，那不是科学的常规。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有前人和后人。
张亭栋的工作，按有些文章提到其实在1970到1980年代做过上千例病人，但作为论文报道的数量不到两、三百。可以设想，不担任医院领导的张亭栋，在中国工作，难以获得全部临床资料，特别是其他科室（如内科）的资料。而任何时候如果检验科不配合，他们也不可能有全部数据。发表论文无法用缺乏临床病历和缺乏血液检验的病例，只能用数据全的部分病例，很可能是少部分病例。
科学发现也不在于技术的复杂、新颖，而在于对于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寻找治疗的药物，最重要的是找到，而不是用高深的技术。近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试管婴儿，关键步骤是换各种溶液，其中并无重大科学概念、技术含量也很低，而且已经有试管老鼠的先例。
至于有观点认为上海的王振义不应该获得国家最高科学奖，这是没有考虑我国的现实。持此观点者不妨举出几个例子：我国对于世界使用单体化学药品有过什么贡献。如果极少，那么王振义的全反型维甲酸也就是我国非常突出、而有造福全球病人的药物。中国的最高科学奖一定是按中国状况评比。至于青蒿素未获奖，是中国文化劣根性的一种表现，已有另外讨论。
这一讨论的意义在于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工作，也希望有助于年轻人建立研究的taste。}
关继仁（1958）白血病（49例临床分析）.《黑龙江医学》1958年02期 22-34.
